明代府州县的繁简与等级划分——以江西为中心的考察

从秦汉到元朝,皆以户口数量为主要指标,兼顾政治地位、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因素,把地方政区划分为若干等级。明太祖一改前代做法,先是以税粮为标准把府州县分为上中下三等,旋即又综合考虑税粮多少以及地理冲僻、事务繁简、负担轻重等因素把府州县分为繁简两等,开启了主要依照事务繁简和地理冲僻等因素划分政区等第的新趋向。到明代后期,繁简两分法被进一步发展为上中下三等制。从江西各府州县的相关资料看,上、中、下等级与政务繁简、道里冲僻、治理难易等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并不严格,说明政区等级评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标准都难全部适用。

关于明朝的籍贯与户籍问题

王毓铨辨析"籍是籍、贯是贯",有助于澄清以往的模糊认识,但又有矫枉过正之嫌,从明代文献看,当时"籍"与"贯"的含义已经混融趋同。明代不少人既有原籍(也称祖籍、本籍等,即祖先著籍地),又在其他地方占籍(也称附籍、著籍等,即户籍登记地),参加科举考试、佥派徭役等场合例以后者为准;但在日常生活中,并无确定单一籍贯之必要,史籍和地方志著录人物籍贯时也没有统一标准。明代的户籍,可以区分为基本户籍和次生户籍两大类,前者之间不能兼容并存,但可在其上叠加次生户籍;后者有的属于役籍,有的则与徭役无关,都是在基本户籍的基础上编定的,因此可与基本户籍兼容并存,而且一种次生户籍之中往往包含数种基本户籍。役籍与职业之间,虽然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实也不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

明代北京杂役考述

明代北京内府与各衙门使用着大量杂役 ,其应役方式分为两种 :一种是抑配一些人户承当某种特定的役 ,并将这些人户编入特殊的户籍册 ,当役者一般都要长期甚至世代承充 ;另一种是由府州县从人丁事产相应的人户中点差 ,并应按规定的年限重新审编和更替。杂役户可享受一定数量的优免待遇 ,所以有不少民户投充杂役户 ,以逃避日益繁重的差役。明代中叶开始 ,各种杂役项目陆续改为折银输纳 ,许多杂役户也纳入均徭审编范围 。

略论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与村社结构

本文对传统中国的乡村控制和村社结构进行了简略评述 ,认为在传统中国 ,专制国家虽然希望把自己的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之中 ,但受交通、通讯和行政管理水平的限制 ,在事实上不得不利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实施支配与控制。地方精英的成份和功能十分复杂 ,不能简单地用“自治权”、“士绅社会”等概念加以概括。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是由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各种组织机构和个人关系构成的 ,对此必须综合地、辩证地加以理解。

明代时估制度初探——以朝廷的物料买办为中心

时估是指有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根据市场时价估定的官方价格。明朝初期,实行按月时估制度,凡遇买办物料等项,即以此作为价格依据。后来此制逐渐废格不行,遇到买办物料等项,便采用随时估价的方式。明代中期,为了减少估价的随意性,逐渐形成了会估制度,即由多个部门的官员共同估定价格。会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买办价格的合理。但在会估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常使铺商或国家蒙受重大损失。

明前期驿递夫役佥派方式初探

明帝国在开国之初就构筑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庞大而严密的驿递系统，其对明政府政权的巩固、政令的畅通、运输的便捷及经济贸易的发展等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整、高效的驿递系统。然而，为维持这一系统的正常运转，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明政府主要以随田粮佥派夫役，杂以特殊人、户充当驿役。由于这一系统体系庞大，构成复杂，耗费至巨，且推行日久，病弊百出，驿递夫役不堪重负，不但大大降低了驿递系统的功效。

财竭商罄:晚明北京的“公私困惫”问题——以《宛署杂记》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宛平知县沈榜撰写的《宛署杂记》,保留了万历前期该县大量的经济数据。通过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数据的梳理,可以看出,当时该县已陷于入不敷出的财政窘境,主要原因是朝廷免除了下等铺户纳银,提高了契税的起征点并降低了税率,而该县承担的经费不但未能相应减免,反而逐渐增加。在赋役改革方面,该县取得明显进展,绝大多数项目都实现了纳银化或以银计算,夏税、秋粮内各项已合并征收,部分徭役摊入地亩。但也应看到,赋役改革远未最终完成,起运的地点和数量仍然极其琐碎分散,力役在徭役结构中仍然点据着主导地位。随着各地粮草物料的纳银化,北京的"商役"日益沉重,造成了经济凋敝和民生艰困。

社会地位与亲缘关系的交互建构——以明代科第大族平湖陆氏为例

关于家族的范围以及族人帮助对于科举成功的作用,学者之间存在分歧。何炳棣主张"族"是五服之内的血缘组织,对族人之间的提携作用不应高估,而韩明士、艾尔曼等人则认为何氏严重低估了家族、姻戚对向上社会流动的功能。事实上,家族的范围有多大,可能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如同其他社会关系一样,族人关系也表现为以自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而且随着中心"势力"的大小变化,族人的亲疏关系也有所变化。通过梳理明代平湖陆氏靖献支的家族史,可以发现,社会地位与亲缘关系之间具有交互建构的功能,社会地位的提升往往成为亲缘圈扩大和巩固的契机,而亲缘圈的扩大和巩固,当然也有利于保持或进一步提升社会地位。

晚明户部的财政经制与实际收支——对《万历会计录》收支数字的说明与评估

万历前期编纂的《万历会计录》,汇集了户部掌握的各种财政数据,有助于了解当时国家的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不过,书中所载各种数字的性质比较复杂,要想准确理解和恰当使用这些数字,必须首先弄清其产生背景及其内含意义。大致说来,当时编纂此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重新确定与户部相关的财政经制,因而该书所载数字本折混杂、年份不一,而且与实际收支有一定差异。与地方财税数据相比较,《万历会计录》中记为本色的项目,实际上绝大多数都已折征银两,而且地方实际征收的数额,比户部定额高出不少。

从禁地到利薮:权力经济下的明代西山煤炭开采

北京西部山地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在明代,为了保护京城和皇陵的风水,严禁在这里伐石采煤。由于开窑挖煤既可以为当地百姓提供生计,又可以为权豪势要带来利益,这种禁令很难得到长期有效执行。到明代中叶,私开煤窑现象已是蔚然成风。嘉靖年间,不得不放松限制,允许在西山采煤。由勋臣、外戚构成的京城权贵集团,通过自行开窑、接受投献等方式,在西山拥有大量煤窑,成为主导西山煤业的重要力量,相互之间还曾发生激烈争斗。朝廷也试图从中获利,陆续开设了一些官窑。万历年间,神宗在西山设置煤监,征收税课,因骚扰百姓,最终引发了大量窑民进京请愿的事件。其后,神宗虽然撤回煤监,但继续征收煤税,到天启年间才宣布停征。

晚明工部的财政收支及存在问题--对《工部厂库须知》财政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明代工部是户部之外最重要的财政部门,但对于工部的财政状况,目前还缺乏系统了解。万历后期编纂的《工部厂库须知》,系统记述了工部四司的职掌及相关收支数据,为了解工部财政经制提供了一扇窗口。通过对这些数字进行汇总折算,大致可以了解当时工部的常规财政规模和收支结构。两相对比,工部财政似乎应有盈余,但实际上当时工部已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因为,由于拖欠、题留等原因,工部实际收入肯定少于经制数额,而由于存在大量的"不等年份"和"不时题办"项目,工部实际支出又大大超出经制数额。此外工部财政管理存在很大漏洞,尤其是无法约束宦官的贪冒侵渔行为,造成了大量的钱粮浪费。

用另一种眼光看清代江南农业经济

重新审视江南经济的学术背景 《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一书，是以大量数据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而作者提供的数据和解释，都是为了证明明清江南农业经济走着一条与西欧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此书看似是一项实证研究，实际上是带有强烈论辩色彩的理论著作。其抨击的对象，就是近年几乎已成为过街老鼠的“西方中心论”。

明代北京街道沟渠的管理

明代北京没有统一的市政管理机构。其时 ,街道均为土路 ,晴则尘土飞扬 ,雨则泥泞难行 ,且路面上粪溲遍布 ,卫生状况较差 ,容易引发疾疫。工部、五城兵马司、巡城御史、锦衣卫对街道、沟渠均有管理职责。其管理 ,主要是对壅塞的沟渠和塌损的街道及时疏浚、填垫 ,对损坏和侵占街道、沟渠的行为进行查处。

儒家家族主义伦理对明清商业发展的影响

儒家家族主义伦理对明清商业发展的影响高寿仙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表如果不能说是一种新的学术趋向的开始，至少可以说大大加强了这样一种学术旨趣：这就是对经济发展与文化背景的相关性的关注。在韦伯看来，基督教的新教伦理观念引发的某些...

明代北京的沙尘天气及其成因

近年来,北京多次受到沙尘天气侵扰,给居民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不利影响。为了深入了解沙尘天气的发生规律,有必要对历史时期的沙尘天气状况进行研究。作为帝制后期中国的首都,北京保存下较为系统的沙尘天气资料,应该充分加以发掘和利用。本文对《明实录》中的沙尘天气记录进行了初步整理,并简单分析了明代北京沙尘天气的特征和成因。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学界对于章学诚理论体系中“六经皆史”的命题，歧见迭出。本文则从史之含意、六经之地位等角度澄清了一些误解，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撰述”；章学诚不仅没有贬低《六经》之意，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六经的崇高地位。文章还对“六经皆史”说之渊源进行了探索，认为“六经皆史”

治体用刚:张居正政治思想论析

张居正既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政治实干家,又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家。他认为秦朝推行的严酷政策,是"王道"陷入困境后的必然逻辑结果,又主张"法后王",提倡"为下不倍",反对"生今反古"。他的这些政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为了证明"治体用刚"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他认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关键是"振纪纲",而要"振纪纲"就必须"综核名实",严禁士大夫聚众讲学,议论朝政。可以说,张居正继承并融贯了儒法两家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技术,形成了一种崇尚实学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

共享与差异:明代北京的民俗宗教

明代北京存在着来源不同、性质各异的多种庙宇,其中有些神灵被纳入官方"祀典",有些则属于民间"私祀",但是否纳入祀典,并非"正祀"和"淫祀"的明确分界。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宗教因素相互交融,成为一种统一的宗教,这就是被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民俗宗教。民俗宗教体现在从国家礼仪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按照时令节日,在家中或到特定的宗教场所进行祭祀、祈祷、进香等活动,是民俗宗教最重要、最直观、最集中的展现。从明代中叶开始,围绕到寺观神庙的祭拜贡献等活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香会,它们的规模日趋庞大、组织日趋复杂。民俗宗教虽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但其内部并非混融无间,不同阶层和身份之间往往会表现出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