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工程哲学学术会议综述

第七次全国工程哲学学术会议于2015年5月18—19日在广州市中山大学南校区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工程哲学专业委员会与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主办、中山大学哲学系承办。会议主题为＂工程方法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旨在展示和交流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新成果,

关于旧证据问题的争论——评豪森的反事实策略

介绍了学界关于旧证据问题进行争论的情况。主张在豪森的反事实策略的基础上区分理论解释性证据和理论预见性证据,以应对反事实概率的可测度性问题。反事实策略并不要求在指派反事实概率上遵循理性的标准,反事实概率实质上是一种先验概率,即无条件的主观置信度,主观贝叶斯主义并不承诺其指派合理性标准。反事实概率的可测度性并不能构成对反事实策略的挑战。

贝叶斯认证理论与证据支持关系探析

胡贝尔认为根据贝叶斯理论可推出证据的可靠性与认证度呈反比关系,这种有违直觉的关系构成了对贝叶斯认证逻辑的责难,而旧证据问题则是这种不统一的反比关系更深刻的描述。证据的可靠性与认证度的反比关系并不是贝叶斯认证理论和科学实践的分歧,恰恰相反,贝叶斯认证理论如实地反映了科学家的实际行为。不仅如此,贝叶斯认证理论表明,证据对假说的支持关系并不是单一静态的,而是复合多元的,并且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图景。

作为“道德基础”的理性如何规范道德——康德“实践理性”德性论解析与重构

"理性"作为道德的基础,源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选择,要靠理性把握和决定。然而,经历了十几个世纪的变易,"理性"的光芒逐渐虚渺。而到康德,"理性"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特征,成为康德整个德性论的根基。而对康德的德性观的某种回归为探寻理性何以重新规范道德提供了启示,也进一步重现了康德道德哲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面对警民冲突:结构要素、构成原因与缓解路径

明确警民冲突的结构性要素与构成性原因,对防范和处理警民冲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从警察、民众以及警民交互三个维度来看,警民冲突首先是警察在组织化与个体化之间推拉和撕扯之结果,亦是民众对警察的诉求自反悖论推至极致之效应,更是警民不良交互耦合之外化。基于此,完善警民对话机制、重塑警民信任关系从而恢复良性警民交互耦合,是缓解警民冲突的现实路径。

弗雷格“认知价值”困惑问题及其解决

意义的指称论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它们所指称的客观对象,但指称论仍然面临着各种问题,比如空词项存在问题、弗雷格"认知价值"困惑问题以及保全真值的等值替换问题,等等。关于"同一性"的探讨和意义指称理论息息相关,而基于"同一性替换"原则的弗雷格"认知价值"困惑更是引发了分析哲学家持久而激烈的讨论。对此精致的指称论代表弗雷格区分了指称和涵义,然而弗雷格从未说清涵义是什么,通过在弗雷格的精致指称论基础上提出专名的"一般性涵义"与"语境涵义",摹状词的"一般性用法"与"语境用法",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弗雷格的意义理论。

对“老证据问题”的解决——从语境论的角度看

对于"老证据问题",豪森和厄巴赫提出一个基于贝叶斯方法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实际上借助于一个"检验语境的原则"即:新证据相对于当前背景,老证据相对于老背景,而且老背景相当于当前背景减去老证据。笔者的方案接受了该方案的贝叶斯方法和语境主义的立场,但对老背景的内容作了修正,即由"当前背景减去老证据"改为"由当前背景减去旧理论"。相比之下,笔者的方案更为符合科学史实,同时印证了库恩的范式理论。

关于恶性的哲学解释

"恶人"或者"恶性"这一概念常用于对道德主体进行描述与评价,而能否做出准确的描述或是公允的评价要求对"恶性"有清晰的界定。当下对恶性的哲学讨论主要有三种进路:恶行进路、心理诊断进路以及品性进路。恶行进路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无法解释人们对恶人的一些直觉。心理诊断进路着眼于挖掘恶人本质的心理特征,但任意一种诊断均会面临恶性的过宽过窄问题。一种整合各种心理诊断的策略可望解决恶性的过宽过窄问题,但这种整合的可能性在于,要么引入恶的一致性要求,要么引入恶性的多轨结构。而恶的一致性要求和恶性的多轨结构是一种基于品性的恶性解释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意义上,品性进路更为优越。

侦查假说的概念内涵及其认知二重性——兼论科学假说与侦查假说之关系

澄清侦查假说与科学假说之关系是明确侦查假说概念内涵的可行进路。侦查假说的同源性替代论题主张,作为科学假说的子类,侦查假说不过是其在侦查领域的应用。同源性替代论题着重突出科学认知在侦查假说中的构成性作用,但其缺陷在于尚未意识到侦查假说具有认知二重性,是科学认知与常识认知的产物。为化解侦查科学化可能带来的唯证据论与侦查扁平化风险,运用科学认知规范侦查活动之余,要赋予常识认知其内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