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中国现实题材商业电影的符号化包装与奇观化叙事

当前中国许多热门商业影片虽然源于新闻事件或具有现实感,但其创作方式和目标与传统现实主义却有显著区别。将这些影片置于大数据时代和消费社会语境下审视,它们可被视为“现实题材商业电影”,呈现出这样的特点:针对观众现实焦虑,炒作社会热点;挖掘现实题材中的卖点和奇观性;以煽情或传奇方式缓解焦虑。这些影片将“现实主义”作为商业盈利的手段,但也反映了观众的消费心理,折射了现实主义作为电影美学特征的开放性,甚至拓展了“现实主义电影”的内涵,并能从中窥见时代人心的一些侧面,完成对现实更为迂回但也可能更为深刻的洞察。

《驿路梨花》:爱心与善意的温暖传递

通过深入分析《驿路梨花》中“驿路”的隐喻和“梨花”的象征意义,以及悬念设置的艺术构思,指出教学《驿路梨花》不仅要让学生领会其中流淌的爱心与善意,学习设置悬念的方式,而且要引导学生思考该小说创作上的一些不足,以培养学生思维的开放性和思辨性,使其学会运用一条全新的思维路径去阅读“这一类”文本并尝试创作。

新时期的中国体育故事片

我国“电影艺术词典》是这样定义“体育片”的：“与体育活动有关的反映社会生活的故事片。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往往与体育事业或体育竞赛活动紧密相联系，具有较多的紧张、精彩的体育竞赛场面。为适应内容的需要，在导演和摄影艺术上往往更注重节奏感和动作性。在演员选择上常起用著名的专业运动员或业余运动员。”

在民间立场上营造的诗意世界——谈影片《暖》的改编特色

影片《暖》(导演霍建起)是一次成功的电影改编。它扬弃了原作小说的主题、意境、气氛,仅保留了大致的叙事框架和秋千的意象,大胆地对情节、人物、场景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再创造,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营造了一个诗意的世界。因此,与其说“《暖》改编自《白狗秋千架》”,不如说“取材于《白狗秋千架》”更准确。

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实施现状与反思

当前,我国高校通识教育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在种类繁多的通识课程背后还存在着理念上的保守狭隘,效果上的苍白空洞,教学形式上的单调乏味等不足。这需要各个高校真正将通识教育视为一种教育观,一种教育理念,一种教育理想,一种教育境界,而不是将通识教育简化为"课程设置方式的变革"、"课程类型的丰富"、"教学方式的调整",等等。通识教育的培养目标必须落实到"人的培养"上来,要努力培养有广阔的知识面(文理贯通)、有独立思考能力、有丰富的创造性、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有健全人格的新世纪人才。

“消费社会”语境下的“现象电影”分析——电影《小时代》现象及其它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观众对"现象电影"的消费有"区分"和"趋同"的心理在共同起作用;同时,"现象电影"在营销时也是超越真伪和高下地强调一些"符号",以小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因此,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电影创作者必须随着网络营销的发达和观众消费心理的变化,积极适应这种变化并在电影创作中体现新的调整,既要契合观众的"欲望逻辑",更要在影片的内涵上延伸和拓展,使观众内心深处的焦虑与渴望得到暂时的抚慰。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文章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中"爱情"的登场、表演及退场方式,从"爱情的升华:在革命事业中获得意义确证","爱情的移置:走向同志情"和"爱情的缺席:纯粹政治时空的构筑"三个方面来见证电影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是如何在政治性的命题和人性化的书写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浮出地表”的贾樟柯——从《小武》到《世界》

非戏剧式的情节,长镜头的大量运用,用纪录片的方式还原生活和情感的原生态,对城市里平凡甚至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是贾樟柯(甚至第六代导演)影片中一以贯之的特点。

通识教育背景下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理念革新与实践探索

当前,多数高校基本上都开设了公共影视课程,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形式和效果并不令人满意,许多课程流于形式,甚至与美育的性质和目标背道而驰。因此,有必要对大学公共影视课程的实施现状进行总结与分析,直面其中的困难和误区,牢牢把握"美育"的性质与目标,在通识教育的背景下对大学公共影视课程进行理念革新和实践探索,以真正实现"美育育人"的目的。

善良和正义的艰难守护——作为改编电影的《天下无贼》

影片《天下无贼》在开场就将观众带入一个喜剧性的情境中,中间也多次展示冯氏所特有的幽默机智,观众似乎将在轻松闲适的氛围中完成一次梦幻旅行。但影片的后半部,渐渐有一种无端的伤感在流溢蔓延,尤其王薄死了之后,怀有身孕的王丽还在痴痴地等待一份永远不会如约的承诺,更有一种让人欲哭无泪的悲怆。影片是据赵本夫的小说《天下无贼》改编的。对比原作小说,影片的成就和缺陷都更为明显。影片让人长久地陷入沉思的,是对于善良的赞颂,对于正义的呼吁,和对于人性的思索。这三个方面,在小说中并没有深入揭示。

在民间立场上营造的诗意世界——谈影片《暖》的改编特色

《暖》是一次成功的电影改编。它扬弃了原作小说的主题、意境、气氛，仅保留了大致的叙事框架和秋千的意象，大胆地对情节、人物、场景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再创造，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营运了一个诗意的世界。因此，与其说《暖》改编自《白狗秋千架》，不如说取材于《白狗秋千架》更准确。

在时间和空间的纵横交错中“流离失所”--电影化思维下再读《故乡》

以电影化的跨学科思维视角重新观照《故乡》,从视觉化的角度关注小说的构图方式以及场景设置所隐含的情感倾向,从“冲突”的层面审视小说中的多重冲突及其背后的思想内涵,既可以开辟一条新的文本解读路径,又可以拓宽语文学习与运用的领域。

中国当代电影改编的叙述学观照——以叙述方位为切入角度

叙述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字叙述,但既然电影和大部分文字叙述样式一样,都是讲述一段“完整而有一定长度”的情节,叙述学的基本规律同样适用于电影。

民间世界的坚守与失落——张艺谋电影的意识形态读解

在马恩经典论述中,意识形态是主导人或者社会集团的思想和表征系统。而在一些现代西方学者看来,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教条,一个思想、信念、概念等的复合体",[1]更有学者指出,"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一个明确表述的信条的系统,不如说是一套形象、象征,偶尔还是我们在无意识层面‘体验’的概念。"[2]因此,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应该是宽泛的。(一)从张艺谋的电影中,至少可以抽离出两种意识形态,一是政治意识形态,二是民间意识形态。前者旨在让人们在一整套的机构和仪式中,适合于相应的社会功能。而后者传承着历史的伦理观念和行为习俗。

荷戟独彷徨的“侠客”——作为武侠片的《英雄》和《十面埋伏》

对于《英雄》和《十面埋伏》,无论张艺谋在拍摄之前有多大野心,也不管制作方如何费尽心机地宣传造势,它们在类型上仍属武侠片。因为,武侠文艺的三大元素。即武功、侠义和传奇在影片中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

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化表达——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本文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伦理化的表达:将政治上的敌人定义为伦理上的坏人(小人);用伦理的切肤之痛激起个体的“阶级仇恨”;将革命的意义置换为伦理上的抚慰。同时指出,中国电影在伦理化表达上成功或失败的例子,对今后中国电影创作如何在思想主题的融注、艺术上的探索及观景愉悦的营造上实现完美的结合,有着重要的警示和启示意义。

历史伤痛抑或民俗奇观——中国电影如何表现“文革”

中国电影对“文革”的批判不应是一味地裸露伤口,而应以一种痛定思痛的反思精神和深沉的历史意识,从伤痛展示走向理性思考,尤其要通过个体幸福的被扼杀让观众产生一种切肤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