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破解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显著标识和各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各国现代化实践道路的多样性源于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这一本质规定内蕴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包含自身的民族特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辟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现代化发展的单一模式,以资本现代化的文明面向来掩盖其剥削实质,衍生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视域。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文明定向的基础上,拒斥了西方一元现代性叙事的强制逻辑,向世界展现出多元现代性的文明图景。

论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困境

资本主义文明在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衍生出自身无法克服的现代性问题,具体呈现为经济、政治、文化三重发展困境。资本主义文明是资本逻辑不断增殖与反噬自身的历史,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导致了人在微观领域的劳动异化和宏观层面的生存异化的经济困境。资本主义文明所宣扬的自由与平等是对市民社会现代性诉求的抽象表达,其囿于政治解放的维度而沦为虚假的意识形态,陷入自由平等的形式与实质断裂的政治困境。资本主义文明的精神困境则集中表现为理性的自我矛盾,理性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精神内核却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异化为操纵人的工具理性而必然走向虚无主义的深渊。

马克思人民理论的演进逻辑与当代境遇

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嬗变中,人民的政治性是人的本性,政治成为人民“无法超越且只能永远陷溺其中的现世”,而人民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意旨的范畴,最深刻的表现是统治与被统治。马克思人民理论的创立及其逻辑的展开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先验的政治预设,它立足人民的现实境遇,明晰了“人民理性”的哲学原则,将无产阶级作为“真正的人民”,重构其政治范畴、主体范畴以及历史范畴,揭示了人民主体的历史根基在于劳动实践,劳动解放是其超越传统政治性,实现人民现实性与神圣性的根本途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具体实践出发,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人民理论进行了全面性拓展、系统性运用与创造性实践,为马克思人民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做出了卓越努力。

《资本论》的时间辩证法:资本逻辑的时间叙事及其解放

《资本论》的时间概念与资本批判紧密相连。马克思在该书中分析指出,时间在资本的作用下呈现出具体和抽象的二重性质。具体时间与个体的社会劳动结合在一起,抽象时间则表现为价值的独立运动。资本周转与时间转化交织浸润,资本逻辑的建构体现为从具体转化为抽象的时间规范。作为一种将时间抽象化的强制力量,资本将个体的生命时间统摄于它的结构之内,这导致劳动者无可规避地处于被奴役和支配的异化状态。除了建构时间的抽象统治结构,资本主义还造就了一种瓦解资本逻辑的历史动力——从抽象还原到具体的自由时间。资本增殖的空间来源于劳动者被压缩的可支配的自由时间,只有对资本的批判“代表一个阶级”,劳动者才能真正推翻时间的抽象统治。要完全超越资本,必须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解放自由时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时间才能从异化劳动的空间转化为自由发展的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分析,不仅解开了“资本之谜”,也解开了“时间之谜”和“自由之谜”,在揭示资本逻辑限度的同时,为当代社会主义世界中人的自由解放指明了方向。

文本研究中的细节甄别与思想阐释——以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为例

文本、文献研究如果不深入到具体细节中进行细致的辨析,很难准确、客观和到位地把握作者的原始思想;而缺乏扎实、可靠基础的任何当代性的阐发,都可能陷入虚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注重其学说的现实性、实践性,我们也已经习惯于称他们为“革命导师”“无产阶级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创者”,但就其一生的职业和身份来说,他们也是学者、思想家和理论家,几十年间在书斋度过,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伏案工作,留下了巨大而庞杂的手稿。由于其著述表达方式的特殊性,为我们准确把握和理解其思想增添了很大的难度,为此,解读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结合大量细节甄别,本文提出如下的原则:文本解读必须自觉抑制主体性的肆意发挥;回到西方文化传统辨析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传承和变革;从貌似矛盾和对立的表述中寻找融通和互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翻译实践先锋探索

国家翻译实践是个人或机构为实现国家利益所开展的翻译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译者群体便是其真实写照。回顾历史,这一群体与其他群体以国家名义开展翻译实践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坚持“译行合一”,即自建党起,陈独秀和李大钊领导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通过翻译、接受、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挽救民族危机。这成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译行合一”可成为译学领域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与建构的先导与示范,彰显党员译者在国家翻译实践中的模范作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批判思想及启示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证了马克思哲学立场和革命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蕴含在马克思对德国宗教问题、制度弊病和哲学局限的反思和揭露中。马克思遵循现实性、针对性、重点性和使命性的原则,从宗教批判入手,对德国的制度现实和哲学现状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探索实现人的解放之可能。新时代,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要从马克思的批判思想中汲取与错误社会思潮开展斗争的理论经验和方法启示。要敢于同错误思潮进行“搏斗式批判”,以公开其渗透行径;要及时对错误思潮开展“重点式批判”,以揭露其内容实质和政治企图;要善于采取多样化方式开展系统性批判,以解构错误思潮内核;要围绕事业发展开展使命性批判,筑牢主流意识形态防线,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障和强大精神动力。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对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启示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找启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其中萌芽的新世界观对当前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具有启示性意义。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梳理“大思政课”建设的目标、本质和重点;以《提纲》的新世界观提出“大思政课”建设要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关注学生个体差异性,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大思政课”建设的内涵与《提纲》新世界观的融合,探索“大思政课”建设的科学路径。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唯物史观叙事结构及其科学内涵

唯物史观的叙事结构鲜明地赋存了意识形态批判“由破而立”的逻辑线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立足于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求索导向,以确立唯物史观的叙事话语破除了以往传统旧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桎梏,充分彰显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否定性逻辑、建构性逻辑和超越性逻辑的科学内涵,并以此为思想视域,进一步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新发展。立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的原初语境,挖掘唯物史观在叙事层级和逻辑结构上所内蕴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科学内涵,无论是对于充实当今马克思主义文本诠释和原著探究的发展来说,还是对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张力和真理伟力来说,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探析

《共产党宣言》通篇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其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发展历程为基点,深刻阐述了阶级斗争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揭示了“两个必然”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明确了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等,体现了新世界观的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深入理解《共产党宣言》中所蕴含的唯物史观思想对于新时代更好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共产党宣言》中的现代化思想及其价值意蕴

现代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回归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所写的《共产党宣言》,从经典文本内容中探寻和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通过历史动因、思想动因、现实动因分析和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生成逻辑,围绕主体力量、内在动力、制度保障、实现路径、价值旨归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丰富内涵,立足当代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从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思考和感悟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思想的价值意蕴,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唯物史观哲学叙事的三重逻辑及其中国式现代化意义

“生产-需要”“生产-财富”“生产-自由”是唯物史观哲学叙事的三重逻辑。“生产-需要”不仅构成对近代以来的“需要-满足”单向度模型的批判,而且以“类生活”需要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遵循。“生产-财富”不仅将人的全面富裕从经济生活的物欲层面擢升出来,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原则提供了重要启示。“生产-自由”不仅彻底颠覆了“西方哲学-经济学传统”与“内在分裂说”,而且为现代化的本质提供了形上指向。重新理解三重哲学叙事逻辑建构唯物史观的不同侧重及其“三位一体”的本质内涵,既有助于从多维视角把握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也有助于从唯物史观的高度认同和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也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共同富裕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共同富裕有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在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描绘了未来社会劳动资料归全体人民集体所有、发展过程让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理想状态,为当前我国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指明了未来社会实现全体人民整体性富裕、渐进性富裕、全面性富裕的制度保障、物质前提和精神动力,为当代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行动指南与实践路径。

《资本论》中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分析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指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是现实存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有一定的思想文化根源作为基础。《资本论》中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科学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人自由的发展,从而使人全面发展;人与人和自然在发展上的和谐统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思想,对当今世界以及当代中国的发展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新时代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使我国向社会主义强国迈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正本清源——基于马列著作的文本学考察

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上,长期存在“三种社会形态论”和“五种社会形态论”(或作“五种生产方式论”)两种主要观点及其争论,其中后者则为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省思,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或阐释。但争论依然激烈,分歧继续存在,甚至对于马克思是否提出过社会形态理论这样的问题也未能形成一致性看法。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一些学者狃于寻章摘句以论证预设观点的研究方法,其结果既相悖于真正的学术探讨,也背离了马列著作的原义。立足于文本学考察,可知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问题上,从未明确提出过“三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而只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社会形态”及其特征作过一些描述或设想,认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明确阐述“三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社会形态”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长期支配中国学术界的“五种社会形态(生产方式)论”,实为列宁和斯大林总结出来的“理论”,特别是后者将其教条化和神圣化,因而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化视角下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的理论审思与实施策略

社会化是个体由“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和理论的途径,更是引导实现社会化的重要手段。为此,需要在认识各学段学生社会化需求特点基础上给予具有系统性、连续性的整体设计和积极引导。在纵向学段衔接向度上,从教育内容、实施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建设、教师队伍等方面整合教育资源;在横向多元参与主体向度上,关注学校、家庭、社区、互联网空间等力量的整合,构建全方位育人网络。

重思马克思“消灭哲学”的经典论断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消灭哲学”的经典论断。“消灭哲学”论断中的“哲学”特指黑格尔法哲学,并非针对全部西方传统哲学。“消灭哲学”论断体现了内容和方法的双重现实性,其中“消灭哲学”和对应的“实现哲学理想”在思维方式上都呈现自我否定的特征。“无产阶级”是“消灭哲学”的必要“物质武器”,“消灭哲学”的论断以“无产阶级”作为实践主体,在理论逻辑上具备可行性。“消灭哲学”的论断与现代西方哲学推崇的“哲学终结论”存有本质性差异,实现了对“哲学终结论”的根本超越。“消灭哲学”的经典论断既体现了马克思早期哲学观的精髓,也为重建当代哲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首部恩格斯著作中译单行本的出版与意义

恩格斯所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著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1920年8月20日出版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郑次川译本是该书最早独立成册出版的中译本,也是目前国内已知的恩格斯著作首部中译单行本。这一译本的出版是五四前后中国知识界、出版界对时代思想诉求的主动回应,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经典在传入中国伊始不仅有政党力量的推动,还有着社会层面的参与。郑次川所作的译者序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早期传播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以帮助其适应中国语境、扩大影响力的尝试。该书的底本来源和译本内容反映出日本渠道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深刻影响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对于“信、达、雅”的不懈追求。郑次川译本因其较高的文本质量、独立成书的出版形式、强有力的发行宣传得以迅速再版并在社会层面广泛传播,对后续译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影响了众多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郑次川译本《科学的社会主义》与陈望道译本《共产党宣言》同期出版、“相辅而行”,一起将马恩著作传入了中国,引领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高潮。从引入传播先进思想、推动中国转型进步、实现社会改造理想的角度而言,二者具有同样的历史地位、共同的社会作用,应“等量齐观”。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政治哲学深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分析为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对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抽象化叙事的批判为逻辑前提,主张把对“人”的理解从观念领域回归现实世界,将“现实的个人”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进程给予分析,将现实个体及其阶级视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强调从“粗糙”的物质生产及其承载的社会关系层面把握“人”的本质属性。“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感性力量,“人”在实践过程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为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指明,在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各自分裂的情形下,“人”被异化为二重化存在的现实,市民社会中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但也是非真实的;政治国家中的个人是真实的,但也是非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人”是异化的理性“工具人”,要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摆脱唯心主义和非批判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投入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斗争之中,将“人”从市民社会的人提升至社会化的人类,进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克思自由时间理论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自由时间指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占去,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在其中自主活动,并能够用于自我发展的时间,其价值旨向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深受工作日延长与劳动强度增加的双重挤压,不仅无法在劳动中享受自由,而且在资本的规训中丧失生命活动原有的丰富性。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当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有充裕的自由时间,并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然而,由于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化,消费主义下的空虚与不安,加上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自由时间量的增长与质的提升都面临挑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坚持数字经济赋能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保障自由时间量的增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以实现自由时间质的丰盈,引导人民群众在体面劳动中提升精神境界,创造新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