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伽达默尔著作集汉译与研究”(15ZDB026)项目简介

本课题以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中心为承担单位。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洪汉鼎担任首席专家。中国诠释学专业委员会召集人、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主任傅永军教授担任课题研究总协调人、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陈治国教授担任课题组的行政与学术秘书。

理解与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核心要义:哲学解读

以大历史观的哲学自觉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核心要义是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维前提。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表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不仅赓续五千年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根脉,而且是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最新形态。正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之新”源于“道路之新”,即源于对西方式现代化、旧中国道路模式的超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同样需要溯源如何对于西方式现代文明的超越。我们的语义分析必须从“现代”与“现代性”的历史演化入手,由此进展到何谓“现代文明”的演化逻辑,阐明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结果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表达和理论旨归。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大历史观揭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阐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根脉魂脉、主要功能和运行规律,谱写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体系是我们时代的使命。

数字孪生城市的治理变革与路径优化

数字孪生城市作为现阶段探索智慧城市治理的新型模式,其本质是利用智能技术在虚拟空间中对现实的物理城市进行精准复刻,借助克隆的孪生城市进行模拟、预测和干预城市的运营和治理,其主要优势在于造就了一种系统智能化和干预智能化相结合的全过程智能,形成了“全景映射”“极致可视”“虚实融合”“即时交互”的智能治理结构。数字孪生城市的快速发展在催生新一轮城市治理革命的同时,也面临着数字技术发展困境、虚拟现实融合困境与现实治理协调困境等诸多挑战。因此,必须强调数字孪生城市的底层逻辑是对城市属人性本质的不断深化,只有让技术手段和人文关怀共同进步、相得益彰,才能让城市的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将城市治理体系现代化成果真正转化为不断改善的生活品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唯物史观向度

唯物史观的叙事结构具有三个方面的理论特质:理论范式方面坚持“主体间性”的关系论,实践原则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价值诉求则指向“世界历史”。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特质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理论向度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于唯物史观的关系论视角,从主体间性的层面阐释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实践向度来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为现实基础;就价值向度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出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体现了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价值指向。

论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的三重批判

马克思没有在自己的著作中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但他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批判,在事实上构成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中,作为现代性主导原则的主体性,主要体现为个人主义、物化逻辑以及资本逻辑的扩张与蔓延等形式。马克思对这三种形式所作出的深刻检视和批判,是他对西方现代性予以批判的实体内容。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表明他在理论上否弃了现代性。毋宁说,马克思通过这一批判,实现了对现代性的根本重建,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和发展现代性的更优方案。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构成了西方式现代化及其代表的文明形态的批判力量,但在其理论框架内蕴含着用以论证、辩护、支持、推动现代化的丰富思想资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具有巨大优越性和蓬勃生命力、表征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根本理念,也体现、印证、丰富着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

创造力与评价:人工智能的建模探索及其哲学问题

人工智能在建模创造力时既重视研究创造力与评价的关系这一带有哲学意义的问题,也重视在自主创新计算系统中建构有自评和评他功能的评价模块。这样的研究既让创新系统如虎添翼,又向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在创造力、价值、评价及其关系问题上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受人工智能评价研究的启发,应该而且可以从哲学上重思创造力与评价的关系,进而获得新的发现。人的创新活动除了受已发现的机制、变量的制约之外,一定还有类似于计算创新系统中的内嵌评价模块,它让创新主体在创新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反思、验证、评价自己的创新活动,思考已做的工作相对于自己过去和别人已做的同类工作有无重复,有无进步,并根据评价适时调整自己后面的创新活动,最终让创新成果凸显。

评诺曼·莱文对晚年恩格斯的两个质疑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者”,美国学者诺曼·莱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中的人类学》一文中论证了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所谓原则性分歧,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予以高度赞扬,而对恩格斯则予以尖锐批评,称其为“机械唯物论者”。在莱文看来,恩格斯的社会发展观认定,所有各种社会都必然经历“一种单线性分阶段发展的过程”;在恩格斯那里,生产力这种“经济力量”是“外在于人的力量”,“最初的原动力是存在于人之外的经济力量。这种经济力量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而人本身只不过是对这种原动力的简单反应”。莱文这两个质疑是其制造“晚年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对立论”的重要论据。依据深入、透彻的文本学分析足以确定,这两个指责均建立在莱文对晚年恩格斯历史观的误解之上。事实上,恩格斯高度重视不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差异性,坚决反对简单按照“经济必然性”,用抽象、单一的解释框架、分析模式,对各民族、各具体社会的历史轨迹、演进过程作出单调齐一、毫无差异的描述。与莱文的片面理解不同,晚年恩格斯与晚年马克思一样,在人类不同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轨迹问题上,充分展示了“辩证法学者”的特点。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生产力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人类整体及其中的每一个体都参与了生产力的创造,“生产力”既是人们面对的既定事实、客观环境,亦是他们共同活动的产物,他们继承和面对前人创造的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以此为起点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历史的真正主体”不是与人无关的僵硬的外部力量,这个主体就是“人”自己。

财产权的张力:洛克与马克思

洛克作为近代政治哲学财产权思想的开创者,在《政府论》中从自然权利论说出发,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所有权思想。马克思继承了洛克劳动所有权思想的核心,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现剩余价值,揭露资本家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开启了财产权的资本逻辑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财产权是以劳动所有权为外在形式,背后隐匿着否定自我所有的资本所有权,揭示了财产权的现代分离。马克思将洛克的劳动所有权发展为劳动力所有权,在重建个人所有制中实现人的自我所有,完成了对财产权的正义建构。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人口规模巨大”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判定中国发展的科学原则;“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公平正义的哲学根据;“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表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中国式现代化践行“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来源。

从“有机的共同体”到“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超越赫斯共同体理论的三重逻辑

对赫斯“有机的共同体”理论的批判与超越,构成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形成的重要思想环节。其一,在共同体理论的建构前提下,赫斯从“社会交往”活动出发,将这一活动归结为费尔巴哈人本学意义上的“类活动”,由此陷入了对人的本质的抽象预设;马克思恩格斯则以“物质生产”为起点揭示出人的本质的客观现实性。其二,在共同体的异化根源上,赫斯把基督教精神看作异化产生的理论根源,由此把货币看作异化产生的现实根源,指出上述双重根源导致了“货币共同体”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则从生产分工出发,指出“自然分工”才是导致共同体异化的现实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条件下的分工对人的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奴役。其三,在真正共同体实现的历史主体与路径上,赫斯认为工人和资本家可以通过爱情联合起来,以社会改革实现“有机的共同体”来摆脱现实困境;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所有制,推进人类历史进入“自由人联合体”阶段,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生产社会·消费社会·控制社会——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唯物主义透视

马克思认为,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作为“生产社会”,不仅代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更意味着资本作为生产关系,再生产了工人对资本的依附性。但生产社会并不是一个自足体,由竞争规律的强制所导致的低收入和充分消费之间的悖论,使再生产遇到它的内在界限。为了克服这个界限,早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运动开启了对“外界”的内在化;在后工业社会中,又以构建“消费社会”来实现对“主体”的内在化,进而把整个经济过程都纳入资本内部。20世纪晚期以来,数字技术的应用使资本的内在化运动达到极致,资本主义进入“控制社会”阶段。在控制社会中,大数据技术不仅掌控了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节,并且以精神政治调节主体对资本的依从性,由此造成更严峻的生存异化。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资本对整个社会的吸纳既再生产了自身关系,也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日常物化意识批判与马克思的主体性哲学内涵再辨识

通过总体性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对无产阶级的现实统治(而不是经由“外部灌输”先进的科学理论)从而化为变革现实的实践,来寻找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途径,这是卢卡奇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道路,但对这种物化意识统治的哲学批判在后来不断地被泛化。列斐伏尔就认为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与觉醒,主要不是一个总体批判泰勒制工具理性主义的问题,而是微观批判个人主义、法西斯主义、消费主义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对现代日常生活神秘化控制的认识论问题。而萨特则从“反认识论”的“存在论”立场否定了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哲学的可能性,他并不认为主体性表现为无产阶级的自我阶级意识或自我表达,而是体现在日常的直接的物化行动性中。主体性恰恰在于它对自身的“非知”这种物化意识状态。由此,詹姆逊认为,萨特对于今天无产阶级意识衰落问题的敏锐观照以及对卢卡奇的批判,实际上重新激活了阶级意识哲学在全球化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意义。而这无疑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固有的主体性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超出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认识论的、走向直接改变现实的、革命的实践哲学。人的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并非一个单纯的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具体生活实践问题。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改造”及其后果

葛兰西哲学的整体逻辑结构来自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改造”。这种“改造”的突出特征是在部分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框架有效性的基础上,确认“市民社会”的主导性作用,并在传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领域之外开拓出文化斗争的新领域。“文化领导权”问题事实上成为“市民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介”,绕开了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必要性问题的关键表态,最终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严重分歧。葛兰西关于“有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及其作用的分析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思想文化运动中领导作用的忽视,源自对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误读。这种忽视实际上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症结”所在。

日常性与现代性:当代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改变--列斐伏尔《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研究

日常生活并非传统哲学所低看的物性生活琐事,它是不可见的生活存在场,这种场存在的本质不是衣服、食物和家具那样的对象物,而是不可见的人与物、人与人的生活关系场境。与宏大社会实践和重大历史事件相比,日常生活正是社会变革初始发生的基础,创造性实践和社会革命的创造性,正是在不起眼的日常生活中孕育和生长起来的。当代日常生活批判是一种对日常生活中资产阶级日常性的透视,日常性表现为生活中无意义的重复发生的事情,然而它却在隐性的伦理实践和非直观的雇佣时间美学中实现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意图。

对总体性问题的一个历史考察——从马克思、卢森堡到卢卡奇

从总体性问题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能够发现在马克思、卢森堡、卢卡奇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理论关联,三位思想家构成了一条“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意蕴—卢森堡总体性方法—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理论发展进路。在这个考察进路中也会发现,黑格尔总体性因素在三者思想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具体而言,虽然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意蕴并没有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得到明确阐述,但却孕育于他一生的理论探索和革命实践之中,具有鲜明的特征和重要的价值,赋予了总体性唯物主义的基石。卢森堡基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发掘和继承了马克思理论的总体性意蕴,并在探讨剩余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凸显和运用了总体性方法。卢卡奇借助对卢森堡对总体性方法的凸显和应用,将总体性思维鲜明地转移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建构出颇具特色的具体的总体性思想,由此形成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视角。

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及其改造

通过思想史的考察,可以揭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巴黎手稿》中存在重要差异。由于其批判尺度的变化,这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方法的肯定和改造奠定了思想地基。以至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做了新唯物主义改造和科学应用。由此,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存在理论上的限度,但正是对这种限度的自觉肯认为马克思建构科学的政治经济体系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照。

马克思博士论文在原子论科学哲学史上的地位——基于对古希腊原子论概念系统演进的厘清

科学地评价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价值,需要厘清古希腊原子论的概念逻辑以及原子论的演进。马克思对古希腊原子论的科学假说本质有着深刻的把握。马克思从科学假说的视角出发,为伊壁鸠鲁备受争议的原子偏斜运动辩护,指出“在原子中未出现偏斜的规定之前,原子根本还没有完成”,即是说,仅当伊壁鸠鲁提出原子偏斜运动以解决原子间的碰撞问题之后,原子论假说才获得了一个相对完成的形式。同时,马克思看到,伊壁鸠鲁把原子的直线运动与偏离直线运动都作为原子的基本运动形式,这已经表明原子的直线运动与偏离直线运动都不是原子运动的基本形式,唯有大量原子相互碰撞的排斥运动才是原子的基本运动形式。马克思论证了伊壁鸠鲁在原子论上的贡献,也为深入理解近代化学原子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启蒙辩证法》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批判的三个维度

《启蒙辩证法》从三个维度批判了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自我持存在技术理性中走向异化;人为了实现自我持存的目标,通过技术去控制大自然,结果却遭到大自然的威胁与报复;技术浸染下的文化工业使自我持存变为丧失自我。研究技术理性与自我持存的悖论,分析在技术理性控制自然和文化工业中自我持存的后果,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现代社会人类生存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义范式的超越: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现代正义理论奠基于权利正义的框架之内,独立个体就是这种正义范式的理论预设。黑格尔从财产权批判的理论进路,指认个体正义范式不过是市民社会正义观念的自我表述,马克思破除了按要素分配原则的正义幻象,澄清了市民社会正义意识形态所遮蔽的产权私有本质。黑格尔认为国家正义范式能够“超越”市民社会的利益纠葛,而马克思强调,基于市民社会的“伦理共同体”依然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根本无法达成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真正“和解”。马克思依托“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勾勒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正义图景,真正开启了一种能够促成个体互惠合作的共同体正义范式,从而为我国开启的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学理支撑。

中国城市哲学研究二十年:进路与趋势

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在进入21世纪后才真正展开,这既有实践的基础,又是理论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同时更是反思和回应重大现实问题的要求。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进路,既包括以空间生产的理论阐释与理论批判为主线的城市哲学理论的体系化建构,又包括以国外城市哲学和城市理论的专题研究为对象的城市哲学思想的谱系化丰富,同时也包括以研究的多视域推进为基本路径的城市哲学方法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沿着这样的理论进路,中国城市哲学研究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范式体系和学术体系,取得了相应的学术成就。中国当前的城市化实践中仍然有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人民城市观的理论建构是急迫的理论任务。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创新实践也造成了当代城市发展中的新问题、新特征和新趋势,需要城市哲学的反思、概括和阐释。这些问题既是中国城市哲学研究遭遇的理论挑战和面临的时代课题,同时也昭示了中国城市哲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路向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