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视域下的中国话语及其实践路径

源于一种建构本土化空间正义理论的现实诉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正义的阐释和想象应当在廓清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原初视域的基础上,从价值规范角度自觉助力中国城市空间的规划发展。中国社会性质与国情决定了其空间话语和实践有自身的特殊性。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发展方式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展现为不断向更高层次空间结构合理性迈进的历史进程,而这实际上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空间正义出场的现实依据。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社会主义空间正义建设的理论出发点,以坚持唯物史观、贯彻以人为核心以及推动共同富裕来有条不紊地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正义事业,对于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正义话语体系大有裨益。

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和看法。中华优秀传统历史观念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思想的进步历史观包括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对厚古薄今复古主义历史观的批判思想、民本思想、大同思想、“大一统”思想等,蕴含着与唯物史观相契合的合理因素和创新萌芽,在中国社会历史观发展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时代化贡献了中华优秀传统哲学智慧。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进步历史观的有益成分,有助于进一步实现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进步历史观的有机结合,在“两个结合”中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的精神政治学批判

在理论谱系上,韩炳哲的“精神政治学”思想承接福柯的“生命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是表达工业资本主义治理的概念,精神政治学则是当前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治理技术。精神政治学发明了“情感工业”“功绩社会”“自我剥削”三大治理手段,使资本主义实现更深层的社会控制与剥削。但韩炳哲对精神政治学的批判,没有为走出资本主义提供现实性的方案,他反倒认为革命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借助于詹明信的“认知测绘”视角,可见韩炳哲的革命悲观意识缘于其“批判”缺少严格的认识论维度,致使其深陷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迷雾,无法划定出重建主体性及其与社会整体之间关系的正确方向。而鉴于“认知测绘”被詹明信归结为一种美学批判或文化政治的策略,其理论仍然具有乌托邦性质。为此,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范式,以“认知测绘”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反思精神政治学批判的局限性,不失为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哲学基本问题

对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加以反思会提出如下三个问题:世界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文明向何处去?这是对人类这一物种的终极性追问。与此三个问题相关的哲学反思分别形成了人类文明形态演进中的世界观问题、人类观问题和文明观问题,三者构成了理解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哲学基本问题。其中,“世界向何处去”是世界观问题;“人类向何处去”是人类观问题;“文明向何处去”是文明观问题。“三观”的不同决定了世界历史书写范式的不同,也给人类命运提供了不同的图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批判了唯心论和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人类观和文明观,同时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人类观和文明观。凭此“三观”,马克思对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做出了全新的理解:人类作为世界历史的主体,通过对世界历史客观规律的认识,建构一种普遍的生产关系,把人类带入共产主义文明形态,从而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中国式现代化场域下公民公共精神培育研究:理论分析与实践路径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加速推进人的现代化,塑造与之相匹配的现代公民是应有之意。公共精神的培育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作为一种公民德性,公共精神是公民在与国家互动过程中,以公民身份意识为前提,以公共生活为生成媒介,基于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而形塑的、自觉关心关注共在“他者”的意识。培育公共精神应秉持马克思主义人学“现实的人”的立场,以平衡论作为具体的方法论。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公民公共精神培育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着手。

论恩格斯的道德进步思想

在历史哲学中发现道德进步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不同于思辨哲学在启蒙理性运思之中“发明”道德进步,恩格斯在对文明的道德考古学之中“发现”道德进步,并得出私有制形塑了“最伟大的道德进步”这一结论。这一具有“猴体解剖”方法论意义的伦理发现直接构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文明道德进步中止的重要证据。遭遇中止,道德进步正在沦为意识形态幻象并呈现出概念的通货膨胀怪象,但恩格斯否认了进步中止的宿命论意义,指明了“真正人的道德”的进步方向。在此,道德进步的价值排序并非自然主义抑或法权性质的,而是在同时空的阶级道德特性比较之中得到澄清和证成。恩格斯将重启道德进步的希望从宗教神话与思辨理性之中转移到现实的人,重新唤起人们对道德进步的信念。宏观的道德进步在微观上表现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恩格斯的道德进步思想所揭示的不仅是道德进步的内在规律,也是人的价值实现可能,它奠基了人类走向未来文明的伦理信心。

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蕴

开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繁荣发展的文化事业带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着力点,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准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品格,深入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基础,进而深刻揭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意义,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伦敦笔记》的思想实验空间

从1850年9月开始,马克思在英国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开辟了一个新的“主要战场”,即再次对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进行系统的研究。依马克思自己的描述,这种研究通常是“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2页。。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因为在这里,他将开启自己原创性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恩格斯语)的理论探索进程,并形成关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命名由来、历史定位及其理论评析

“机器论片断”是当代意大利左翼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的独特称谓,是这一片断在意大利语境中的特有命名。当前西方学界对这一片断的定位主要包括四种:意大利自治主义和认知资本主义将其视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顶峰,被誉为超越《资本论》的一段“圣经式的文本”;阿根廷学者斯塔罗斯塔将这一片断理解为实现从《资本论》的资本辩证运动向革命主体翻转的必备环节,从而把“机器论片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则认为这一片断只是马克思的一个“暂时性”的思想实验,其中包含着不可忽视的理论错误,进而实现了对这一片断的思想史“祛魅”;而哈贝马斯认为这一片断没有摆脱黑格尔自我意识辩证法的窠臼,是马克思技术决定论和知识拜物教的集中体现。实际上,这一片断是马克思经济学和工艺学研究的产物,是他回应“李嘉图难题”和“尤尔问题”的延续。在这一片断中,马克思既没有摆脱李嘉图直接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也没有真正克服尤尔的缺陷。此时他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论证基本上是以直接劳动和直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把一般智力、科学知识和机器体系对直接劳动的影响混同于对抽象劳动的影响,进而从直接劳动作用的下降中引出了资本主义价值生产机制的崩溃,因而存在不可忽视的理论缺陷。

人类文明的精神性与中华文明精神性的当代体现--以马克思辩证文明观为基础

人类文明表现为物质性和精神性两大方面。精神性文明蕴含着整个社会文明的未来指向和发展理念。马克思的文明观是物质性和精神性两大方面的统一,既表现在物质劳动成果的物质性方面,也体现在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和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追求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其呈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等价值观念,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冲突的新特质,对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21世纪全球化生存的主体间性逻辑

21世纪的全球化生存需要实现一种从西方“普世价值”主导到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的范式变迁。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于人类普遍交往日趋加剧的全球化语境中,蕴含破解共同发展难题、优化全球生存环境、构建美好未来世界的主体间性逻辑。全人类共同价值内蕴着与当前世界历史迈向更高阶段发展进程相适应的关系论原则、实践论旨趣和生存论意向:立足普遍交往的经验现实,以平等的关系理性涵容人类“相遇”的客观发生;着力于视域融合的交流互鉴,以明确的实践理性促进人类“相知”的共识达成;落脚于差异共在的世界图景,以积极的生存理性构思人类“相融”的和谐未来。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的21世纪全球化生存,将充分展开世界历史发展的崭新篇章,有力实现人类文明进步的美好未来。

《资本论》潜在界分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

《资本论》及其手稿基于人的类本质要求,把劳动潜在界分为内在性劳动、外在性劳动环节。前者即劳动者在精神中,为改造劳动对象供给根据与精神动力保障的劳动;后者即基于前者生产预期产品的劳动。二者纵向贯通并相互构成,显现为自由属性与必然属性两个层次。完整和持续演进的劳动展现为四个递进性阶段:以生产改造劳动对象所依赖的精神保障为主题的第一阶段,显现为三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内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改造劳动对象为主题的第二阶段,显现为两个递进性层次构成的外在性劳动主导型劳动形态;以物化劳动为主题的第三阶段,显现为无地位差别的内在性、外在性劳动凝聚成的物化性劳动形态,这三阶段递进性展开,构成一个劳动周期;以上下劳动周期继承创新为主题的第四阶段,显现为跨周期性内在—外在融合性劳动形态。上述四阶段递进性展开,共同构成内、外在性劳动内蕴的劳动一般机理。内、外在性劳动范畴及其内蕴劳动一般机理的出场,启动了唯物史观双重转向进程,深化了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认识,超越了传统脑体分工理论,促成了劳动理论传统资源创造性整合。

自主活动:自由的实现形式

“自主活动”是马克思自由观的本质,表征活动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在马克思思想演变的过程中,其内涵得到不断丰富,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晰出场。从概念的内涵来说,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的意义上提出自主活动概念。自主活动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自主活动是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内在要求,两者具有一致性。这三层内涵也衍生出自主活动的三重伦理意蕴:从消除劳动的异己性来看,要积极构建“真正的共同体”,为“自主活动”的实现创建平台;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看,要坚持“生产力标准”,为“自主活动”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从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要求来看,要彰显个体的自由个性,为“自主活动”的实现引领方向。

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超级社会生产的变革性影响与风险应对

“社会生产”是历史唯物主义确证人类得以客观存在,并表征人类社会历史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哲学范畴。相较于传统一般的社会生产,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从社会生产的主体、中介和客体三个基本层面改变人类社会生产的历史结构,并通过从不完全数据编码、不完备拟像到价值创造这一基本逻辑进程,塑造一种全面符号化的超级社会生产。积极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及其超级社会生产,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确立以人为本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核心原则,科学规范和正确引导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

现代性体验与个体的存在选择——基于赫勒的存在选择理论

现代性的机制使现代个体的生存呈现出悖论的状态:一方面,现代个体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创造和个性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由于确定性的丧失而使他们面临着个体自由失去根基的异化境遇。对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格妮丝·赫勒一方面对现代个体的悖论式的、偶然性的现代性体验和生存困境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明确偶然性是悖论性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将偶然性作为其现代性理论的哲学预设;另一方面,又借助存在选择理论为现代人摆脱这种生存困境、异化状态提出做“好人”和“好公民”的建设性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现代性批判理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恩格斯的“历史观点”与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兼论“历史观点”的翻译

恩格斯的“历史观点”翻译为“史学观点”是不大妥当的。在恩格斯两篇涉及“历史观点”的重要文献中,“历史观点”的核心内涵都是“现实”。恩格斯的“现实”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当下的现实;二是过去的现实或者说历史上的现实;三是作者、批评家的思想与认识立足当下的现实,同时符合历史的现实。其基本指向是“真正的现实”。恩格斯的“历史观点”与其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探讨:其一,“历史观点”促进了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现实主义转向;其二,二者相互契合;其三,二者相互促进。

人与自然和解能力视角下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内涵与发展路径

人与自然的和解能力完整地体现人类在生产实践中获取自然资源的能力。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未来生产力的发展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孕育着巨大的机遇。在此背景下,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彰显了党中央对未来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敏锐洞察与深远的战略考量,为解决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的时代课题提供了启发性思考。解决工业文明时代以来日益加剧的生产力结构性矛盾,已成为当今生产力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质态,其“质”的核心在于与传统生产力的根本区别。它是一个能在实现改造自然的同时,确保自然系统稳定与平衡的生产力体系。这一体系由增强现实和治理现实两个核心组成部分构成,前者让我们拓展了现实世界,后者则致力于修复现实世界。我们要通过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大领域的创新与变革,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解、人类自身和解的良性互动关系网络,使各方力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科技沿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为开拓人类未来的繁荣图景贡献力量。

重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与学术价值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两大科学发现之一,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可宝贵的理论创造。唯物史观突破了从物质生产之外去寻求历史本质的一切既有范式,真正建构起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哲学”,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正确的道路。当前,在一部分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弱化甚至虚化唯物史观指导意义的现象,从而使学术研究成为放弃探索历史规律、囿于历史细节的繁琐论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运用唯物史观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为人民述史立传,书写好人民的历史。

新科技革命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以多领域、持续性的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以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现代产业体系为载体,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鲜明新时代特质的生产力样态。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在诸多前沿领域的创新成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劲动能,而正在形成的具有理想状态的新质生产力,又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在我国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必要的实践指引,二者在现阶段形成的深度交汇正在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深刻影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做出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顺应时代潮流,回应人民需要的理论创造,不仅充分释放了生产力的潜能,系统优化了我国的产业布局,同时也是在物质财富不断丰富的基础上探索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有益尝试。系统梳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互动路径,对于二者的健康长远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自觉”的分殊与会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

党在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历史节点,号召知识界理论界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并且重在引领未来的一次理论擘画。以大历史观的视角来看,这一命题既是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所提出的“自觉”问题的延伸,也是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继承,同时还是对21世纪之交意识形态领域所出现的诸多乱象的回应。在百年探索中,知识界“自觉”之分殊与会通影响了中国道路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一词在世界现代化动态发展的全景中被不断重新诠释和定义——所谓“中国本位”,既包含了过去之中国,还应囊括当代之中国以及未来之中国;换言之,这种更广泛的“自觉”之会通,也为中国从“对接”西方现代化到“超越”西方现代化提供了持久动力和发展韧性。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实是中国在从被动现代化转向主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提出的一个具有竞争性的概念,它旨在世界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更广泛地会通中国知识界的“自觉”,并努力使其成为不同于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另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具有更深远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