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AI热潮中的娱乐化趋势

在此轮AI热潮中,AI宣传术居功至伟,但也呈现出某些负面效应。除了娱乐化宣传外,当前的AI发展的娱乐化趋势还表现在研究方向、企业组织和评论研究的娱乐化,在产业方向、认知观念和现实战略等层面均有表现。有限主义的发展进路反对AI发展的娱乐化趋势,主张遵循有益AI理念,坚持AI以人为本,在推进AI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同时,有效治理AI、控制AI。最终从战略上引领AI技术为实体经济赋能,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高质量发展要求。

“三种策略”与“三块顽石”——解构哲学对意义关怀梳考

德里达领衔的解构哲学,以“异延”“播撒”和“踪迹”为“三种策略”,推翻了结构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这“三块顽石”,终结了结构主义统治时代,结束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中心地位,逆袭了语音的领先地位,彻底颠覆以二元对立为特征的形而上学大厦,在欧陆和北美掀起了一场新的哲学风暴。解构哲学对语言的关怀可以概括为:以“三种策略”掀翻“三块顽石”,实现了一场新的伟大哲学革命。其核心是解构意义:从而使意义多元化和模糊化。因此,解构哲学之与意义功不可没,它对语言给予了很大关怀。

斯图尔特·霍尔“文化表征”理论的意义生成与话语权力

斯图尔特·霍尔的“表征”理论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探究语言哲学在文化层面的阐释可能与意义建构,并以此作为丰富、完善“文化表征”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论资源,从而深入解析人在思考与实践活动中,由语言逻辑与想象思维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文化表征意涵。霍尔认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运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福柯权力话语等现代理论,揭示西方现代思维体系中文化表征背后隐含的多重话语权力对语言能指与所指意义的争夺。在语言哲学的文化阐释中,霍尔拆解了西方文化霸权在语言所指能力的内在话语权力结构,并在语言的能指方面提出构筑文化循环、重塑文化身份、重建文化认同等方式,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建构自身文化话语权的方式和途径。

钱锺书语言哲学思想发微

在《管锥编》和《谈艺录》等著述中,钱锺书对语言哲学问题作了创造性的探讨,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第一,通过对汉语中“一字多意且同时合用”现象的举证和分析,充分掘发汉语思辨特质,认为汉语足以表达思辨的哲理,驳斥了黑格尔“汉语不宜于思辨”的谬说;第二,在辨析“名”“字”异同的基础上,重思传统哲学中的“名实之辩”与“言意之辩”问题,批判神秘宗在处理言意张力问题时以“圣默然”为归趣,将其言说方式概括为权实双行、以言破言、正言若反、言默相即;第三,在经典诠释的视域中,环绕“诠释学循环”“诠释的多元性”等主题,讨论名言在理解与诠释中的定位问题。钱锺书的语言哲学研究展开于中西哲学互镜、会通的背景之下,其相关思想有助于印证人类“心同理同”原则的普遍性;但在如何界分中西哲学之深层差异、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质等方面,似稍有不足。

微信时间与当代人的存在论问题

由于微信应用的普及以及普遍的微信沉迷,微信时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已经成为一个有待反思的哲学课题。时间从纯粹的运动度量单位到自我意识的本质相关项,呈现出其与主体意识的紧密关联。在微信应用中,由程序和算法推动生产的微信时间产生了。在微信重度沉迷者那里,微信中的无生命时间统治着人的生命体验时间。深入分析微信时间的产生机制,是从哲学层面反思我们所处的智能时代的基础性思想课题。

威廉·莱斯生态经济批判理论探析

威廉·莱斯通过其独特的辩证哲学视角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反生态本质进行了深度分析,论述了资本主义高强度市场经济架构中商品结构特征的新变化及其消费主义倾向,揭示了资本主义技术应用与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与悖论,主张通过确立环境友好的社会制度体系与伦理价值观念,将人类需要及其满足方式从市场依赖与技术律令中解放出来,构建重视发展质量且尊重自然限度的生态经济形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态批判及其重建的思想图景。莱斯首次明确了生态环境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及其重建中的重要地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环境保护思潮的融合性发展,为我们当下创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提供了思想启示,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建设不仅在于发展更为成熟的市场机制与技术条件,更在于构建更加完备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治理体系。

福克斯与数字时代的文化焦虑

电子媒介的普及促进了媒介批判理论的发展,但在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媒介批判理论转向文化研究,并逐步偏离马克思主义,这导致了文化研究的危机与困境,而马克思也成了社会科学的盲点。福克斯指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新阅读马克思,建构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框架,实现文化研究与经济的和解,对新时期的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文明新能量的增添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体现出当代中国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使命和担当。文化构建需要正确把握主体性原则,超越认识论层面的主体认知限度以汇聚人类共同意识,探寻符合人类普遍利益的共同价值。人类的共同价值内蕴着世界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公共性特质,公共性体现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存在状态,公共性的凝合过程构成了共同价值生成机制的具体表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相互融合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超越了认知主体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在价值维度上致力于凝聚指向公共性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增添了新能量。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嬗变及其核心问题意识

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发展的时间逻辑为主线,在阐发其代表人物及其历史事件所构筑的思想嬗变的过程中,提炼出主导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核心问题:即指向革命主体(性)的建构以及其革命的可能性条件的前提性批判。其中,着重探讨了早期批判理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迁,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所带来的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扬弃。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面向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中的理论得失,其中将对经济结构的批判转向了对政治和文化的批判是其理论在当代失去批判的根本原因。基于此,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批判路径:其一,建立在“需要体系”基础上以劳动和资本的对抗为核心展开的批判;其二则是资本逻辑成为显性逻辑后由“欲望体系”所构筑的主体生成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的同步演进,不仅体现出批判理论面对资本逻辑试图保持的自觉意识的抗争,也为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向资本逻辑所展开的批判带来了更多借鉴和思考。

国内“大思政课”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核心期刊论文可视化分析

“大思政课”是近年的一个新议题。自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论述以来,“大思政课”建设在全国积极推进,成为新时代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重要抓手。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持续涌现。借助Cite 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021-2023年间350篇核心期刊论文的发文量、作者、机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近三年学界的研究热点聚焦“大思政课”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以及一体化等方面。未来,学界还应以多学科交叉和多主体融合实现“大思政课”研究的系统化,以理论和实践结合提升“大思政课”研究的科学化,以破解技术遮蔽与AI赋能强化“大思政课”研究的数字化,以研究反哺教学,不断增强“大思政课”立德树人实效。

再论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讨论此话题,关键在方法论上要有新的突破。中西诠释学为外来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课题提供了恰当的学理支持。如何理解和研判作者原意、文本原义与理解者、阐释者互动所导致的结果,即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意识,这是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其答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回到文本和作者本身,由此还原作者原意和文本原义,此所谓“我注六经”的原则;二是回到读者中心论的立场,任何读者的理解都是处境化的理解,因此没有更好的理解,只有不同的理解;三是视域融合所包含的必然是作者原意、文本原义和不同时空背景下读者的增质性理解,这两者体现的是“籍经立论”、“六经注我”的定向,此即所谓“守正创新”或者“继承发展”,“守正”体现的是文本原义、作者原意与诠释者之意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创新”标志着它们之间的差别性和多元化。

劳动与资本:相遇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兼论《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中的资本逻辑批判

德勒兹和伽塔里《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理论批判所指并非当代精神分析思潮,而是19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金融化语境下的资本逻辑。德勒兹、伽塔里将资本的金融化视为资本血缘式而非姻亲式的增殖,是资本主义机器的真正开启。由此,马克思有关资本逻辑批判中资本与劳动的对峙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阿尔都塞的“相遇的哲学”所开启的有关资本原始积累如何可能的叙事需要重新被思考:“属人性”的劳动与“非人性”的资本呈现出不可相遇的异质性;而资本的金融化发展让劳动与资本最终成为货币之流的不同存在样态,又赋予了两者相遇的全部可能性。德勒兹、伽塔里对这一“相遇哲学”的讨论路径彰显的是他们对资本在金融化语境下资本逻辑的描述性批判。这一批判内涵的非辩证的肯定性批判扬弃了辩证的否定性批判,最终让这一批判带上了犬儒主义色彩。

“前台”与“背景”的制度性分离——论南希·弗雷泽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性阐释

南希·弗雷泽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前台”与“非经济背景”关系的全面分析,挖掘出资本主义在结构上存在着生产与再生产、人类与自然、经济与政治、剥削与征用的四重分离。这些分离形成了一种被制度化的社会秩序,构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同时,“前台”与“背景”的分离关系不是偶然的、给定的,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变化而历史性地生成的,这使得经济与非经济要素间的边界愈发难以界定,因而对边界的捍卫或挑战成为当代社会斗争的主要内容。为此,弗雷泽使用“边界斗争”的概念,提出有关边界划分的规范性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图景进行扩大的想象。弗雷泽兼顾阶级与地位、再分配与承认、文化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危机批判方法,是对传统批判理论宏大叙事的复兴。

布洛赫的存在与死亡之辨及其马克思主义意蕴

区别于作为业已完成了的东西的实体存在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洛赫的尚未存在的存在论是一种新形而上学——生存论存在论。尚未存在的存在论,在“否定”与“黑暗”的双重推动下展开,并呈现为存在与存在者的同一,但是死亡作为非同一性随时会打破这种同一。为了保持存在与自身的同一,布洛赫依循辩证法,借助灵魂转世,把死亡重新整合进历史中,将个体存在转化为集体存在,从而促使人的历史成为人之存在的意义场域。对布洛赫来说,实现存在的同一性就是要实现历史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既包含着从物质可能性而来的尚未生成的未来,也包含着从历史的时间中所蕴含的可能性,二者共同指向我们同一性的场所——家园,即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自由王国”。

巴迪欧论共产主义假设新序列与减法政治

在传统左派陷入迷失之际,巴迪欧提出了“共产主义假设”并考察了其历史,进而指出现在的紧迫问题是要在组织和行动的新形式内部发现共产主义假设展示自身的新方式,开启共产主义假设的新序列。这一新方式就是其所倡言的“减法”政治,其核心要义在于与国家保持距离,而其实质,在巴迪欧自己看来是保罗•策兰意义上的一场新的“远征”,实则是一种弥赛亚主义式的狂热。

作为一种政治认识论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当代中国学界是一种源自马克思的批判概念与方法,并经由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自觉构建,而逐渐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的系统性批判分析,尤其是当代国外(欧美)马克思主义学者或左翼学者的学术理论成果。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整体背景语境,这一批判理论研究在当代中国社会至少承担着三个方面的“政治认识论功能(价值)”:科学认知、正确价值立场、大众社会政治动员。然而,以生物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数字(平台)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生态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为例的分析表明,当代中国学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呈现出议题或论域“碎片化”的突出表征,因而难以充分发挥其政治认识论功能。更好发挥它的政治认识论功能的关键之处在于提升这一理论研究的中国相关性:一是彰显或阐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主义意涵;二是自觉构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自然的控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种逻辑

控制自然是近代以来理性主义传统中的重要内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从这一点出发,分析了控制自然这一观念的形成逻辑及其现实影响,认为控制自然与控制人是同体而生的。当然,他们中也有人意识到,将控制自然与控制人同一起来的命题具有抽象性,需要关注的是具体社会实践中的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重要的是如何进入资本逻辑的具体展开过程中来展现生态学问题。法兰克福学派的讨论过于重视文化与形而上学的层面,对资本逻辑与生态学的内在关系反而没有深入下去。而从资本生产条件出发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则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逻辑。

日常物化意识批判与马克思的主体性哲学内涵再辨识

通过总体性辩证法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物化意识对无产阶级的现实统治(而不是经由“外部灌输”先进的科学理论)从而化为变革现实的实践,来寻找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途径,这是卢卡奇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道路,但对这种物化意识统治的哲学批判在后来不断地被泛化。列斐伏尔就认为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与觉醒,主要不是一个总体批判泰勒制工具理性主义的问题,而是微观批判个人主义、法西斯主义、消费主义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对现代日常生活神秘化控制的认识论问题。而萨特则从“反认识论”的“存在论”立场否定了卢卡奇的无产阶级意识哲学的可能性,他并不认为主体性表现为无产阶级的自我阶级意识或自我表达,而是体现在日常的直接的物化行动性中。主体性恰恰在于它对自身的“非知”这种物化意识状态。由此,詹姆逊认为,萨特对于今天无产阶级意识衰落问题的敏锐观照以及对卢卡奇的批判,实际上重新激活了阶级意识哲学在全球化数字化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意义。而这无疑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固有的主体性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超出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认识论的、走向直接改变现实的、革命的实践哲学。人的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并非一个单纯的理论认识问题,而是具体生活实践问题。

维柯的论题法对古典修辞学传统复兴与哲学解释学的意义

“讲得真且讲得好”的古典修辞学,自亚里士多德之后逐渐演化成单纯为了“讲得好”的修辞科学。修辞学家维柯在辨识出古典修辞学的没落之后,借由“第二真理”通向“第一真理”的事实,用“论题法”辩护“第二真理”的方式恢复了古典修辞学的真理指向、循环结构和修辞学法则,并以此指出了演绎和分析纯形式的批判法的弊端。同时,维柯还进一步用诗性逻辑重塑了从论题法到批判法的逻辑进程,也造就了同为哲学解释学前提的共通感(常识)。于此,论题法唤起了古典修辞学对或然性事物固有的审判权,从而既为囿于批判法的精神科学寻得了蕴含在古典修辞学中的真理要素,又在真理维度加强了修辞学和解释学的亲缘性。维柯所发现的这条返回古典修辞学传统的道路,还启示着一条通向哲学解释学真理及其“问答逻辑”的秘径。

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及其当代效应

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和晚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回归。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出发,重视实践、辩证法和文化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后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思潮的主导下,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中存在的缺陷,走向了完全脱离经济基础决定作用、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抽象文化价值批判;晚期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总体批判,既深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又实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转向。揭示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两次转向”的实质,既有利于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和理论性质的认识,又有利于促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