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绝对专制主义的经典——韩非政治思想再释评

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拥有最为完备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关于道、德、理的观点,是其全部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由此发展起了关于君臣之道和治国之术的整个政治理论体系。韩非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是绝对君主专制主义。韩非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君主专制政权的兴亡更替经验,形成了中国政治学说史上最为完备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韩非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甚至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国家主义倡导者。他先于马基雅维利1,700多年,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了国家与君主,并视国家利益为公共利益。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对待韩非及其《韩非子》,应当坚决抛弃其君主专制的消极内容,努力弘扬其依法治国的积极内容。

论韩非的“理性官僚制”——兼与韦伯理论的比较

在秦帝国统一的前夜,韩非基于官僚体制日臻完善的社会情势,为实现官僚体制的有效运作提供了一套系统方案,蕴含着其实现清明吏治的卓绝努力。这一理论尝试比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创立的“理性官僚制”领先两千多年。尽管韦伯的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韩非有所不同,但其核心要旨在韩非思想中都已得到充分阐述。相比之下,韦伯的理论更多是在哲学层面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而韩非的理论不仅有哲学原则的指导,更包含一整套科学而又可操作的吏治之道。虽然官僚制在历史实践中日趋走向僵化,但蕴含在官僚制理性基础之中的法治观念以及等级化、专业化等原则,在组织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韩非的吏治之道依然值得大力借鉴。

论韩非子法学说的建构逻辑

韩非子的法学说在吸收和转化黄老道家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形成,其核心理念包括“因道全法”“法因人情”和“守法责成”。“因道全法”是韩非子法学说的哲学基础,它主张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来实现“法治”。通过将“道”引入法的概念,韩非子在形而上层面论证了法的权威性、恒常性和无私性,这是他对黄老道家“道生法”理论的继承和改造。“法因人情”是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实践过程。这意味着在实行法治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人情的客观规律。与黄老道家主张的“先德后刑”不同,韩非子主张“厚赏重罚”以激励人们遵守法律。韩非子还将黄老道家的形名理论简化为君主的形名之术,从而使“法因人情”具体化为君主对官僚行为的督责之术。韩非子建构法学说的最终目标是,君主通过“守法责成”以实现“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的理想之世。通过对黄老道家与韩非子的比较研究,可以呈现出韩非子“法”学说常常被忽视的另一种形态,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厘清先秦时代复杂的道法关系。

天子之位与政治中央集权的确立——试论作为政治理论家的韩非子

作为周秦之变的总结者,韩非子在多元权力逐渐覆灭、单一主权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为政治理论奠基。韩非子建构了作为政治顶峰的天子,同时也从权力斗争、圣人之道、治理结构三个层面消解了作为特殊性个体的天子;在将“天子之位”视为政治中央集权的同时,天子本身又成了政治中央集权的工具。由此出发,不仅可以解释对皇权进行制度约束的合理性,也为秦汉之后的士大夫政治与礼法秩序开放了理论空间。

以术为介:《韩非子》“养生-治国”思想探析

“养生-治国”思想是道家极富特色的政治理论,伴随着战国黄老思想的兴盛,对法家思想形成了深刻影响。学界对《韩非子》虽然在“养生”和“治国”思想上多有研究,且成果卓著,但对“养生”与“治国”思想的分途研究使得韩非思想的结构没有被整体凸显出来,进而造成在法、术、势相互关系上的争议。基于此,立足于韩非“养生-治国”的整体构架,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可知韩非子秉持“以术为介”的治国方略,君主作为“养生”与“治国”的中介,实现“无为而治”要“借术以行法”。

论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的内在逻辑

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对官僚系统的常规支配,二是对重臣的重点支配。前者确定官僚选任、考核、奖惩和监察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官僚政治的制度基础和运行规则;后者则意在防止重臣壅蔽,疏通有关国家治乱和地方民情等信息的流通渠道。常规支配重在“规范”,强调法令制度的“稳定性”,侧重于“治事”;重点支配则重在“防范”,强调权力运作的“灵活性”,侧重于“治人”。在常规支配和重点支配之间,作为理想执政者的明主随时转换角色,既通过治理官僚以高效地管理国家事务,又维护绝对的政治秩序。“明主→治官治民→至安之世”是内含于韩非子官僚治理学说的重要逻辑,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得君行道”的思维范式。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韩非中主论探析

战国晚期,针对平庸者常处君位的现实与君权逐渐集中的趋势,韩非试图设计一套可操作的理论为“中主”服务。然而,真正能够如其所言兼用“法”“术”“势”治国、坚守公利为重、克制己欲、最终“尽人之力”者,绝非其所谓“中主”。韩非的君主理论本身存在矛盾,“法”的公开性、稳定性、公正性与“术”“势”的隐秘性、专有性难以兼容,更难被“中主”掌握。这使得韩非对“中主”的过高要求背离了为其服务的初衷。为实现君主“无为而治”的至治之世,韩非的理论中暗含将“中主”改善为“明君”的隐性需求,但该设想由于君主缺乏内部与外在动机仍难以成立,体现出其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论韩非政治伦理的整体转向与深层机理——以吏治为中心的考察

吏治是参透先秦法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点。韩非在批判儒家吏治的基础上,致力于引发吏治思维的根本转向。德性修为向法治规范的核心观念转换、道义担当向功利承认的价值认知转移、人格典范向制度合力的运作机制转化和自律管理向他律控制的践行方式转变,构成这一思维转向的核心内容。韩非吏治思维转向,既刻画了吏治发展的态势,亦折射着他对政治伦理的基本看法。韩非率先冲破抽象伦理道德对政治的约束,试图开创一种完全不同于正统政治伦理的新论说,旨在揭示政治自身的特质及政治伦理的“政治性”偏向。

读《韩非子》笔记

暑假读完《韩非子》,并没有感到“益人神智”,反而心情格外沉重复杂。韩非这位深刻洞察人性之“恶”,“犀利”“冷静”“理性”到极致,时刻提防着所有人的“思想家”,竟然死于其“老同学”李斯的“谋害”!这如何可能?作为一个“韩国”人,韩非的思想不见用于韩王,却得到了秦王的“高度重视”,而正是这“高度重视”给韩非带来了杀身之祸。

论周秦之变背景下的韩非“虚静无为”思想

面对周秦之变的时代变局,就儒、道、法三家的应对之方而言,无为而治在不同程度上是他们都认同的政治理念与政治理想。与道家强调顺势而为、儒家强调道德教化不同,法家的“虚静无为”在很大程度上抽离了道家的形上超越意味,为客观性的法术、权谋化的无为奠定了基础。在法家看来,君主要想真正做到维护自己的至尊权力与地位,就必须巧妙地处理好与臣下之间的关系。韩非“虚静无为”命题的提出,是在尊君集权的指归下,对如何防臣禁奸和维护君主形象的一次综合性理论探讨。这种理论探讨,主观上是为君主在与臣下的政治博弈中增添更多砝码,客观上则为秦制的最终确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韩非说老

《老子》玄妙难识,就目前文献看,韩非最早对《道德经》做了阐释,他的《解老》篇是第一个普及了《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这类辩证对立句法的解读。韩非亦以权谋之术来读解老子,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到“君王不仁以万民为刍狗”,法家与老学似有某种隐秘的联系。

韩非与操作化政治的理论完型

近代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价值先设的立场审视韩非与法家,因此在民主价值的映照下,韩非被视为专制的设计者与辩护师。作为民主政治的对立面,韩非因之遭到否定。这是一种需要矫正的思路。在韩非时代,挣脱血缘关系的社会结构变化,催生了政治的独立价值,这是一种站在今人的民主价值立场上无法理解的政治史事实。以规范与操作替代价值与事实的关联分析框架,可更好理解韩非的操作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敏锐感超迈同时代思想家,让操作化政治在理论上得以完型。但因为韩非未能同时将操作化政治所必需的规范论证凸显出来,故存在弱化规范以凸显操作的限度。而这正是在古典社会中儒家与法家互补的理由,也是在现代处境中,法家政治思想再阐释需要补足的理论缺失。

法家法术综合治理体系及其当代反思

基于现实政治产生的“君—官—民”三层结构,法家创建了一套法术综合治理体系,其中包括术治治理体系和法治治理体系两大部分,两者相互配合融合,分别对官僚队伍进行专门治理和官民进行整体治理。术治治理体系的内核是帝王心术和官僚组织管理技术,法治治理体系是依靠君、官、民三大主体建立起的一个使法必行的系统工程。这套法术综合治理体系为即将诞生的大一统国家奠定了基础,也成为后世王朝治理体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方法。解析这一综合治理体系的内容构成,分析其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传统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之道,对于我们今天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也不乏启示意义。

《韩非子·说难》篇探微

韩非"使秦"及其死亡结局是韩国国家利益和秦国国家利益之间的殊死较量,同时也是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政治家之间在政治见解和策略运用方面的激烈斗争,这与《韩非子·说难》体现的国内政治斗争形态截然不同,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说难》与韩非思想整体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其反映了韩非对"亲亲"宗法制度的强烈控诉,其将法术之士的行为与猛烈批判的奸臣行为混同起来的做法,真实表达出韩非将法术之士的人格和尊严"毁灭"给君主看,并希望以此唤醒君主变法图强的深刻用意.

《史记·平准书》文体特色探析

《平准书》作为《史记》“八书”之一,其体例可追溯至《尚书》中的训体文。《平准书》继承并创造性地发展了“训”这一文体,从题材内容来说,《平准书》专门记载了汉代武帝时期的经济货币政策,这是对《尚书》解说知识和政治劝诫题旨的扩展和突破;从思想观念来说,它体现着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思考,这是对《洪范》篇的继承与应用;从文本形态来说,司马迁革新了《尚书》训体文的内部结构和外部形式,这是对《无逸》《高宗肜日》等篇的创新发展。《平准书》的体例源于《尚书》,但又远远扩大了其断代式的思路和视野。

论韩非子法术势思想的政治内容及其对治国理政的影响

法是治国的纲领,是强国之本;术是君主任免、考核、赏罚官吏和驾驭群臣的深藏不露的策略,是推行法治的手段;势是君主的权势和政权,是推行法治和术治的凭借。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就形成了韩非子将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法家理论。韩非子法术势思想的政治内容是君主专制和极权,这主要体现在法由君主独立,术由君主独擅和势由君主独专等三个方面,这也是韩非子法术势思想的核心。韩非子法术势思想在治国理政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指导,亦为后世帝王的专制和极权政治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也产生出了极大的政治弊端,对当今治国理政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韩非子法术势思想的学术渊源与基本理论

法是治国的纲领,是强国之本;术是君主任免、考核、赏罚官吏和驾驭群臣的深藏不露的策略,是推行法治的手段;势是君主的权势和政权,是推行法治和术治的凭借。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就形成了韩非子将法、术、势融为一炉的法家思想,并且达到了先秦法家思想的最高峰。韩非子法术势思想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指导。韩非子法术势思想亦有其巨大的弊端,这就是不施仁义而专任严刑峻法。

韩非之礼学

韩非是法家著名人物。但是,韩非并不简单的否定礼,他借用礼的等级性维护和论证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除了从法治维度批评儒家德治、仁政,还从礼的维度批评儒家的道德仁义,并将忠孝仁义等纳入礼的控制之下;他肯定礼仪在政治层面和生活层面的价值,在情礼(礼仪)之间又重情轻礼,反对礼(礼仪)的价值的异化。

韩非的治国方略述论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一生的基本轨迹可以概括为:研究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研究治国方略,为封建君主服务。治国方略是治理国家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治理国家中的具有战略性的指导原则和全盘性的计划、方针、政策和策略。韩非的治国方略主要可以概括为:循天守道、因情而治、赏罚依法、治吏引纲、务力耕战。

“自为”人性论与规范化管理——韩非管理哲学探析

人性假设与管理策略有着密切的联系。韩非认为人性是"自为"、自利的,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他以"自为"人性论为理论前提,提出了以"势"为基础的以法治民、以术治吏的管理之道。韩非的这种管理之道,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化、有序化、规范化管理。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儒家的以德治国管理,是互为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