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求索:晚清民国思想史中的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是晚清民国思想史的主旋律。鸦片战争以降,古老的中华农业文明遭遇发轫于西欧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挑战,中国在文明冲突中通过文化传播而采纳融合现代文明。面对现代文明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代民族精英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了艰苦不懈的改革实践和思想探索。“洋务”、“富强”、“维新”、“新民”、“革命”、“文明”、“新文化”、“西化”和“现代化”这些新观念的递嬗,呈现了晚清民国思想史上早期中国现代化理论形态的曲折演进。从晚清“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潮,到20世纪30年代思想界对“文明”与“文化”、“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分辨,表征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理论形态的趋于成熟。

清末哲学译介与文化自觉

哲学译介在清末西学输入大潮中蔚为壮观,中文世界译介西方哲学书籍至少有99种,其中哲学概论性著作10种,逻辑学18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此前同类译作。当时哲学界几乎所有领域,包括哲学概论性著作、逻辑学著作被成批介绍进来,古希腊哲学、西方近代哲学,以及从古希腊到近代重要哲学家学说,无一不被介绍。蔡元培、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众多时代精英投身其中。逻辑学尤受重视,被视为实现社会理想、实业振兴、科学昌盛、国家富强的根本。清末哲学之所以备受重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哲学译介、哲学建设被人们视为民族振兴的关键所在。这与五四时期揭橥的科学大旗一脉相承,都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

“开眼看世界”及其意味

19世纪中后期,中国国门被列强打开,生存危机促使开明的中国人主动调整存在的姿态,努力“开眼看世界”。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受到抑制的视觉被唤醒并被科学重新塑造,原本习惯“内视”的目光被调适、转向外界外物,通过科学方式、科学仪器看世界逐渐成为中国人自觉追求与展示的在世姿态。新的观看世界与人生的方式,即“科学的看”使中国人确信通过科学理论所看到的才是世界与人生的真实图景,西方的人生观、世界观概念也被引进,并成为重要的哲学观念,视觉思想在现代中国再次确立了主导地位。不过,“开眼看世界”直接或间接地使具体的世界不断被祛魅,具体的存在不断被形式化、图像化。而作为品味、玩味总体性理论表达的味觉思想则是基于尊重与欣赏展开为人与事物的双向感应,保留住了人与万物在世真实具体的形态及其原初生机。在当代,要重建具体有味的生活世界与思想世界,重思“开眼看世界”之意味无疑为此提供了恰当的契机。

从“经文”到“经义”——“读书革命”视野中的近代读经法变异

清季新旧学术碰撞,今文经学崛起,读经方法成为学术论争的一大焦点。戊戌维新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注重读书门径,提出“重义不重经文”的速成读法;同时期张之洞方面发布《劝学篇》,亦主张“经学通大义”为主的“守约”之法。癸卯学制确立“读经讲经”为中小学堂必不可少的科目,引出学堂体制下的新法读经和新体经学教科书。随着科举改废与新学流播,经学体系内原本融为一体的“经文”与“经义”开始在学者观念中分离;“读经法”的着眼点亦渐从文本记诵、文字训诂转向“微言大义”的求索或附会,对宋元以来文本取径的传统读书法带来致命的冲击。近代读经法的变异,伴随着白话文的兴起与新学科秩序的形成,问题已不限于读经本身,更关乎普遍意义上的教化实践与读写生活,预示着一场漫长“读书革命”(Leserevolution)的发端。

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范式探讨——评《张之洞评传》

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论断,可以说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源头当追溯至1923年蔡元培的《近五十年中国之哲学》;而这距离1902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领中国近代史研究风尚也不过相距20余年。无论是中国近代历史抑或思想史的研究,其起源均处于现在公认的“中国近代史”范畴内,使得每一位研究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梳理及分析,在不觉间均带上了自己的时代标签与社会关怀。如今阅读冯天瑜先生于近40年前成书的《张之洞评传》,此种感觉更为强烈;对这本传记进行评价,不免带上对其成书时的学术背景及作者所用史观的分析,进而谈及冯天瑜先生这一代学人的关怀所在,并站在如今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探讨。

“铁屋子”谱系:从严复、梁启超到鲁迅的国族想象

“铁屋子”意象自身有一个发生、发展的历程,鲁迅在不同语境下对它的反复言说,构成一种多线条、多声部、多层面的互文、复调结构。它的问世,是对严复、梁启超的国族想象方式的继承,更是鲁迅在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与生命体验中的独特发现,表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彼时中国病态形象的观察与描述正在日益深化,并在历史、现实、文化诸多层面赋予其更为丰富、沉重的意义。坚不可摧的“铁屋子”与岌岌可危的“千岁老屋”,表征了鲁迅与梁启超在身份、立场、动机与言说方式上的根本差异。从“危舟”“千岁老屋”到“铁屋子”的国族想象之路,见证了清末民初知识界代际传承进程中“君子豹变”的历史细节。

1902年的“中国哲学”——聚焦中国哲学学科化历史起步的考察

1902年的“中国哲学”在哲学观念上有了重要的历史突进;在哲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学术成果;在哲学专门化、学科化发展上迈出了重要步伐。在此过程中,中国哲学初步认识到了自身讲求“实理”的民族特点,并开始构想一种“富于包容性”的哲学概念。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参与世界哲学合作共建和实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可贵财富。它为我们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启发性示例。

严复的文明互鉴之道及其现代意义

文明互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内容。严复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要从学习西语入手,这是因为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是以西语书写,要了解世界形势就必须直接阅读西文报刊。科学是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粹,严复主张取法西方近代政治制度,要从掌握构建西方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入手。战争则是近代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严复对西方列强“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文明与野蛮两面性并存始终抱以清醒的认识,主张文明对话,在重估中西文明价值中谋求新的平衡与综合。

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

严复现代国家观的哲学基础——以其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阐释为中心

严复研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留下了大量至今鲜为人知的批注。继之,他又发表《述黑格儿惟心论》,介绍了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中的《精神哲学》的主要内容,并从中概括提炼出“伦理礼俗基于家,而为一切之基础”“国之合,以观念之合为先”“民族之自由不可侵犯”“国各有道以为存立”“道之胜者常为雄”“居今而言强国,问所持主义之何如”等重要思想观点,并将之与儒家思想中的“道心”“小康”“大同”等相会通一。这反映了严复从哲学高度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寻觅理论基础所做的努力,是严复留给后世的一笔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以复古为解放”——龚自珍思想新诠

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这一对清代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对于近代启蒙开山者龚自珍的思想同样成立。它表现为龚自珍复宗法之古,于君主专制而得解放,表现为龚自珍复“以同而异”之古,于“天下病梅”而得解放,还表现为龚自珍复“情本”思想之古,于存理灭欲得解放。而这种复古主张与进步思想的一体两面之所以可能,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思想史具有别于线性发展的“生命自组织”的回馈性,另一方面又为我们说明了中国思想变革离不开其思想的“内源性”,以及这种“内源性”蕴含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无限的生命潜能。

回到杜预--论晚清今古视野下的章太炎《春秋》学

清中叶以来,随着常州今文学的复兴,今古之争再次成为学术与思想领域的焦点问题。章太炎借助其对《左传》的诠释,对康有为及保皇党人所依据的《公羊传》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不仅如此,章太炎还上溯到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术,甚至对今文家所尊奉的孔子,亦肆意贬抑。透过这种批评,章太炎的《左传》学最后标榜回到杜预,从而背离了清初以来驳正杜预的主流倾向。不难发现,章太炎的《春秋》学,表面上通过对康有为诠释《公羊传》的批评,发挥了《左传》中的思想,其实充满了基于党派意识的门户之见。

再论严复的现代国家观和国家民族观

1895—1904年,严复的民族/国家思想不断发展演变、逐阶上升,经历了三个各有侧重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895年,严复译出《天演论》初稿,发表《直报》四雄文,爆发出强烈的保种救亡意识,高扬民(种)族主义旗帜。第二阶段为1897—1898年,严复创办《国闻报》,刊发这一时期代表作《拟上皇帝书》,提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方略,显示他已初具民族国家意识。第三阶段为1900—1904年,严复深刻意识到盲目排外的激进民族主义对国家的祸患,遂汲取A 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理论和现代国民国家学说,翻译成《社会通诠》并于1904年出版,由此奠定他的现代国家观以及国家民族观。第一阶段,严复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灭种危机、主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竞争保种;第二阶段,他认识到国际社会有一定公理、中国之危机更多来自内部,所以强调清廷政府要提升内政外交水平、加强国家能力;第三阶段,他则以国家民族观念批判激进民族主义,宣扬法治宪政的现代国民国家以及不分民(种)族人人平等自由的“国家社会”。严复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其富于现代性的国家理论和国族观,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前沿,至今亦仍有显著价值。

经世与启蒙:梁启超的孟子学

“经世”是梁启超思想中一以贯之的核心关怀。梁氏孟子学前期以宣传康有为大同思想为主旨,介绍和吸纳西方思想,以西方知识性内容取代传统道德评价标准;后期侧重国民教育,以西方教育主义重新审视传统思想中的知识与道德关系,在科学知识的时代大潮中凸显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与经世思潮的深刻互动中,梁氏思想“变”中有其“不变”,“不变”中又蕴含“常变”,在救国之切、爱国之真的烘托下其经世意识更加醒目。梁启超的思考对当下增强文化自信,继承并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大同说下存伦何以可能?——康有为三世说下的人伦观申论

康有为改造了董仲舒、何休、郑玄等汉儒的三世说和人伦观。汉儒认为三世皆五伦俱全,而康有为认为据乱世、升平世五伦俱全,太平世无人伦。终极的太平世之前有无量的升平世,且二者之间有质的区别。康有为的人为天生说和性善说是其大同说的理论基础,二说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大同只能存在于观念中,现实世界永恒地处于升平世,那么升平世中的人伦也将永恒地存在。通过这种曲形路线,康有为的大同说为保存人伦提供了可能,重新确立了孔子之法为万世法。

严复对中外舆论的省思及其情感认同(1909—1919)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乃至中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学第一人”严复的思想及其时评发生了巨大转变。一方面,他与侯官乡人林白水及《公言报》往来密切,背后涉及政治后台安福系;另一方面,他与以袁世凯为核心的政治派系有实际的政治利益勾连。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再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倒戈,到梁启超学生蔡锷到云南,唐继尧宣布独立。在这一系列政治风云变幻中,严复对近代报刊及中外舆论的省思,既有时代性触角和在世界格局变动中的坚守及眼光,又反映了其政治认同与思想认同的错位与反复,其中的得失经验值得深思。

新知和方法:Induction和Deduction的东渐与衍义

西方哲学东渐过程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西方哲学术语的汉译和日译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其中的逻辑学和演绎等术语在明清之前就被翻译和引入并在晚清规模化,归纳等更多逻辑学术语也在晚清被汉译和引入。作为认知方法的归纳和演绎,这两个术语在中国是如何被理解、翻译、移植的,是如何被清末的严复引介的,是如何被民国时期的金岳霖发展的,通过文章的考察就呈现了出来。

从近代“夷”形象嬗变看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以《海国图志》为中心

《海国图志》中的“夷”形象嬗变,标志着中国近代“异域”形象由“夷”到“他者”的转型,其主体由传统“少数民族”转型为近代“西方列强”。这一深刻嬗变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文化机制由传统“华夏中心”一元构架向近代“中西冲突”二元构架转型;二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这不仅论证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是在中国古代各民族“自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伴随着近代强势他者的出现而“自觉”形成的,还揭示了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向“自觉”演进的时间节点和推动中华民族意识演进的文化机制。

梁启超与时务学堂的教育改革

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近代教育改革。在教学宗旨上,把时务与治学相结合,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在教学内容上,把中学与西学相结合,并将其贯穿于功课设置和教学当中;在教学方法上,把书院与学堂相结合,既继承传统书院的箚记、面授答疑、讲学和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习的制度,又吸收了新式学堂面试招生、参加学术活动和运用近代教育技术及教学方法的新制度。这次教育改革培养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开启了湖南近代教育的先河。

传统文化对近代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以严复、康有为为例

本文基于严复《天演论》的译介和康有为对它的继承与再发挥,系统探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进化论历史观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国情所实现的现代性转化。研究发现,经过现代性转化的“大同理想”为我国近代学者提供了将本土文化与外来思想融汇贯通的逻辑前提,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结合建立了一个理性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