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信仰如何可能?——论康德对“泛神论之争”的回应

通过对“泛神论之争”的回应,康德批判了雅各比和魏岑曼在信仰上的狂热主张和门德尔松的独断的常识信仰主张,并进一步说明了理性何以作为信仰的权威。虽然有限的理性存在者没有关于上帝的知识,但不能自身局限性而否认上帝的实在性;虽然一个道德的上帝理念是由实践理性悬设而来,目的在于满足实践理性的主观实践意图,但这一理念却具有普遍有效性。出于对人的神圣性的彰显以及对实践荒谬困境的避免,悬设作为至善的上帝是实践理性的必然要求。

从愉悦到公共善:论莱布尼茨的幸福观

莱布尼茨认为“幸福是一种持续的愉悦状态”,这成为后世学者将莱布尼茨的伦理学说解读为一种快乐主义乃至利己主义幸福论的文本依据。综合考察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表明这种解读方式有失偏颇,忽视了“愉悦”这一情感概念在莱布尼茨哲学中的深刻内涵。不同于经验主义者将快乐等同于感官经验产物的观点,莱布尼茨的理解更近似一种审美体验的视角,强调愉悦本质上是对事物完满性(实在性或本质)的知觉,从而揭示了愉悦可以是一种理智性的、可共享的情感。由此莱布尼茨拒斥了将快乐等同于一种独占性、私有性情感的观点,避免陷入利己主义乃至享乐主义观点的窠臼,进而论证了人类幸福与共同体生活的内在关联,并表明真正的、最高的幸福必然指向公共善。

追寻“真诚”——卢梭与现代自我认同

现代人对自我的肯定和推崇、对如实展现自身的渴望,可以理解为一种“真诚”崇拜,后者作为一种现代产物,它的起源与卢梭密切相关。卢梭不满于18世纪法国社会弥漫的虚伪风气,对主流文化观念发起了挑战,他认为,人类主体性的真正基础是“对自我的存在的感觉”,这种感官真理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所拥有,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遭到遮蔽和异化,换言之,“虚伪”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必然后果。卢梭对“真诚”的追求、对资产阶级虚伪的批判曾经是一种“异端思想”,如今却被广为接受,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自恋文化”的盛行和“公共人的衰落”。尽管如此,卢梭对真诚的讨论依然具有重要价值,身为“最早的现代个体”,卢梭的追寻反映了现代人在这个混乱、无序世界的某种深层渴望,它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也值得我们深思。

重构政治社会:洛克式政府的有限道德责任及其繁荣目标

洛克的政治理论建立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他认为个体在自然状态中具有完全道德责任,而进入政治共同体以后只负有限制性道德责任。贯穿这一推理的指导思想是“权利导致权力”,在道德哲学层面则表述为概然性的政治权力基于必然性的道德权利。这一思想的产生得益于洛克对“社会性”与“政治”同构传统的破除,转而对社会性做道德化理解,对政治做功能化理解。政治自由因此被认为是对道德自由的偶然性限定,它代表的是对某种共同善的追求。财产是这一偶然性限定的表征,它是个体理性与意志主动外化的产物,个体在这一外化过程中成为道德主体。基于此,洛克认为,政治共同体的使命就是保护财产权、促进社会繁荣。

论黑格尔的伪善概念

伪善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现代社会,而对于伪善的思考也从未停止。然而,对于伪善这个概念本身的定义却十分模糊,对伪善这个词语的用法也存在许多混淆。黑格尔则对伪善进行了区分,他从精神哲学的角度出发,在《法哲学原理》与《精神现象学》分别讨论了不同的伪善。他的研究为分析与解决伪善问题提供了极为坚实的基础,并深刻影响了后世对于伪善问题的思考。因此,对于黑格尔伪善概念的认识与阐明,对我们研究伪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与奴隶:“黄祸”在近代中国的意义脉络与形象生产

“黄祸”是西方人对亚洲人的一种污名化表述。基于主方语言的知识立场细读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对“黄祸”的引述,可见其在晚清知识语境中衍生出了的两种意指关系,即“奴隶”的化身和理想的“国民”。“黄祸”与“祸”“奴隶”的意义联结在《黄绣球》中具象化为人物黄祸,他和女主人公黄秀秋同为国民教育的改造对象。在改造、重置女性/国人身心的述行实践中,内外叙事层两位寓言家巩固了父权文化结构,亦发明和征用了“本土的他者”,同时他们想象着其知识权威皆从“西方”而来,其教育实践也将得到“西方”的注视。《黄绣球》中的人物黄福、《自由结婚》中的主角黄祸,以及《新纪元》《电世界》《黄祸之预言》中的“黄祸”书写,皆是“国民”的具象化。在这些未来想象中,知识人诉求着不同的政治蓝图,但却共享着一种文化无意识,即要求成为西方、希望以模仿西方获得的力量击败西方的心理情结。

国家的合法性,还是国家的起源?——斯宾诺莎“社会契约”的功能分析

17—18世纪是社会契约理论的黄金时期。学者们普遍将霍布斯、卢梭和洛克看作这一时期社会契约理论的代表人物。然而,对于斯宾诺莎是否始终持有社会契约思想,学者们意见不一:他们一方面认为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提出了一种霍布斯式的为国家提供合法性证明的社会契约理论,另一方面又认为斯宾诺莎认识到这一理论与其哲学相冲突,因而在其《政治论》中修改或放弃了该理论。可见,正确理解《神学政治论》中的社会契约思想是判断斯宾诺莎是否始终持有该思想的关键。实际上,斯宾诺莎始终持有社会契约思想。不过,无论是从“同意”的角度,还是从“功利”的角度,将《神学政治论》中的社会契约思想理解成一种霍布斯式的为国家提供合法性证明的理论都是成问题的。这种社会契约理论不是要证明国家的合法性,而是为了说明国家的起源,之所以造成前述误解,是因为斯宾诺莎在这两本书中对其社会契约论采用了不同的阐述方式。

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本体论的批判与反思

费尔巴哈将莱布尼茨本体论特征分成两大问题进行探讨,分别为“本体本质性质与现象表现的关系问题”与“本体的一般性质与特殊性质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指出了莱布尼茨探讨精神实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时,片面夸大本体物质的感性性质,强调感性直观,忽视精神的能动作用。费尔巴哈也批判了莱布尼茨本体论中关于“一般”与“个别”之间的联系,他将物质的一般共性与特殊个性都归结于感性存在的本体本身,取消了莱布尼茨精神单子为生成万物的本体观。马克思评价费尔巴哈轻视抽象思维而重视感性直观,但他并没有将感性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在批判莱布尼茨的本体论中,费尔巴哈陷入了与莱布尼茨同样的局限中。

西方社会契约论逻辑思维与正义构建——基于霍布斯、洛克、卢梭传统社会契约与罗尔斯契约论的分析

契约共识是否一定是正义?传统契约论将自然法与人类契约共识作为正义,而罗尔斯则抛弃传统社会契约,采取康德式契约,将高度抽象后的共识作为正义,展现了西方将契约共识作为正义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向充要条件的发展过程。尽管契约论内部存在一定差异,但他们均采取将人抽象化的方式,只重视时间推演的一维推演,忽略了各国具体历史背景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和文化等空间“特殊性”,试图构建纯粹“普适性”理论。作为思想家个人思维中的共识与正义,这种标准应当由各国人民依靠实践经验进行评判。本文通过对西方契约共识理论与正义的关系的分析,揭示契约论的异同和不足之处,这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结合本国国情,推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参考意义。

重审“风景的发现”——柄谷行人之后的风景批评

柄谷行人有关“风景的发现”的论说,对推动中国当代风景批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内学者吴晓东、唐宏峰等将柄谷行人的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对《老残游记》《沉沦》等作品的解读,对学界有一定的启发。不过柄谷行人过于强烈的后殖民主义批判意识,有可能阻碍他以更从容的姿态处理跨文化风景书写中的复杂状况。倘若以混杂性为立足点,重新解读宗白华等人的写作,或能为风景批评的发展找到新的灵感。

苏格兰启蒙人学的开端——弗兰西斯·哈奇森人学思想的启蒙特质

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奠基者,哈奇森的人学思想的启蒙特质首先表现在他对加尔文主义人性观的质疑,他用斯多葛主义的灵魂德性观取代了基督教人性原罪论。哈奇森强调人性感官的直接作用和道德观念的非理性基础,主张采用经验和观察的方法探究人性的本质,阐述了包含内在感官、道德感官、公共感官、荣誉感官等复杂构成的心理机制及其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指出人性构造中的感官和欲望使人们能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能无私地关心他人的幸福和社会的公共福祉,而自然法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观察和结论而得出的人类行为规则的统称。哈奇森阐发的人学理论成为苏格兰启蒙人学的滥觞。

洛克自然法学说的理智主义传统与意志主义改造

洛克自然法思想研究作为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研究热点,其体系中理智主义与意志主义的区分并未得到足够重视。根据洛克著述的分期,可以发现他在早期自然法论文中就已构建起道德实在论的理智主义框架,追溯思想史渊源可以厘清这一框架的立意与突破。取得突破的原因在于洛克糅合“理性”的双重作用,在理智主义传统中嵌入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功用,通过“直观”获得自然法诸规定,通过推理能力获得更为丰富的道德知识。但洛克认定道德判断以意志而非理智作为根据,又使得一种道德非实在论的意志主义倾向在其体系中产生,因此给其理智主义框架带来了巨大的难题。这一难题的背后,是洛克试图使其自然法思想与近代自然观相符合的努力。

理性与信仰的对立与融合: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观及其启示

克尔凯郭尔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处理集中表现了他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克尔凯郭尔一方面批判理性对信仰的僭越和冒犯,认为信仰的悖论是一种为个体内在激情所保证的真理;另一方面则从哲学激情与信仰激情的差别和联系中找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与汇通之路。克尔凯郭尔以信仰统合理性批判了黑格尔将信仰理性化的思路,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在理性思辨至上、忽略个体生存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克尔凯郭尔从内在激情视角对理性和信仰的统合对于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反抗忽略现实生存的抽象思辨具有重要的启示。由于他主要是通过个体内在激情的迸发来实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因而与黑格尔一样陷入唯心主义,从而未能找到理性与信仰得以统一的现实基石。因此克尔凯郭尔的启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下进行批判性汲取。

诺瓦利斯论自我的构成:从身心问题到世界灵魂

德国早期浪漫派作家诺瓦利斯的诗学理想背后蕴含着其在18世纪晚期观念论哲学与生理学话语影响下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考察,构想了具有灵活性与开放性的媒介化自我观。在1795年以后的哲学断片中,诺瓦利斯持续表现出对身-心系统的交互关系、对有机体应激性与易感性的探究兴致,其围绕“自我工具”与“世界灵魂”展开的思考更是彰显了浪漫派诗学强大的综合能力与生产潜能,在康德以反思功能为主导的心智观之上突出了灵魂的活力向度,强调想象力的能产性。整体来看,诺瓦利斯在普遍接触、激活与生成的范式中构建了能动的感性自我结构,在其中流动的世界整体图景可得想象,这构成浪漫派诗人回应现代社会碎片化经验的一种策略。

休谟的人格同一性之谜

休谟在《人性论》附录中承认,当他运用自己的知觉理论去探讨人格同一性问题时,得出的结论是很有缺陷的。具体来说,有两条原则之间存在不一致,但休谟并没有直接陈述原则的不一致之处。很多哲学家先后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然而这些理解都没有抓住休谟的两条原则的冲突之处。通过考量一些解释的共同缺陷,我们发现休谟人格同一性解释的关键问题在于他过于狭隘的本体论预设。

休谟的人禽之辨——论《人性论》动物论证的意图

休谟在《人性论》前两卷对人类知性和人类激情的探讨中,加上了对动物知性和动物激情的探讨作为总结,强调了两者运作方式的相似性。但他的意图并非认为人类在本质上与动物没有区别,而是要把人类与动物放置到同一个自然秩序的图景中,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的独特本质。从自然秩序的角度来看,知性和激情并非人类所独具。人在知性和激情方面的表现,与其他动物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属人的本质应当在道德、政治和审美的生活中去寻找。

试论欧美技术哲学的特点及经验转向

本文通过对当代欧美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性等主要特点的分析,指出了欧美技术哲学发展的学术共同体困境及其经验转向,并提出我国技术哲学研究也应从中得到借鉴与启示,在研究背景、研究视角和研究共同体等方面有所转向。

西方女权心理学评介

当代西方女权心理学有经验主义的女权心理学、认识论的女权心理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女权心理学等形式，其中以后现代主义女权心理学为主流。女权心理学认为传统心理学中充斥着男性中心的偏见，存在着歧视、压抑妇女的现象。他们主张女性不仅应该成为心理学知识的客体，更应该成为心理学知识的主体，认为女性心理的研究应充分考虑父权制社会下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女权心理学促进了西方心理学家对传统心理学的内容和方法的深层次思考。

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演变、历史意义与局限

从历史的视角对个体主义的确立历程及其历史意义与根本缺陷作一个全面的系统梳理。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是建立了个体主义的"皮",那么,空想社会主义和宗教改革则试图构造个体主义的"骨",而启蒙运动则制造了个体主义的"肉"。这三者是互相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从个体主义的发展来说,文艺复兴主要完成了个体主义的舆论制造工作,空想社会主义和宗教改革则重点找到了个体主义的理论根据,而启蒙运动则提出了个体主义的实现途径和方法。所以,从思想启蒙来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者各自的使命是不相同的。这样的不同使命及相应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这些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所秉持的个体主义理论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意义和根本缺陷。

对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再思考

在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发展过程中,是格老秀斯完成了由古代契约论向近代契约论的最终转型,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通过其社会契约论主张共同开创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则出现了明显的激进主义的转向,20世纪后期的契约论复兴则远离了其过去的超验色彩,更具工具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