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先天条件?——一项拆解《既给予》中马里翁对胡塞尔之批评的尝试

在《既给予》中,马里翁批评胡塞尔以有限的直观将被给予性置于视域与自我这两个外在先天条件的约束下,他试图依据饱溢现象将被给予性从这一约束中解放出来。这不但使得饱溢现象中的直观难以理解,也会导致被给予者如何进入受予者有限视域的疑难。实际上,马里翁的批评未区分经由认识权能对条件和有限性的形而上学理解与被给予性自身所要求的条件和有限性。同样,他也忽视了胡塞尔的视域和超越论自我都可以分别从认识权能与被给予出发做双重理解,因而将批评的矛头错误地指向作为现象之被给予结构的视域与自我本身。这部分地是因为马里翁混用了胡塞尔与康德的直观概念,而两者并不兼容。饱溢现象中直观与概念的比对涉及胡塞尔的直观,此直观本身包含意向与先天,约束着饱溢现象;而康德的直观却允许被给予与先天分离,造成饱溢现象脱离先天的假象。最终,马里翁在《既给予》中对直观的批评只就概念层面的先天条件有效,而错失了以下可能:在直观中被给予的现象有其自身的先天条件,此条件正在被给予性中。依此可能,被给予性现象学将是对超越论现象学的视角转换和彻底化。

论瓦格纳打破“叔本华循环”的方式 ——对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意志主义解读

叔本华循环显示出人生永远陷于痛苦和无聊的循环中,只有在禁欲中熄灭生命意志,才能从循环中获得救赎。瓦格纳用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呈现所谓生命意志的熄灭,但主角不是在禁欲中而是在强烈的爱欲中弃绝世界、获得救赎。尽管有学者质疑这种爱欲未脱离个体化存在,仍囿于叔本华循环,但通过研究该歌剧文本及相关论著可得知,爱欲是一种单向的欲望,不寻求“生”的满足,而是通过否定个体生命及其欲求来实现救赎,因此脱离了叔本华循环。爱欲也体现为剧中不寻求解决的、单向的音乐,打破了传统音乐中不稳定—单调的循环,也暗示着叔本华循环的瓦解。然而,这种旨在否定生命的爱欲激发了狂热的非理性冲动,并创造了审美体验,又将成为肯定生命的力量。

话语与感受性之意向性——论列维纳斯的“绝对经验”

绝对经验作为列维纳斯哲学的核心概念与论题,因指向超越的他者而备受质疑。这种经验的核心要素是超越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蕴含于话语之感受性中。在话语关联中,他人之他异性向感受性给出自身,在我的被触动与应承中显现。相较于胡塞尔意向性活动的“自身揭示”与“自我触发”的统一,感受性的意向性活动是“他者临显”与“异质触动”的统一。借助话语经验,列维纳斯打破了视觉中心主义下的光之暴力,从“所说”返回到“说”,由此那不可还原者在“说”中显现自身。从认知经验到伦理经验,从同一性经验到超越性经验,列维纳斯拓展了“经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指出了一种非同一性的意识意向性经验,在这种经验中,存在之外在性得以显现自身而免于被同一化。对列维纳斯哲学核心概念“绝对经验”的探查,不仅有助于澄清对列维纳斯思想的神学化、神秘化的误读,也有助于深化对经验、语言和意义的理解。

同一与解构--弗洛伊德的重复概念与德里达的推进

德里达认为,弗洛伊德的重复概念以一种充满张力的方式反叛了哲学的同一性传统。弗洛伊德发现,在人的回忆机制中存在着一面具有显现与遮蔽双重功能的“记忆屏”,他在元心理学阶段将此概念发展为阻碍本源经验之表象的抵抗,以表明在回忆中不可能完全再现同一性的本源经验。然而,德里达认定,弗洛伊德的工作不够彻底,他仍然保留了通过消解抵抗而重新揭示同一的本源经验的希望。鉴于此,德里达接管了弗洛伊德的工作,并以自己的方式使其在差异化的方向上继续推进。德里达指出,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不仅暗示了深层抵抗,而且其文本自身亦成为对本源经验的抵抗的生动诠释。因此,弗洛伊德的重复概念在事实上构成一种对意识哲学之同一性的抵抗与解构,同时也不自觉地提出了同一性哲学的一种根本性难题。

列斐伏尔对恩格斯哲学的研究及其理论误区探析

列斐伏尔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探索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时,对恩格斯哲学也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提出不少所谓的“质疑”。总体上看,这些“质疑”包括,本体论层面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质疑,方法论层面对“自然辩证法”的质疑,认识论层面上提出“决定论与规律”问题。由于立场和研究视角的差异,导致列斐伏尔对恩格斯哲学进行了歪曲和误读。这些质疑,不仅没有任何说服力,反而进一步映衬出恩格斯哲学的科学性与进步性。

个体与社会关系之辨:从阿多尔诺否定性的自由观谈起

通过对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诊断,阿多尔诺指出,飞速发展的社会不仅未能实现对自由的承诺,反而导致个体主体性的丧失,这一自由悖谬在思想层面上表现为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对自由与必然、特殊个体与普遍社会间关系的误认。阿多尔诺主张借助否定性的自由观及其主体性原则重塑个体与社会间关系,进而实现非强制的社会性自由,达成个体与自然、社会的和解。这一自由观延续其非同一性哲学范式,分析个体于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困境及其道德异化状况,揭示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过程中潜在的倒退趋势,但也由于忽视物质生产过程而难以真正介入现实。

从自我意识到历史:论卢卡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吸收和改造

为批判第二国际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处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重申了马克思理论形象背后的黑格尔传统,将辩证法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内核。首先,黑格尔辩证法是整体原则统摄下的经验事实的本质性回归,卢卡奇将其改造为反直观的物化批判理论;其次,黑格尔辩证法是纯粹规律与具体规律之间的相互实现过程,卢卡奇借此指出自然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意识形态异化;最后,黑格尔辩证法序列的运动依赖中介的外在教化,卢卡奇由此引向政党对阶级意识的引导和灌输。但是,卢卡奇对黑格尔范式的过度借用部分偏离了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得出了诸如“两个整体性”的断裂、否定自然辩证法和救世主义的领导原则等误论。

维特根斯坦与约翰·麦奎利宗教语言思想的比较研究

语言一直是西方哲学中备受关注的议题,其演变在现代哲学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早期阶段,形而上学被认为毫无意义,然而,这一观点在后来的发展中遭到了质疑。维特根斯坦以语言游戏为视角,赋予神学语言以合理性,使得言说上帝变得具有意义。约翰·麦奎利则通过现象学角度重新思考语言和话语,提出了话语情境理论,从人的实存角度阐释了语言现象的多样性,并最终构建了“实存-存在论”语言,为人类探讨上帝的可能性提供了新视角。尽管这些理论各自存在一些不足,但这些学者的多元、包容和开放态度为不同世界观的人们搭建了沟通与对话的桥梁。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数字劳动批判理论的审思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高歌猛进并深入渗透社会生产生活,人类劳动亦打上数字化“烙印”。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立足这一变化,洞悉数字信息时代劳动变化的源与流,剖析数字时代的新型劳动主体、形式、“克扣”与异化,创造性地提出“互联网产消者”“无酬数字劳动”“无限制剥削”等见解,批判资本主义借助数字平台压迫人的行径,阐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解放道路,建立起独具时代特色的数字劳动批判理论。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对数字劳动的研究结果引发学界热议,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数字时代更具真理光芒,启发数字时代的劳动者深刻思考,但不可否认他存有误解马克思生产性与物质劳动的争议、止步批判与分析、略显悲观的劳动解放态度。

科西克现代性危机理论探析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克莱尔·科西克从捷克问题中窥探出现代性的弊端,表明社会中潜藏现代性危机。在《现代性的危机》中,科西克从工具理性造成普遍操纵系统的假象中揭示出危机表现趋同,并且提出其实质是多领域的异化集合体,即政治的异化、科技的异化和人的精神的异化,最后将产生危机的病根归于虚无主义的盛行。探讨和评析科西克的现代性危机理论对人们理解现代性危机的实质,认清人的存在价值,反思现代西方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汉斯·约纳斯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

20世纪是生态学与生物学蓬勃发展的年代,汉斯·约纳斯作为该时期的哲学家,思想承继德国现象学传统的同时,又有着明确的时代指向性。他在对生命现象、责任原理的探讨中,蕴含一种对生态伦理的价值关怀。文章解析了约纳斯思想的逻辑起点,挖掘生态危机的技术诱因,揭示其思想中所蕴含的自然感情基础、解决环境危机之道,提炼出培养生态美德、维护生态正义和践行生态智慧等生态伦理价值。

“上帝”何以是不可或缺的?——论列维纳斯对主体性的捍卫

在列维纳斯的早期著作中,其书写遵循着一条从“有”(Il y a)到“孤独”(hypostasis)再到面向他人的渐进过程。其中,“有”是一个终将被突破的过渡环节。许多评论家认为,列维纳斯在逻辑上预设了一位善良上帝的存在,作为与他人面对面伦理关系实现的保证,而这也是“有”必将被克服的原因。但其实,列维纳斯的上帝是源初异质性的显现,他的相关思想是一门“使意义成为可能”的哲学。将语境还原至他所身处的现象学运动中去,他希冀超逾胡塞尔的意向性和抗拒现代战争的努力,并一直在致力于捍卫主体性这一行动。

论列斐伏尔“总体的人”——囿于乌托邦式的文化救赎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已然完成,他开始关注内嵌于劳动者日常生活之中的异化现象,设定了“总体的人”作为克服异化的目标和未来社会主体的理想形态,以此来超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和拜物教批判理论。应当说,“总体的人”拓宽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新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性,扬弃异化的曲折性。然而,列斐伏尔尤其看重文化革命的力量,主张以个体取代无产阶级成为革命主体,企图以日常生活艺术瞬间式的回归为实现“总体的人”提供契机,其结果是脱离了马克思所主张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使得“总体的人”成为思辨抽象的概念体系。

考德威尔论自由与文学、科学

考德威尔关于“自由与文学、科学”相关问题的论述,涵盖文学与“自由意志”、科学与“自由行动”以及文学、科学与自由三个方面。考德威尔试图建构一个文学与“自由意志”的理论体系。他指出,人在经济生产中,通过文学语言中的“情感音调”,以体现“模拟世界”的本质,从而实现“共同自我”功能,以此增强对精神现象“必然性”的认知,最终抵达“自由意志”。同时,他也试图构建一个科学与“自由行动”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人在经济生产中,通过科学语言中“可感知事物”的部分,体现“模拟自我”的本质,以实现“共同世界”功能,最终抵达“自由行动”。在此基础上,他融合文学与“自由意志”、科学与“自由行动”的理论体系,试图组合和构建一个完整的“虚空世界”,进而指导实践。

从非同一性视角重思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从抽象走向具体”的方法。这个方法必须从非同一性思维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基于非同一性的视角我们发现,在马克思那里,概念不是对事物共同特点的抽象概括,而是超出了这种抽象概括,走向“丰富的具体”。这个“丰富的具体”的思想吸收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又把概念置于唯名论和实在论之间,因此它既与概念有关又超出概念,既与事实有关又超出事实。如果把这个具体纳入同一性的框架之中,这个具体就会被扭曲,而这个被扭曲的具体就会以被扭曲的方式进入概念之中。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试图把握具体,但是他以现象学的直观的方式来显示具体,于是具体就是按照被扭曲的方式进入抽象的形式之中。马克思把同一性和非同一性辩证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既克服了观念论的缺陷,又克服了唯名论的缺陷。他通过这种辩证法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形而上学,这既是辩证唯物主义,也是实践的唯物主义。

论社会历史认识论的发生学基础——基于索恩-雷特尔对“先验主体”论的批判

与康德将知识理论的发生学起源追溯于认识主体的先天综合能力不同,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认识论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索恩-雷特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一方面证明了源起于主体之行为的现实抽象的存在,同时论证了现实抽象向思维抽象过渡的可行性,由此指明了主体思维形式发端于现实抽象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另一方面,在精确把握康德先验主体之“先天综合能力”的基础上,抓住货币所具有的同一性及其社会综合功能,成功地将认识主体的所谓“先天综合能力”的综合之起源链接到了货币综合。通过上述两方面的努力,索恩-雷特尔不仅实现了对康德“先验主体”论的批判,而且深刻阐发了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微观运作机制,这一微观机制的探讨将有助于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研究的深化。

主体生成辩证法的内在逻辑

主体生成辩证法是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理论。主体生成辩证法认为,历史不是既定存在的,而是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不断生成的,且历史的生成性根源于历史主体。主体生成辩证法的内在逻辑至少包含主体性逻辑、多元主体间性逻辑和差异性逻辑三个方面。这些内在逻辑的积极意义表现为其对于坚持和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具有不可忽视的方法论和资料性价值,其理论局限性表现为主体生成辩证法虽然有着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正确理解,但又不同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即主体生成辩证法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价值理解的休谟进路

对西方近代以来价值哲学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首推休谟。休谟在“是”与“应当”的区分中对于事实概念和价值概念的理解,成为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对价值理解的范本。休谟认为从“是”无法推出“应当”,强调作为科学描述对象的事实与伦理价值二者截然不同。摩尔以“自然主义的谬误”表达了对将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的批判,认为“善”或“善的”是不可定义的,所有定义都犯了“自然主义的谬误”,摩尔的研究推进了当代哲学中在事实与价值二分法下的价值理解。艾耶尔和史蒂文森则继承了摩尔的研究进路,将伦理价值的理解仅看成是伦理情感的表达和态度问题。价值冲突的表现就是态度的分歧。在史蒂文森那里,解决态度的分歧成为他的主要价值关注。

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对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双重反叛

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并非两个对立面,非理性主义其实是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因此西方传统哲学的“共相”概念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双重向度。维特根斯坦以“家族相似”概念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理性共相”的批判和对“感性共相”的回归,既澄清了感性关联与共相之间的张力,也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共相”所蕴含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双重向度进行了批判,最终导致了他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彻底决裂。

双重话语规训:论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了“东方主义”理论。他主要借鉴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福柯的“话语”理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将“东方主义”界定为一个高度封闭的知识领域、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一套西方主导的权力话语。通过对各类文本进行政治化、历史化解读,萨义德揭示了西方如何凭借东方主义制造关于东方的知识,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一个沉默的、愚昧的、落后的“东方”,以实现对东方的控制、支配、征服。为了挣脱东方主义的桎梏,萨义德呼吁一种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国际主义的人文主义,并鼓励知识分子成为“流亡者”“、边缘人”、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受福柯话语理论的影响,萨义德事实上造成了双重话语规训:一方面,他批评东方主义者无视东方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东方主义话语中;另一方面,他本人亦无视东方主义的差异性,将其规训到自己的东方主义理论话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