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性、非定域因果性与科学的根基:康德的空间性思想的启示

解决几何化问题是为近现代科学奠基的关键,而空间性问题处在几何化问题的中心。康德物自身的非空间性学说把空间性视为人的经验之内的性质,而非物自身的性质,由此,他需为科学重新奠基。康德通过具有力的实体间的非定域交互作用解释空间性的形成,但他同时通过定域因果性解释自然物体的形成、光通过以太传递外部信息,由此表明物自身是非空间性的。康德证明了基于定域因果性的机械论和微粒论不是解释空间性的正确理论,且为通过拓扑学建立空间性的数学上的可表达性提供了可能。最终,基于非定域因果原理解释光对信息的连续传递,才能解决康德留下的数学应用于自然的难题,并重建科学的根基。

康德的德行概念并非自制——基于《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论证

关于康德的德行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自制概念的关系大体上有三种观点:德行只能算作自制;德行不只是自制;德行可以理解为自制。通过对《道德形而上学》“德行论导论”的疏解可知,两者存在明显差异。目的学说方面,德行以定言令式为根据,以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为质料,以普遍法则为至上原则;自制以最高善为根据,以幸福为质料,以正确的逻各斯为原则。意向学说方面,康德认为人有对义务概念的易感性的主观条件,且德行是承担义务的唯一能力,但德行义务不止一种,相关于法则,具有先验性;亚氏认为,人可以出于意愿去行为,但德行只有一种,相关于中道,可从经验中学习。康德认为,人对德行的拥有不是义务而是目的,仿佛是德行拥有人;亚氏认为,应当通过克服不自制来拥有自制;德行要求驯服自己的激情,驾驭自己的情欲,自制则要求抑制感官欲望,控制自然需求和痛苦。方法论方面,德行不能靠习惯养成,要以问答法进行理论练习,以修行法进行实践练习;自制则要求掌握真正的知识,学会明智,要在习惯中养成,在实践中完善。因此,德行并非自制。

在与康德道德思想的对比中看罗尔斯的契约观——兼论政治自由主义中的两个循环论证

从《正义论》到《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始终将他的正义观念视为某种形式的契约论。这种契约观在建构主义中达到完善和成熟,它的某些主要理论要素源自对康德道德思想的重新解读。罗尔斯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吸收与改造来构建其正义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树立了捍卫理性信仰的成功典范,但也在契约论框架下处理康德义务立法概念时遭遇了表现为循环论证的困难。

从自由因、自因到自律:康德的形而上学革命

形而上学的“自由因”是前康德的形而上学观念,“自因”是笛卡尔尤其是斯宾诺莎(也包括莱布尼茨)的观念,把形而上学的“自由因”与近代哲学的“自因”落实到意志的自律则是康德的伟大贡献,为了解决自律中的矛盾,康德引入了目的论的架构,为黑格尔最终完成形而上学这门科学提供了关键性的启发,以至于可以说没有康德就没有黑格尔,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看到的形而上学的完成与终结,因而康德形而上学革命的重要意义难以估量。

论康德的良知观

在康德伦理学中,良知是一个充满着诸多争议的问题。对康德而言,良知属于理性还是情感?与此相关,它属于理性慎思还是直觉性反应?就此,学界大体上可以分为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两种立场。其实,良知应该属于一种道德直觉,其中蕴含着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就产生根源而言,良知在康德那里是一种判断力,也属于一般性的实践理性,但仍然主要呈现为一种道德情感,包含了理性与情感两种心灵状态。作为道德直觉的良知最好从一种自然主义的角度加以理解,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它既有敏锐性、瞬时性的优势,但也由于各种原因而会导致模糊的、歧义的判断。

论康德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

形式逻辑一词来自康德。康德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影响深远。康德关于形式与内容的区别可以有一种新的解释:所谓形式,指与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所谓内容,指与非逻辑常项相关的表达式。康德在自己的思想中有这样的认识,但没有完全说清楚。日常认识、科学认识的表达是有内容的,哲学认识、逻辑认识的表达也是有内容的。澄清这个问题,逻辑上涉及句法与语义的区别,语言上涉及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区别,以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康德的先验逻辑,有助于学界更好地认识所谓形式与内容的区别。

康德与道德虚无主义

道德虚无主义否认道德的真实性,其典型主张是道德本身就是子虚乌有之事。虽然康德尚未明确认识到道德虚无主义之概念,但他在反驳道德怀疑主义时,曾附带地提及并回应了道德虚无主义的观念。在其主要著作中,康德以“隐性”的方式坚定地拒斥了道德虚无主义。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道德法则的效力阐明了纯粹理性本身就是实践的,为道德奠定理性之根基,从而展现了道德虚无主义之不实。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除了正面揭示人作为理性存在者始终秉有道德兴趣,还通过道德兴趣缺失者的思想实验,展现了人只要懂得利害计算,结合上帝和来世的可能信念,就可以产生出道德的“类似物”,这也以特殊方式彰显了人类的道德本性。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康德通过对人性善恶的阐述,特别是对人性中“善的种子”的深入刻画,表明不存在对道德无感的人,由此最终拒绝了道德虚无主义。康德有力地确证了人的道德本性,其最大教益或许是,在一个道德虚无主义甚至各种类型的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人依然可以相信理性,选择崇高。

康德与人的尊严

为人的尊严提供严肃的哲学辩护,是康德思想的核心关切。当代学者对康德的尊严观主要有两种解读:一是尊严作为某种绝对价值,体现为人类作为理性存在者所具有的自由能力,并构成了尊重人的权利的根据;二是尊严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可理解为优越性或某物高于另一物的地位,但并不构成现代社会中平等人权的根据。这两类解读各有其利弊。解答争议的关键在于澄清何谓尊严的主体。通过对康德核心文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两大类道德意义上的尊严主体:一是理性存在者本身或道德人格本身,二是理性存在者的道德活动所展现的不同德性。两类尊严主体的根据在于自律这种纯粹实践理性能力。康德式双重尊严主体涵盖了两种尊严范式的基本特点:与道德人格相应的同等尊严,对应着绝对价值;与德性实现程度相应的不同尊严,体现了关系性的规定。基于道德人格的同等尊严,确立了不可剥夺的生而具有的自由法权,表明了基本尊严和法权的绝对性。当代少数学者消解尊严绝对性的尝试,实际上源于混淆了不同的尊严主体。康德的尊严观确立了平等尊重的底线,凸显了尊重权利与改善德性的价值,还能兼容诸多社会性价值要素,具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帕通的康德研究及其意义

20世纪上半叶,苏格兰学者H.J.帕通对《纯粹理性批判》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研究对当代康德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青年时代的帕通是不列颠理念论的代表人物,深受格林、布拉德雷与凯尔德的影响,以其“善的一贯论”反对爱德华·摩尔的直观主义元伦理学。后来,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深入研究,帕通自觉突破了原有的学派立场,转型为康德著作的释义者。他在《经验形而上学》中批评了以阿迪克斯、费英格与斯密为代表的拼凑论,为《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融贯论的阐释,促进了康德哲学在英语世界的普及与接受。他在《定言命令式》中澄清了许多关于康德伦理学的传统误解,将意志立法公式视为定言命令式的最高原则,改变了传统上以普遍法则公式为核心的诠释范式,对当代康德伦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催生了建构主义诠释与实在论诠释。

先验的图型、经验性的图型及其统一性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图型论是康德理论哲学研究的难点之一。相关研究的一个局限在于并未将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先验的图型)和感性概念的图型(经验性的图型)统合起来。首先,由于范畴与现象具有异质性,范畴需通过先验的时间规定或时间图型这一中介,才可应用于现象。先验的时间图型使得一般认识对象得以可能。其次,感性概念的对象虽具有形象并与现象同质,却同样需借助某种图型才可获得普遍的表象。感性概念的图型是经验性的,构成了具体经验对象的建构方式。最后,先验的图型与经验性的图型的统一性在于:两者作为先验想象力在不同层面的产物,体现了不同层次的综合活动,共同构成了认识对象得以可能的机制。

“善、至善、伪善”: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环节

康德的道德哲学真的是“空洞的形式主义”吗?哲学界之所以有如此批判,是因为康德的道德哲学从一开始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德性论,即关于善及其先验根据的理论体系,而不是被广义地理解为由包括德性论、正义论和根本恶论三个环节构成的道德哲学整体。康德道德哲学的这三个环节是围绕德与福的二律背反关系展开的:德性论的“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可视为康德道德哲学的起点;正义论在“至善”的框架内对人的正义和上帝的正义进行了探讨,它为道德法则在现实中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外部保障;根本恶论一方面通过对“伪善”或“德行假象”的揭示,以及试图对人的善的禀赋的重建,为德性论的纯粹化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则通过所谓的“伦理共同体”为道德法则的践行提供了一种辅助手段。

三段论与幻相逻辑——康德自然辩证法新探

康德自然辩证法的逻辑基础是传统的三段论推理。与黑格尔辩证法不同,康德辩证法不是推出真理的辩证逻辑,而是虚假的三段论推理,即幻相逻辑。它不仅存在于思辨哲学,还存在于实践哲学、美学乃至目的论等诸多领域。除二律背反外,它还有谬误推理和纯粹理性理想等不同形式。诸多康德辩证法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是自然辩证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一样源于理性对理念的追求,并带有必然性。但它的基础不是理性的自否定性,而是理性通过连锁三段论进行推理的能力。康德的自然辩证法可以通过连锁三段论得到形式化表述,它所追求的理念也是这种推理的条件序列构成的整体,它可以通过这种推理指导自然科学建立知识体系。

论康德伦理学中的自我关切

在斯洛特(Michael Slote)等一些研究者看来,康德声称只有促进他人的幸福才是道德主体所应该承担的德性义务,而促进个人的幸福并不属于这种义务的范畴。对此,斯洛特批评其理论由于缺乏自我关切的维度而将导致“自我—他人的不对称性”,这不仅与康德所提出的定言命令相冲突,而且将产生实际行动上的不良后果。同时,康德在谈及人们是否有追求自身幸福的义务时,其表述始终是含糊不清,论证上也存在着矛盾性。本文将反驳这些批评与质疑,指出在康德的道德理论中,定言命令首先从根本意义上保证了自我关切,而且也能够支持“自我—他人的对称性”,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符合道德要求的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实际上仍然属于我们的德性义务,另一方面,只有在主观上将促进他人的幸福作为“直接义务”,我们才能够达到保证每一个人利益实现的整体性幸福的境界。

论康德“实践二分”观念的美学内涵和生态批判意义

康德在其生前未正式出版的《〈判断力批判〉第一导论》和正式出版的《判断力批判》的“导论”中,把实践分为“技术性”与“道德性”两种性质,体现了其实践哲学的深度和预见。技术概念作为艺术与自然类比的中介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两种不同性质的实践在意志的目的性上的区别,使其在世界美生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在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理性主义造成严重生态问题的今天,康德这一观念彰显出极富远见的生态批判意义:一是揭示了技术的双刃剑本质,使人们警惕技术的非道德性后果可能造成的生态灾难;二是有助于深入认识实践意志所蕴含的人性的生态结构,遏制和避免把技术智能片面市场化的反生态恶果;三是指出了作为实践对象的现象界与世界本体之间的关系,肯定了将敬畏宇宙整体作为存在本体的根本性的生态意义;四是强调了美所包含和象征的道德精神,昭示了从生态美学视角审视技术理性主义的重要意义。

儒家有意志自由吗?——以康德为参照

儒家是否具有意志自由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有人以康德为标准,否认儒家具有意志自由;有人则认为儒家具有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是多样性的,既有康德所坚持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也有康德所反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志自由,后者比前者更加符合实际。儒家从现实出发,其意志自由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意志自由,人虽受到现实限定,但又高度自由。以儒家性善论来否定儒家具有意志自由不能成立,性善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人们的为善方向,但并没有剥夺人们的选择自由。正是因为人性善,道德构成了人的本质规定性,所以,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意志自由,而是通过承担道德责任成为道德之人,意志自由后于道德责任,意志自由受到道德的限定。

圣人在实践上如何可能——由《实践理性批判》反思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论题

中国哲学研究应该关注和西方哲学的通约性问题。牟宗三用“内在超越”说批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之不足,但有自设语境之弊端。如果顺康德的思路而下,则不难推导圣人在实践上如何可能,所以这仍然是具有通约性和值得讨论的核心问题,相关讨论也多见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由古代文献可以发现古代中国哲学在实践理性中也存在和康德相近的二律背反,在对二律背反的消除上也存在可比拟之处。而从实践理性关注“圣人在实践上如何可能”,对宋明理学的心性论等哲学和哲学史上的问题一定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也必将有所启发。

二律背反:不可化解的自我矛盾——论理性的辩证问题与批判的先验化解

理性的“二律背反”触发了康德对理性的批判。然而之所以批判,却并非只因为有了“二律背反”。作为明显的争议“二律背反”曝出了潜在的问题。不过表面的争议还不是引发问题的深层动机。甚至潜在的“辩证”也只是导致“二律背反”的不当手段,而不是问题涉及的正当诉求。在“二律背反”这一部分尽管运用先验的化解,《纯粹理性批判》揭示了问题的深层所在,但局限于宇宙论这个理性外在的运用,它既不能本质地阐明“二律背反”内在的理性自身的矛盾,也没有触动根除“二律背反”而须克抑的理性自身的主观。因此,“二律背反”的根除实际上还有赖于《纯粹理性批判》发展出一个普遍的理性自身的“规范”。

论“持存的空间”观念及其形成——一个康德式的观念发生学批判与重构

“空间是持存的”这一观念被众多学者不加解释地接受下来并纳入对康德哲学的解释之中。在康德哲学的框架内,不但用“持存性”来谓述“空间”的做法是成问题的,而且将空间看作是一切持存性得以可能的基础框架的做法也不能成立。尽管如此,“空间是持存的”这一观念作为一个日常信念,其形成是有迹可循的。观念发生学的方法揭示出,康德先验哲学中“同时性”“持存性”与“空间性”等概念之间隐含的关联和转换,构成了“空间是持存的”这一观念形成的内在逻辑线索。

里斯本地震与康德的思想转向

作为一位自1747年起从事哲学思考与著述近60年的哲学家,康德一生历经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转捩点,除却休谟对其教条主义之迷梦的唤醒等这些广为人知的文化事件之外,1755年11月1日万圣节当天发生在里斯本的大地震对康德的震撼亦不容小觑。这一重大的自然事件,对康德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就自然世界的认知而言,里斯本的这次灾难使得康德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从侧重抽象思辨的面向转为了科学经验的维度;其次,就神义论的理解来说,康德显然不再满足于先前蒲柏式的乐观主义,而是在融合克鲁修斯思想的基础上,走向了温和的莱布尼茨式的“理智论”这一立场。在刚刚经历过“新冠”疫情的当前时代,回顾和反思自然灾难与康德思想转向之间的深层关系,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均不无裨益。

自由与责任:康德与阿伦特论根本恶

康德和阿伦特都对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但对于二者根本恶概念之间的关系,学界尚未有详细的讨论.采用准先验分析进路,可以发现恶的形成既受到先天因素的影响,也与社会环境因素紧密相关.这一路径为深化对康德和阿伦特根本恶理论共通性的理解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视角.基于此,对根本恶的分析应从经验性恶行出发,进而追溯到其更深层次的主观根据——人的自由本性.阿伦特和康德的自由概念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二者在对根本恶的讨论中都十分关注人类的自由本性与道德责任.阿伦特对康德根本恶理论继承与发展,为深刻理解恶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更广阔的理论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