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利奥塔的后现代智术

学界对利奥塔的关注,大多仅聚焦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这个标签,这有所偏颇。从虚无主义和智者派两个要点对利奥塔思想发展进行某种贯穿性的理解,我们发现,利奥塔自己的虚无主义大致经历了从相对之还原向绝对之深渊的转变,并可概括为虚无、事件、体验等关键要点。这也为我们重释《后现代状态》和《异识》等代表作提供了重要线索。而利奥塔由此得出的“无标准之判断”这个基本思路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康德的第三批判的范式,进而与智者、异教主义这些看似边缘而极端的思想运动产生了密切关联。反转、计谋、时机等等,这些古老的智术不断被利奥塔转用于当下的后现代世界之中,成为哲学判断的有力契机。

论哈贝马斯对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阐释

哈贝马斯的辩证法思想蕴含在他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理论中。如果说主体的形而上学化是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轴心,那么哈贝马斯则基于对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的反思,建构了以主体间的话语商谈和对话交往为内涵的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哲学话语。哈贝马斯以主体间的道德对话和政治商谈为切入点,实现了辩证法的语用学转向,推动了辩证法的理论形态从为形而上学服务的真理逻辑向谋求伦理和政治共识的实践逻辑的转变。哈贝马斯对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阐释,是对辩证法在对话中寻求共识的实践智慧的当代发展,深化了辩证法的现代性意蕴的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阐释具有启示意义。

社会科学还是社会批判理论?——从阿多诺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评谈起

20世纪在德国学界发生的实证主义之争自有其所来与所往。阿多诺对波普尔的批评暴露了德国古典哲学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事实性与规范性关系的困局,而哈贝马斯等人在这场争论之后的工作则指出了一个走出该困局的可能方向。从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中我们可以提取出超越这场争论特殊语境的一种有效解释和改变现代社会的方式,即通过厘清社会科学与社会批判理论二者的矛盾与联系,确立一种对社会科学与社会批判理论(同时也是事实性与规范性)进行调适的关于“社会学启蒙”的理论。反讽的是,这项追求普遍性的工作只有从阿多诺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评开始才是可能的。

唯物史观视阈下“理性工具化”问题探析

“理性工具化”问题是霍克海默为西方理性传统的“消蚀”提出的应对之道,进而重建理性权威的入手点。从“理性工具化”到“工具理性”,经历了施密特翻译和哈贝马斯阐释创造的过程。霍克海默对“理性工具化”问题的诊断在于片面化的启蒙精神,抽象了理性的丰富性,仅仅保存了被工具化的理性的启蒙。在唯物史观视阈下,解决“理性之蚀”的思路无非是以“社会批判”超越“理性批判”,但“社会批判”毕竟无法代劳实际的社会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理性工具化”问题的正确方式,在于合理利用理性,进而解决资本治理难题,走出资本治理困境,开拓出新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遮蔽抑或实行:《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差异

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被海德格尔称为存在论差异,存在论差异在海德格尔思想中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存在与时间》中是否有存在论差异的问题,马里翁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认为《存在与时间》中经由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而提出的“存在论差异”,尽管构成了现象学的“第二次突破”,却同时遮蔽了真正的存在论差异。但是,如果此在的生存已经在不同层面上实行着差异,存在领会作为存在论差异的可能性植根于此在的时间性,那么《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分析论就可以被理解为对存在论差异的明确实行。

共同体(community)是如何构成的?——基于三种政治现象学的研究

文章主要讨论了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对于共同体是如何构成的这个问题提供的三种现象学的路径。胡塞尔对于现实的德国和欧洲共同体的理解与他现象学中关于Einfühlung(同感或移情)作为共同体形成的方式之间具有某种张力,但是在胡塞尔的理论中我们发现,Einfühlung究竟是“同感”还是“移情”,这个区分成了理解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关键。海德格尔认为,移情应该建立在共在的基础之上,他把共在作为此在的内在本质部分,强调的是非本真和本真共同体的关系。萨特认为,海德格尔的共在不应该是理论的前提,而是需要进行仔细分析的对象。在萨特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冲突,不可能存在真正的Einfühlung。文章最后以“同感”(不是“移情”)为核心概念,讨论了community与communion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指出真正人类共同体的可能路径。

交往行为双重特征视域下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技术主义阐释——兼论对马克思的“新辩护”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思想关系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判定为一种客观结构,认为其内部包含关于技术和组织的知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并指责其忽视了社会生产与交往。但在哈贝马斯看来,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远未达到交往行为的高度。交往行为具有双重特征:它同时综合了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和戏剧行为,且建立在对世界的全面反思之上。相较之下,社会生产与交往更多地止步于目的行为层面,缺乏交往行为的丰富内涵。哈贝马斯的真正问题在于,他在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时预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化。事实上,在前资本主义和未来社会,围绕生产展开的各种活动与交往,同样能够孕育出规范调节行为和戏剧行为,进而与世界建立起反思性联结。

论海德格尔“诗意栖居”思想的生态审美意蕴——基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文本

在海德格尔看来,“四重整体”意味着“四重保护”。人作为“终有一死者”领会存在并有所作为,就是“此在”的“诗意栖居”。“诗意栖居”面临的现代性问题是“存在被遗忘”的生存危机,“此在”要“思及无家可归状态”,在领会存在中达至“四重保护”,进而在“四重保护”中达至“诗意栖居”。“此在”领会存在并有所作为就必须深入反思文明的本质及其时代问题,必须深入到“保护”的整体性和“栖居”的本质规定性之中,从根本上变革人类自身改变世界的方式,确定人类思想与行为的自然界限,为人类生存、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留下空间。

哈贝马斯论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

交往合理性概念是哈贝马斯为解决现代性危机而提出的。由于哈贝马斯的理论与韦伯理论的关系及他本人后期工作重心的转移,这一概念在现代合理性图谱中的定位似乎一直是悬而未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理解交往合理性与道德-实践合理性的关系。哈贝马斯先后在认识兴趣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中,从理性兴趣和行为领域这两个层面对这两种合理性做出过区分。这只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交往合理性的任务是,面对认知-工具合理性的过度膨胀,既要承认现代社会已经分化的基本合理性之间相互独立的事实,又要在此前提下实现它们的有限统一。据此,面对自身合法领地遭到侵蚀的状况,道德-实践合理性应当依据交往合理性所提供的有效性要求、原则与程序,实现自身重建,具体包括道德、法律和宗教三个具体领域。

霍耐特和利科之承认理论比较研究

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黑格尔的“承认”概念被国际学界重构,霍耐特和利科的承认理论是最有代表性且旨趣相异的重构成果。本文从思想来源、重构逻辑和承认模式三个维度对其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霍耐特将黑格尔的承认概念进一步经验化,把羞耻、愤怒等消极情感视为驱动力,强调了承认的斗争面向;利科则将承认过程分为认同的承认、自我承认以及互相承认三个步骤,认为在羞辱与斗争意志之间还有责任的位置,强调了承认的感谢轮回过程。在社会政策领域,重构的承认概念开始对社会政策的基础性原则发起质询,这提示我们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也需要对我国社会政策的分析着力点及其中轴原则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考量。

从知识论到存在论——论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真理观的批判与“变革”

传统西方哲学站在知识论立场,将哲学理解为一种求知活动。代表性人物黑格尔以“理念”为核心,“思辨”为方式,“知识”为样态,建构起了其思辨哲学视域下的知识论真理观。海德格尔对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进行了批判,试图为真理奠定存在论层面根基。如果说黑格尔面对的问题是真理与对象能否“符合”,海德格尔则认为真理在于作为存在者本身如何去除对“存在”的遮蔽。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真理(alētheia)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命题真理,不是符合论的真理,而是存在之真理。达成真理即是要完成对存在本身的领悟,达成存在意义的“显现”——作为澄明的无蔽状态。

作为否定性概念的“公民不服从”——哈贝马斯的公民不服从思想

“公民不服从”守护的是共同生活的底线,而非某种积极向往,因而是否定的。它不是法律体系的局部性要素,而是法律体系否定地自我指涉的悖论性结构;它与多数原则之间的张力并非源于政治决策形式上的逻辑矛盾,而是源于不同生活形式的实质对抗。法律体系与政治系统的自我革新无法消解公民不服从带来的疑难,二者共谋的权力内在循环机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法律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产生于社会交往,对交往权力的捍卫是哈贝马斯化解合法性危机、消解公民不服从问题的关键。这一关注社会整体与局部辩证关系的思想突破了实证科学范式的限制,推进了公民不服从问题的研究深度,但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其中暗含的无政府主义要素仍处于自相矛盾之中,无主体的匿名交往则将使其丧失社会斗争维度。

人类、自然与科技伦理:约纳斯的未来伦理学启示

汉斯·约纳斯的未来伦理学理念对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他主张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性,并提倡建立新的伦理观念,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汉斯·约纳斯提出基于预测科学和忧惧启迪法的非相互性责任原理,强调对未来世代及自然负有的整体性和长远性责任,这种责任原理摒弃了传统的二元论观点,重新审视人类存在和生存目的,用基于责任原理的哲学本体论阐释人与物的关系,强调人类行为对未来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约纳斯的伦理学建构以适度和审慎为指导原则,呼吁在技术发展中保持谨慎,确保人类与环境的健康,通过构建新型环境伦理,实现科技与伦理的形而上学一致,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共生提供哲学支持。

辩证法与希望的“世纪之争”--简评布洛赫的黑格尔阐释

在西方学界,布洛赫借助黑格尔辩证法激发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对于重振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均极有建树。他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点、性质、架构、唯物论“潜力”等方面的阐释推陈出新,有助于澄清误解,展示这种辩证法的当代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与思想眼界的限制,布洛赫对《精神现象学》各“动机”的零散把握与对《逻辑学》的人本主义式还原表明他对黑格尔的理解仍有较大局限,这决定了他的“希望哲学”的思想高度有限。将布洛赫式“希望”依次置于左翼思想传统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黑格尔辩证法仍有若干可与之“争辩”之处,值得深入发掘。

从内在批判到哲学人类学——哈贝马斯实证主义批判中研究方法的转变

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社会学界开启的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中,哈贝马斯一开始明确追随阿多诺,并采取一种内在批判的时域对实证主义展开批判。随着论战的深入,哈贝马斯的观点逐渐倾向于一种哲学人类学的视角。这一转变过程反映出哈贝马斯尝试突破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的方法,进而构建自己版本的社会批判理论。这种转变尽管为哈贝马斯开启了新的语用学研究领域,并且导向交往行为理论的形成,但是内在批判的抛弃使得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丧失了历史性的原则。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自由概念的批判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并没有抓住自由的本质,因为他把自由与因果性的本原关系给搞反了。海德格尔的批判包含三个环节:他将因果性范畴与其经验性的运用混为一谈,从而将本与时间无涉的因果性范畴转变成一个具有内在时间性特征的概念;他篡改了康德的超验的自由理念,将其与先验自由混为一谈,进而取消了康德在自然与自由之间所作的重要区分;他通过对康德的“理性事实”的发挥,将实践自由与先验自由在人的经验性意识给“统一”了起来,进而将具有“自我立法”功能的实践自由转变成他所谓的“存在的自由”,即“让—存在”。海德格尔与康德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从自由之主体的角度而后者是从“能力”的角度来规定自由概念。前者的优势在于它似乎可以从“存在”的层面为人的自由奠基,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它可适用于任何自由主体的自由。

海德格尔的超越和超越论的克服问题

超越和超越论问题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根深蒂固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他的基础存在论的超越论深受康德先验论的影响,同时带有胡塞尔现象学超越论的印记。他的超越论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传统的超越问题,也引起了超越论框架中主体主义的痼疾。此在的超越作为世界筹划使得存在理解成为理念式的中介,从而一定程度上陷入柏拉图主义。海德格尔试图用作为存有的真理的居有来克服基础存在论的超越以及超越论。但他的居有之历史性的发生仍然是一种“转折”或“相互震荡”样式的“内在超越”,作为追问理解和存在的可能性之根据的超越论也同样以另外的样式被保留下来。这并不是海德格尔对传统超越问题以及对自身理论局限的克服的失败,毋宁说是人的存在和思维实际性地带有一个非反思地发生作用的类超越论层面。

海德格尔的元政治学和被隐蔽的“内在的真理”

近年研究证实海德格尔原始手稿中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这样的表达。但这个发现并不能证明海德格尔哲学是纳粹政治学。“内在的真理”这个概念跟海德格尔这一时期构建元政治学的设想有关。作为区域的元存在论,元政治学要将存有的真理落实到存在者层面的政治活动中。而存在的真理则通过荷尔德林的诗显现为“亲密性”这一比希腊的■更为源初的概念。从海德格尔的元政治学理论构想来看,他是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真理”之名来构思他所认为的理想政治之基础,而非为任何现成的纳粹运动提供思想基础。他所谓的“精神的国家社会主义”指的并非现实政治中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元政治学用来称呼它要促成的涉及民族和此在本质的运动的名称。元政治学的构想没有成功,并不表明海德格尔思想的失败。

“贫乏于世”的深意——论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起源及其意义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并非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既有国内外研究并未深究这一问题,而且都遗漏了对一部重要作品的考察,此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通过对此书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清,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起源、海德格尔特有的“自由”概念的启动以及海德格尔“康德阐释”的正式开端,三者共同交织于此书中。海德格尔“动物贫乏于世界”命题的深意因而在于:我们可以从这一命题重新思考海德格尔思想的一段关键历程,即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开端进程。就此而论,海德格尔的“动物之思”绝非只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副产品,而应视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的一种至深至远的本真之思。

科学知识何以是不确定性的——伽达默尔的哲学基础论理解及其意义论析

欧几里得几何学确立了以数学为典型形态的科学知识的确定性性质,但随着现代模糊数学和物理学中测不准原理的新发展,科学知识之确定性受到挑战、趋于终结,形成了“不确定性的”新科学知识观。近代解释学的兴起,使解释学作为一门学科获得了建构,也从特定方法论上为“不确定性的”精神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给予了奠基和捍卫。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创立,更是基于解释学和实践哲学两个维度,论证了不仅精神科学是不确定性的,而且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知识都蕴含着解释学因素和实践反思向度,也都是不确定性的,从而为“不确定性的”科学知识观奠定了一种重要的哲学基础论理解。科学观与哲学观上的互变共进,也引发了哲学自身性质的反思,一种“不确定性的”哲学观因应而生,哲学不再被作为确定性知识或认知整体来对待,而是基于人类理性的普遍性统一需要,注重于世界存在理解和人的行为意义的实践理性反思,哲学由“理论哲学范式”转向了“实践哲学范式”,实践哲学成为人类哲学的真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