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慎到科学——霍布斯与国家理性的现代转型

霍布斯是现代早期国家理性思潮的重要人物,学术界对其定位的差异背后是关于国家理性的不同理解。人文主义的解释不足以涵盖霍布斯的理论视野,审慎和科学的知识分类才是分析其国家理性观念全貌的重要框架。霍布斯虽然偏好“科学”,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审慎”,二者只不过处于主权权力与统治技艺的不同层面。霍布斯依然继承了审慎式国家理性的价值观念和技艺话语。霍布斯国家理性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人性出发完成科学式国家理性的公共建构,推动国家理性从统治秘术向政治规范的现代转型。

论霍布斯认识论中的有形上帝

作为近代欧洲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霍布斯将人类的一切思想来源归之于感觉,即物体运动。一些学者据此将感知理论视为霍布斯的认识论基础,将上帝排除在其认识论之外。然而,这些学者忽视了霍布斯提出有形上帝的概念为运动的根本原因提供解释,从而为感知理论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分析霍布斯对笛卡尔认识论的反驳,明晰其理论中的有形上帝概念,揭示有形上帝与运动科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到霍布斯的认识论在逻辑上需要有形上帝的概念。

霍布斯《利维坦》的方法论特色探析

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详细论述了“自然状态”和“自然法”的思想。霍布斯反对“君权神授”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缔结契约所形成的,国家的功能就是保障每个人能和平、稳定地获得发展。在《利维坦》中,霍布斯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来论述其思想,如类比法、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

重思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利维坦之死为视角

目前学界主要从世俗主义与公民宗教的进路来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但这两种理解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霍布斯称利维坦为“必死的上帝”。相反,我们必须在霍布斯基督教神学描绘的历史图景中理解利维坦之死。霍布斯本质上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神学家,在他的理论图景中,宗教神学并非隶属世俗政治,世俗政治却是其神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霍布斯对世俗政治与神学关系的处理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霍布斯论经验的有限性

“经验的有限性”是霍布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它是指人作为上帝的创造物,在经验、能力、知识等方面是极为有限的、不充分的、不确定的。经验的有限性与欲求在多个层面上构成了充分的张力,语言、理性、宗教等皆可视为超越经验有限性的努力,但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经验的有限性。经验的有限性造成了欲求的转换,激起对权力的追求,自然状态的景象正由此推导而出。通过对经验有限性论题的阐发,《利维坦》获得全面贯通的解释,其神学背景也显现出来。

从转让授予到缔约授权:对霍布斯原始契约概念转变的考察

霍布斯关于“原始契约”的论述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他用《利维坦》(1651)中的“缔约授权”替代了《论公民》(1647)里的“转让授予”,以修正社会契约理论的内部问题。在契约的形式上,这一转变旨在脱离“转让—赠予”的语境,保证契约的合法性;在建立契约的环节上,这一转变旨在区分“达成缔约意向”与“实际执行缔约”,澄清主权者是契约创制的结果,而非处于契约关系中。但原始契约的转变并不能从根本上达成霍布斯的理论目的,即有效保证国家的存续。

霍布斯激情论探析

人性论是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激情论是霍布斯人性论的基础。激情是霍布斯所理解的人性结构的核心和实质内容。激情是人的自觉行动的内在开端。它从本质上是在感觉基础上产生的对于外界事物的反应。它包含欲望、嫌恶。基于这种对激情的理解,霍布斯对激情进行了生动的描绘和细致的分析。在说明激情产生的根源时,他采纳了机械论心理学和生机活力论两种模式。其中包含他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的卓越体验和洞察。他认为没有激情就没有幸福。因此他没有对激情采取宗教禁欲主义的态度。他没有把激情简单地归结为恶并加以攻击,因此不能认为他是性恶论者。但他确实看到激情的滥用会导致恶行,因此主张对它进行规范。

论“霍布斯的秩序问题”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是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问题，它指涉着“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在考察这一问题的实质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阐明历史上解决这一问题的诸方案之得失，并简略地阐述解答此问题的初步设想。

霍布斯正义理论的论证策略

霍布斯把自然状态下人的状况还原到一种相互恐惧的状态,并认为人实际上不适合于过社会生活。但人最基本的愿望是免除死于暴力的恐惧,所以正义的根本指向是获得和平。自然法只能是对人们的应然约束,包括外在的应然规则和内在美德,而没有刚性的强制力,所以政治国家的出现就是必需的,其特点就是主权者不是契约的一方,其意志就是大家的意志,并垄断惩罚的暴力,于是战争状态被消除了,所有的权利转让者都能得到平等对待,这就是政治国家的正义性之所在。这种逻辑是严整的,但是由于简化过度,其中的逻辑缺环也所在多有。

论《利维坦》中神学与政治的张力

学者们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利维坦》的前半部分。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利维坦》后两卷的内容,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提出一个全新的解读框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固然可以用纯粹世俗化的角度视之,但还可以把这种世俗化铺陈在一个更大的神学背景之下。重新解读基督教之于霍布斯不啻是其政治哲学必然的一环,更是其整个政治哲学的框架。纯粹的“尘世之国”,只是上帝过去和未来直接统治人类的“上帝之国”之间的某个阶段,即便这个阶段依然存在着“自然的上帝之国”。

霍布斯论绝对主权及其挑战

无论在同时代还是之后,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都遭到了激烈的批评,但是鲜有批评者认真对待该理论的完整内涵及其论证路线。实际上霍布斯的绝对主权包含六重含义,即主权的最高性、不可分割性、自然性、永恒性、吸附性和统一性,并包含相应的六条整体论证路线。现代法治理论,以凯尔森、哈特为代表的当代法律实证主义以及分权宪制理论都无法对霍布斯的绝对主权理论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相反,站在霍布斯主义的立场,可以反诘和透视这几种理论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概念的迷雾。霍布斯是一个中道主义思想家,他在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威之间守持一种辩证的平衡。

自然状态为什么是战争状态?——霍布斯的两个证明与对人性的重构

受霍布斯自然状态学说的影响,现代政治哲学广泛地从自然状态出发阐述政治社会的起源和性质。但对霍布斯主张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的学说,一直缺乏准确充分的理解。本文指出,霍布斯所谓的"自然状态"是借助经验原则建构的一个指向未来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自然平等的人之间因为力量的比较而导致的内在冲突(自然激情论证),与每个人从自我保存的绝对自由推出的"对一切东西的权利"所引发的矛盾(自然权利论证)都证明,自然人性,如果没有人为的共同权力,无法建立和平的共同生活。霍布斯有关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的学说,实际上是他的国家契约论的人性论基础。

霍布斯契约论的二重性与三部曲——一个法哲学的视角

霍布斯的契约思想阐幽抉微,勾连自然与政治、自由与权威,占据着社会契约论传统的制高点。在性质上,可以将其契约区分为不真正契约和真正契约两种,前者虽不具备真正的契约效力,但其承担着实体和程序两大功能;在进程上,可以将其概括为自然状态中的和平实验、主权建国契约的达成以及作为自然人的主权者的选举三个阶段。通过相互信约的授权不会在公民与主权者之间形成委托代理关系,授权只是一个修辞性概念,国家政治意志的统一是霍布斯政治哲学一贯的问题意识,而并非仅仅建立在《利维坦》中首次出现的授权-代表理论的基础之上,主权者作为公民代表是选举程序的结果。对霍布斯的契约理论进行法理分析,有助于厘清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

国家为什么不是缔约方?——论霍布斯的国家学说

霍布斯对近代政治哲学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国家奠定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关于国家权力不可分解的绝对主权论却是成问题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他没有洞见到寻求安全的公共意志既是普遍人格,又是每个个体人格的一个普遍身份,正是它与被推选出来的第三方进行缔约,才产生了国家。这意味着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而是可分解与可收回的。任何拒绝分解的国家权力都必然导致腐败,而权力腐败本质上就是一种战争,权力的普遍腐败乃是一种内战状态。

霍布斯的“申辩”

霍布斯的《利维坦》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部枢纽性著作,而且写了两个版本,英文本与后来出版的拉丁文本差异不小,尤其明显的是,拉丁文本增加了一个"附录",通常被看成霍布斯对自己被指控为"异端"所作的辩护。通过探讨霍布斯这一"申辩"篇的修辞,文章试图表明,西方哲人的道德品质(virtue)在近代已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霍布斯不是现实主义者——论霍布斯的国际关系哲学的规范面向

现代学者往往基于霍布斯的人性论和自然状态论,认为霍布斯主张的主权国家间的关系符合他的自然状态模型,其中没有道德和法律,有的只是国家间权力和利益的无休止争斗与战争,并在此基础上认为霍布斯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者。然而,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和误解。霍布斯既不是心理自利主义者,也不是权力政治的鼓吹者,他的自然状态不是一个道德真空状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自然状态理论根本无法直接套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事实上,霍布斯主张国际社会既不是道德虚无主义的社会,也不是一个权力场,由于受国内政治结构及契约国家观的影响,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应该保持对权力的克制。除此之外,霍布斯初步发展了他的国际法思想。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秩序的解体与重构:霍布斯“绝对主权”思想评析

霍布斯的“绝对主权”思想至今仍被“误读”为是为专制主义张目。但只要深入到他写作的时代背景和他的逻辑体系中就会发现 ,作为一个生活在传统秩序解体、新秩序尚未建立的社会转型期的思想家 ,霍布斯的理论跨出了现代人类政治生活决定性的一步 ,是新秩序伟大的建构者。他所建构的新秩序理论根基———绝对主权 ,虽然未能满足现代人的所有需要 ,但仍未被超越。

《利维坦》中“自由”的哲学基础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自由与法律的责任与义务是相对立的,在专制主权下人们才能享有自由。这种"自由"理论是建立在霍布斯对"自由"含义的哲学分析基础上的,他将"自由"区分为三个层次:运动物体外在阻碍的缺乏;自由人不受阻碍地做想做的事;自由人经过"斟酌"的选择行为。霍布斯进一步对第二层定义进行分析,认为在强制状态下人是自由的;但在法律或义务束缚下人不是自由的。这就是霍布斯政治上消极自由观的哲学基础。

试论霍布斯的情感政治学

作为近代西方政治哲学之父的霍布斯,其政治思想以理性、自然权利和自觉的主权意识著称。而其思想中的情感维度却被忽视,事实上,不论是自然状态假设、契约论与自然权利说,还是国家学说,都是以人的情感作为基础。相比理性而言,情感更具有优先性。摆脱死亡的恐惧是造就政治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从自然状态走向契约性的利维坦,关键就在于人性的改造——使人快速地从自然人成长为政治人。一直隐匿的情感,在霍布斯的整个学说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暗含着两个维度:一个是广为人知的理性主义与自然权利学说的维度;另一个则是一直被忽视的情感政治学。

“利维坦”的诞生:霍布斯政治思想论析

在霍布斯的理论逻辑中,自然状态是残酷的战争状态,自然法是人类正确理性之指令,自然权利则意味着确保秩序的自由,因而进行权利完全让渡的"半契约"以形成拥有绝对主权国家"利维坦"是势之必然。霍布斯依据于人之需要而创建国家理论的理路,既为政治理论的"科学化"与政治实践的世俗化、理性化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又在探寻走出"丛林"而获致秩序与安全的过程中遗留下了其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持续紧张,这既是其理论屡受谓之"专制主义"诟病的渊薮,又是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发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