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斯鲍姆的动物正义思想:诠释与批判

作为当代西方动物政治哲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脉,纳斯鲍姆的动物正义论致力于打破传统伦理学和正义理论将动物排除在外的思维定式,主张动物理应拥有正义的权利去过一种有尊严的繁荣生活。纳斯鲍姆提出了一套“核心能力”清单为动物的正义进行辩护,并建议人们采用“睿智的家长式制度”去实施动物正义。纳斯鲍姆的动物正义思想虽存在缺陷与不足,但能够激发我们思考如何承担起对动物的责任,有助于促进动物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和动物政治的研究,亦可为践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提供重要借鉴。

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及其农业伦理原则

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既体现在自然生态系统对现代农业创新的基础性支撑方面,也体现在现代农业创新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的多重影响和生态后果方面。理解现代农业创新的生态关联性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而且具有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德意义。现代农业创新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表面上看是技术问题或环境问题,但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农业伦理的缺失。走向负责任、可持续的现代农业创新必须重构农业创新和自然生态的多重关联,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农业伦理原则。

基于深度合成技术的文化科技伦理风险识别与善治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使人工智能直接参与数字文化的生产环节,既成为新质生产力,也增加了文化科技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内容生成上导致的“幻觉”叠加深度合成在内容传播过程中的虚假效应,进一步扩展了人工智能在数字文化领域的潜在风险;即在核心内容生产层面涉及新型文化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文化内容安全风险、文化版权安全风险,在外围传播层面涉及文化数据安全风险和新型文化信息安全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文化科技伦理风险根源于智能时代文化资本的数字化、人机关系倒置化和认知方式的变化。文化科技伦理风险的善治机制亟须在全球治理体系框架下,整合核心技术研发、预见性制度规范与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形成政府、企业、公共三方的“组合拳”效应,以人机协同、善治向上的治理机制回应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文化新质生产力变革。

论网络攻击溯源困境下的战争伦理规制

网络攻击溯源旨在确定虚拟网络空间中发起攻击的行为主体,使得攻击者受到应有制裁,这对于实现网络空间的安全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现实中网络攻击溯源遭遇困境,通过技术手段难以最终锁定发动攻击者,通过法律途径也难以将某攻击责任归因于一国政府。解决溯源问题需要转换研究视域,从问题追溯的理路转向直面攻击行为本身,从各种网络攻击中区分出国家网络攻击并进行伦理规制。国家网络攻击本质上是一种新型战争方式,是体现国家意志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已有战争伦理规范难以适用于这种新型战争,国际网络空间实质上处于一种伦理缺失状态,只有重塑战争伦理才能规制国家网络攻击,也才能从根本上破解溯源困境。要抛弃“武力至上”的现实主义伦理观念,在网络空间中树立正义战争观。通过宣告原则主动标识国家网络行为,要遵循恰当性原则接受正义性审视。要遵循网络平等均衡原则促进构建和平正义的国际环境。

计算哲学的反思与展望

近年来,在机器学习和数据技术的强力推进下,计算哲学正在蓬勃地发展,它是运用计算的思想、方法和工具研究哲学问题的新进路,而不是一个哲学的新分支或新学科。就基本目标而言,计算哲学与分析哲学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但在背景知识、面向问题和研究方法上存在不少重要的差别。因此,前者应该被看作当代分析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或新拓展。随着人工智能的突破性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出现一个人工智能驱动的哲学研究新方向,这预示着一个哲学的计算时代的到来。

数字孪生人的伦理审视

数字孪生人作为一种能够精准映射、即时互动、以虚控实的人类数字化身,以文化嵌入的方式极大地增强和延展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创造出了广泛的人学价值和实用价值。但由于人孪交互中协同意识淡薄、技术中心主义盛行、算法互信缺乏以及权力压制的存在和数字鸿沟的扩大,造成了人孪关系失衡、情感认知沦丧与虚实感知混淆、个人隐私遭泄露以及社会公正被剥夺等伦理问题。为促进人与数字孪生人更好地协同、更健康地发展,需要构建人与数字孪生人共同体,重申人类在人孪交互中的主体性地位,厘清人与数字孪生人的伦理主体与责任和宣扬算法公共化的价值取向,涵养向善的道德水准,以形成人与数字孪生人和谐共处的良好生态。

皇帝名位制度中的道德语言与封建皇权的辩证关系

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并不是绝对的,至少要受到道德语言的约束。传统儒家很早就积极利用道德语言来约束君王的权力,并将这种约束之意融进了皇帝名位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过程中。但随着封建皇权的不断集中,封建皇帝逃离儒家道德语言约束的倾向性日益明显,具体表现为皇帝的尊号、称谓、谥号等名位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异化,道德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沦为加强和粉饰封建皇权的工具。然而,语言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公共性和主体间性,道德语言不仅形塑了所有社会成员无法摆脱的社会语言环境,而且对这种语言的使用本身就内含规范功能,因此,封建皇权越是依赖道德语言修饰自身,就越是在客观上深陷道德语言的规范之网。从实际效果来看,道德语言的规范功能具有正反双重效应,这体现了这种规范的复杂性和有限性。

农村幸福院互助养老存在问题、模式演变与治理策略

发展幸福院互助养老,是近年来应对农村养老困境的有益举措。但其存在系列突出问题:顶层设计尚不完善,法律法规缺位,制度保障以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政策为主;缺乏多元主体有效合作治理;财力保障严重不足;日常运营管理服务绩效差,空壳化现象严重;办院模式深度演变。模式演变是多方面问题交织的结果,却也彰显了出路所在。其发展动态表明,传统模式总体上已走不通,“依靠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维持日常运营”的演变模式却可以是可行有效的,不仅消解了空壳化难题,还在凝心聚力和提升社会风尚方面呈现积极成效。为把农村幸福院办得更好更有实效,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制度保障,补齐法律法规空白的短板;尊重多样性,重点探索符合各地特色的可行有效的模式;聚焦养老痛点难点,全面提升管理服务质量;提升积极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和效能,发挥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体地位;创新财力保障,拓展多元筹融资渠道;加强多元主体合作,提升治理效能,提升群众参与意识和能力;在城乡融合发展视域下,统筹促进农村美好养老生活。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颠覆性科技创新的伦理分析与风险防控

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新的质态为载体又以新的品质为旨归的新型高质量生产力,是对既往生产力的一种发展变革。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这其中蕴含诸多不确定性和新的伦理风险。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所带来的难以克服的负面效应,伦理制约应当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一种内在维度。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颠覆性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伦理风险以及风险防控展开分析,从传统与现实、个体与整体、现在与未来三个维度对其伦理风险展开详细阐述,揭示新质生产力未来发展的伦理向度,从而为未来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人工智能算法的进化及其伦理效应

由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到智能算法自主性的萌发。在这一发展阶段,人机伦理问题主要源自人类的人工智能使用。而在技术算法基础上由情景算法发展到智能算法,人工智能开始为拥有伦理属性奠定基础。从深度学习算法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智能算法自主进化的趋势,这意味着智能算法开始拥有伦理属性。人类的未来发展过程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机器智能自主性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人类未来的形塑中,会学习的智能算法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同时也是一个人机伦理关系演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在人机共同发展条件下,前景中将出现的是人类自主还是共生自主甚至机器智能算法自主,就成了一个不是简单的“是”与“否”,而是涉及更深层次具体机制的问题。它涉及超越人类自然进化视域的更高层次智能进化——广义智能进化,涉及更高层次的人机伦理关系。

自然主义谬误的中国传统伦理审视

自然主义谬误与人为主义谬误的对立,是“是”与“应该”相冲突的典型体现。如果说自然主义谬误是把“是”等同于“应该”的整体伦理问题,那么人为主义谬误则是把“是”与“应该”相隔离地分析伦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在于:尊重分析伦理传统,从中国伦理传统寻求理论资源,以孔孟荀老庄等思想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其他相关思想。究其实质,伦理是自然、天性与人为三大要素互为基础、相互支撑的“是”与“应该”综合统一的自由进程。在此进程中,伦理的本真性随之显现,自然主义谬误与人为主义谬误迎刃而解。

整体性视角下科技伦理治理的内涵及其意义

科技伦理治理整体性视角的形成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转向科技治理的现实驱动;二是科技治理转向伦理治理的理论使然。在二者的耦合作用下,科技伦理治理从治理对象、治理主体和治理环节3个维度实现了科技伦理和治理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行动框架。就该行动框架的构成而言,其内涵包括:针对伦理难题的敏捷治理,多元主体展开的协同治理,深入“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治理。在整体性视角下阐释科技伦理治理内涵的意义在于,其可以在理论构建、治理效能和实践有效性上为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提供重要启示。

农耕文明与乡村振兴:一种农业伦理学分析

农耕文明孕育出来的农业伦理深刻影响着中国乡村振兴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本文以海珠高畦深沟传统农业系统、佛山基塘农业系统为案例,探讨农村资源系统性和组织化开发的农业伦理特征。以宗族为组织基础的社会体系,以资金整合机制和政社协同机制为基础的政治体系,以统合性地权和基层市场组织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共同支撑了传统农耕文明与农业伦理。重新认识和激活传统农耕文明,有助于营造“乡村共建伦理”,为实现农村资源系统性、组织化开发奠定伦理基础,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真正具有中国属性的文明基因。

从读心到塑心

塑心论可以分成激进阵营和温和阵营:激进阵营秉持塑心(mindshaping)首位论题(primacy thesis),认为读心(mindreading)是塑心的派生物。温和阵营主张塑心与读心构成合作关系。对这两个阵营的分析与批判可以发现,塑心既不能成为“他心操作”的基础,也不能与读心构成合作关系。在解构塑心论的基础上,表明塑心只能在以读心为根基搭建起的理论大厦下,即读心论框架下,寻找一席之地:塑心既是读心的语境,也是读心的作用。当前,围绕读心的研究多集中于读心机制和读心能力测量,但关于读心的全面探讨还须包括读心语境和读心作用。对塑心地位的澄清,有助于开启读心语境和读心作用研究。

人工智能的道德责任归属——责任鸿沟争论及回应

责任鸿沟一经提出即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激烈的道德争论,主要包括肯定、否定和解决主义三大立场。这场争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双重性和责任概念的复杂性密切相关。一方面,人工智能兼具自主体与技术工具的双重特征,决定了人类自主体和人工智能均与机器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均可视为机器行为的实施者。另一方面,道德责任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意味着非常不同但又有一定逻辑联系的意思。人工智能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类型责任归属的分离,也造成了其在某些责任归属上的撕裂。但从人工智能的责任链来看,责任链始终是完整的,不存在所谓的责任鸿沟。

论道德观念普遍认同的合理性条件

主体冲突的根源之一是缺失社会共识的道德观念,而该观念又依据合情合理的条件。对此,尽管许多有担当的道德哲学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形成了诸多富有影响的道德理论,但总体而言,传统的道义论、自私论、功利论等道德观念仍然难以被普遍认同,根本原因在于构建这些观念的有知条件或无知条件的固有缺陷;相反,“暂时无知”条件具有促生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的价值合理性,而且约束的主体广泛性、限制的时空普遍性、达成的结论一致性等彰显了“暂时无知”条件的现实可行性。探究道德观念普遍认同的条件,对于促生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缓解多元文化之间的紧张、推进美好生活实现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紧急状态中的救助伦理研究

紧急状态中的救助伦理具有本体论、价值论和实践论上的依据,是人性和人类文明的体现和实现,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与人际温暖。紧急状态中的救助伦理必须具备特定的时空和条件。其类似于情境伦理学,却不拘泥于功利主义,也不局限于自由主义,而是推崇德性论。救助伦理作为一种非常态道德,与常态道德有所区别,体现出尊重个人权利与社会共同生活要求之间的兼顾与平衡。这种兼顾和平衡既葆有道德的人文关怀,又不会使道德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负。救助伦理要求应该合情合理,不应该超过必要的限度,即救助伦理在性质上是完全责任,在程度上体现为不完全责任。与救助的限度、程度相对应,救助伦理要求人们具备平凡的美德,鼓励分外的美德。救助伦理不应该成为人类社会中的奢侈品,也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种宝贵的必需品。

晋商信用制度的层次性探究

晋商在明清时期发展迅速,这与他们在经营过程中坚持传统的儒商伦理思想密不可分,这种思想突出体现在其信用机制上。文章从晋商的个体信用和集体信用两个层次探讨晋商信用在其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具体来看,晋商的个体信用主要体现在与商号雇员和交易对象之间的“相与”关系,其集体信用主要体现在标期制度和行会组织两个方面。正是这种个体信用与集体信用的相互促进,最终促进了晋商的发展壮大。

虚拟数字人的法律属性判定与权益归属证成

新质生产力催生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颠覆性技术,推动虚拟数字人产业的发展,也引发虚拟数字人法律属性判定与权益归属的难题。虚拟数字人的法律属性分为“作品性”与“非作品性”两种类型。在构成作品的前提下,具有审美意义的虚拟数字人成为美术作品,基于虚拟数字人形象形成的动态画面归为视听作品,非典型虚拟数字人属于其他作品。不构成作品的虚拟数字人本质上是未上升为权利的财产性法益。虚拟数字人的权益相关主体包括虚拟数字人本体、经营者和“中之人”。构成作品的虚拟数字人的著作财产权与著作人格权,原则上归属于经营者,但“中之人”享有署名权和特定情况下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不构成作品的虚拟数字人的财产性法益归属于经营者,“中之人”享有报酬请求权。

论美德的依赖性

美德是美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其做出规范的主要依靠。问题是,作为人的一种特定的品质特性,美德显然难以避免与一定因素发生某种纠缠,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即影响了美德的存在与作用,使得美德在认定、养成与作用上具有对一定因素的某种依赖。对美德依赖性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对美德本身有更为完整的把握,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美德伦理学的局限有更为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