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共情和审美意象--论镜像神经元对审美意象生成的作用

从神经美学的角度来看,人脑的镜像神经元系统通过对知觉信息进行内在运动序列编码来进行具身认知,通过发音的运动表征来帮助我们进行抽象的语言认知,也可以通过理解他人面部表情或行为等来理解情绪,达到人类个体之间的共情效应。在文艺审美欣赏和创造中,镜像神经元系统不仅对具象认知、语言认知和共情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还联动着记忆系统、默认系统和情感系统等,以运动模拟意象为核心,生成和创构出多维度跨感觉的综合审美意象,达到深度体验的审美境界。

论审美自律和艺术自律的关系--兼谈当代艺术批评的审美吁求

在讨论美学与艺术之间关系时,二者的自我立法与独特规律自然成为这一问题的重要出发点。也正是如此,审美自律和艺术自律在西方现代美学与艺术理论史上成为审美现代性发生的重要表征。审美自律是艺术自律得以实现的心理前提;形式本体既是艺术自律的内在规定,在客观上也是审美自律在艺术美层面的重要实现;它们都是基于"人性"这一整体的理论界定,自由是它们共同的旨归。厘清二者关系可为解释后现代理论危机提供思路,更为艺术批评中"美"的缺席作出诊断。

“幻象救赎”的“幻象”及艺术问题--作为阿多诺媒介美学批判之“影”的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通过“价值—形象”双螺旋结构重审了现代媒介美学批判中的“幻象救赎”观。他认为,阿多诺在媒介文化工业时代发现的现代艺术和美学中的“幻象”危机,其实质是“价值—形象”双螺旋结构第三阶段拟像的一种表现,蕴涵着“真实”的缺席。因此“幻象救赎”观本身就是一个“幻象”。基于此,鲍德里亚用“超美学”宣告了现代美学在电子媒介“超真实”时代的终结,用“消失为客体”宣告了“艺术”在电子媒介拟真逻辑时代的终结。鲍氏对摄影和城市涂鸦运动的评论鲜明地体现出其“客体”艺术观在艺术与技术、艺术大众化等媒介美学重要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其媒介美学理论具备深刻而冷漠的后现代之“刃”。

生态美学的理论基础——以身-心关系论

生态美学的学科史可上溯到自然美,其生态中心主义观、突破二元论以及认为现象即为美的思想可从杜威和梅洛-庞蒂那里找到理论根据。杜威的自然经验主义以及倡导的公民环境主义等具有生态审美特征,而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旨在寻求身体在世界(环境)中安置的努力则使生态学获得了现象学的支撑。生态美学作为一种新范式,也须要批判性地加以认识。

从“感觉共同体”理解雅克·朗西埃的当代意义--评《感觉共同体:重新思考美学与政治》

法国理论家雅克·朗西埃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美学转向”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提出用“感觉共同体”(communities of sense)来重新思考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2003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了“感觉共同体:重新思考美学与政治”的朗西埃学术思想专场研讨会,同名论文集2009年由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1)。该书的编者在开篇提供了一个精彩的导论,阐述了他们使用“感觉共同体”这一术语的论争语境.

生态美学研究的困境、前景与趋势--赵奎英教授访谈

赵奎英教授是国内较早将生态语言学、语言哲学应用于生态美学研究并取得显著成果的学者。近日她接受了曾繁仁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生态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子课题“中国现当代生态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组负责人刘艳芬教授的采访,回顾了自己的生态美学研究历程,重新梳理了“生态美学”这一概念在国内学界的最早提出,回答了生态美学研究中一些备受关注或受到质疑的重要问题,其中包括:生态美学由于性质和对象界定所遭遇的困境,生态审美观念转变及其对生活方式的影响,生态语言学的动向及其对生态美学、生态批评的意义,生态美学研究的前景与趋势,如何解决生态美学的困境,如何看待“生生美学”与“生成”的关系,等等。

诸众身体美学——奈格里和哈特构建主体的政治-美学逻辑

"诸众"是奈格里和哈特在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体"之后重构的独一性与共同性统一、身体性与情感性兼具的概念,是推翻"帝国"控制并建构"大同世界"的后现代社会的主体。而奈格里是从艺术与诸众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来探讨社会问题的,从这种视角来看,我们可以将其推衍"诸众"理论的逻辑概括为美学化的、"生命政治化"的,其内在的理路可以概括为从诸众的"身体美学"到"身体诗学",再到"身体/奇异性政治"的过程。

从Midjourney到Sora:生成式AI与美学革命

深刻影响时代的技术,已然关乎人类对世界与自我之认知的深化问题。从Midjourney、Sora到更近的Genie,人工智能技术向我们呈现出人类与世界进行深层次的,甚至在物理底层的重新展开沟通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AIGC就绝不局限于“AI generated content”这一定义,而是可以被重新定义为“an impossibly great civilization”。据此,我们可以对“人际互动”与“人机互动”做出对勘式反思: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的反应往往是由一系列事件和话语累积所触发的;而在与AI交谈时,人们话语的选择同样决定了AI生成内容的质量和倾向。世界在物理/政治意义上的化成诚然在本体论意义上需要“互动”(interaction),尤其在经由生成式AI所掀起的美学革命中,要点并非定义“美”,而是在互相触动中去创造“美”。在人与人、人与非人类的不预设界限的创造性合作中,这个世界才有真正的美的可能性。

弱共识与语境复义: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大模型重塑文艺美学

实质语义的弱共识性是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大模型自动生成文本的基本特性,也是文学文本的基本特性。科学与文学文本语元组合运动生成的形式语义都要在个人的直观理解中转化为实质语义。形式语义概念化的单义决定着科学文本实质语义的强共识,有利于汇聚物化在语言符号中的社会力量,以认识、改造自然物元组合运动而造福人类;形式语义实例性的语境复义决定着文学文本实质语义的弱共识,有助于个人心元组合运动的和谐化、文明化和个人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非强制性交往。大模型颠覆了传统科学文化概念化强共识公理系统,对于重新认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及价值、重塑传统文艺美学和人类文化等有重要启示。

神经美学如何解释艺术--以查特吉《审美的脑》为例

查特吉《审美的脑》是神经美学及演化心理学的重要著作,从演化观与神经美学的角度对艺术进行了阐释。查特吉指出演化科学对于艺术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艺术本能论,一是演化副产品论,而他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不尽完美,是以提出第三种观点来解释艺术,即艺术是人类在天择压力减轻后,源于本能却脱离本能的特征。查特吉的神经美学艺术观有其意义,也有相当的局限:他并未正视当代美学的反本质主义进路,其举出的孟加拉雀之演化案例也不能完全类比为人类的艺术。持平而言,神经美学的兴起,确实补充了传统美学于脑神经实证方面的不足,但其艺术观点难以含括当代包罗万象的艺术实况。然而这样的视野可以丰富既有的美学教育。

美学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机理、路径与机制研究——基于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分析

美学经济在本质上是要实现“以美丽促美力,以美好实现美好”的人本主义经济。美学经济通过美与“三生”联动融通赋能乡村发展新动能,通过美与治理内化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新活力,通过美与空间融通赋能乡村振兴新格局。美学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离不开动力支持路径和文明推进路径的支持,需要构建完善的美学资源传承保护、转化相关机制,需要构建“外生-内生”有效耦合的驱动机制、统筹和协同机制。浙江省以“千万工程”实施为切入口,形成了以“三生三美”共生和美关系构建为特色的美学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道路,为美学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中国方案。

以启蒙为导引:18世纪“趣味”探索的明径与暗线

如果说对趣味的关注是西方近代思想主体转向的必然结果,启蒙精神的引导则构成探索趣味理论的现实动力。从“辨别的鉴赏”到“好的趣味”,趣味概念正是沿着这一总体方向开启自身的普遍性探求。艾迪生首先将趣味指向主体自身的感性状态,尝试通过“想象的快乐”探索这一审美状态的本色;夏尔·巴托则将趣味指向艺术创作的主体法则,并通过“我说不出的什么”来呈现这一法则的独特品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由诗而来的“感性谈论”的分析,鲍姆嘉通由完善性诉求引出潜藏其中的新逻辑路径。相比于上述直面趣味主题的“明径”,新路径虽因学科诉求所内含的认知化倾向而成为“暗线”,却也得到稳定推进。回顾18世纪以来的探索过程,以启蒙为导引的诸种路径虽未能真正离开这一思想背景,却也彰显出前行的方向,康德走出启蒙的美学独立性建构正由此而引发。

现象学视域中的“人格美”

中西方思想对“人格”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西方偏于“人格”的描述性意义,中国偏于“人格”的评价性意义。西方偏于“人格”的外在性,中国偏于“人格”的内在性。西方的“人格性”相当于“精神性”,中国的“人格性”侧重于“道德性”。“人格美”具有两个维度:在形而上学维度,它是一种美学观念;在现象学维度,它是一种审美对象。“人格美”的合法性受到怀疑,理由有二:一是“人格美”可能是道德判断,也可能是审美判断,更可能是二者的混同;二是人格是否可以诉诸感性直观,尚在未定之数。身体现象学表明,心灵和精神都是具身化并表现于外的。身体不是对立于心灵/精神的身体,而是融合了心灵/精神的身体。于是,人格也可以在身体上获得感性直观,成为审美对象。因此,“人格美”从属于“身体美”。人格美属于身体美,又超越身体美,与身体美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身体美与人格美的关系,可用胡塞尔人格现象学的体现和共现加以说明。

差异与共通、颠覆与批判——跨文化美学的理论反思和艺术实践

面对多元美学传统,如何在差异与共通中找到文化间平等对话的路径?《跨文化美学:世界观的视角》将审美的普遍性问题放置于康德美学与印度味论的双重视域中,多角度呈现了非西方美学传统的独异性,将当代跨文化艺术实践纳入考察视野,建构了一条跨文化的美学对话路径。

美学经济推动温州时尚产业之都建设的理论意涵与路径探索

时尚产业之都建设是当前温州推进产业振兴、实施“强城行动”的重要抓手,也是温州轻工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引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思维和发展路径,美学经济与时尚产业之都建设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本文分析了温州打造时尚产业之都的美学经济优势,同时也提出了以美学经济推动温州时尚产业之都建设的内在要求、具体路径和政策支持。

从ins风的流行看当下消费文化的审美转向

ins风作为流行于当下的一种消费文化,代表了当下大众消费一种典型的审美趋向。这种以文艺、精致、轻浅、简约为特征的消费审美背后潜藏着象征性符码系统的权力话语。这种消费文化的流行审美也使审美话语日趋物化,审美逐渐走向一种同质化与浅白化。因此,分析ins风背后消费文化的审美转向可以帮我们更清晰地洞见当下消费文化的运行机制,了解大众消费背后的心理状态与精神困境。

形象研究的知识学问题

形象研究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一个新的问题域,具有显著的跨学科和多学科特征。传统艺术史日益转向形象科学或形象研究,新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纷至沓来,提出了许多亟待回应的知识学新问题。首先,如何在家族相似的诸多形象相关概念中确立一个总体性的形象范畴,是形象研究知识学的首要任务。其次,形象转向所重塑的艺术史和美学研究,其范式转换的意义和价值需要深究。最后,形象研究作为一个开放的多学科和跨学科领域,有哪些决定了形象研究未来的关键问题。形象研究的知识学思考,有助于对这些问题的解答。

长江文化的奔流意象及其创新美学精神

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和地质条件造就了“大江奔流”的景观,进而形塑了自身相应的审美意象,在某种意义上建构了中国人的时空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大江奔流”深度卷入了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化和社会变迁。在这一进程中,它表现出两种美学精神——孕育和创新。“孕育”造就了长江生生不息的文化价值,“创新”塑造了中华文明不断追求进步的文化观念。同时,“大江奔流”还以同时聚焦“变”与“不变”形塑了长江文化的“浪漫地理学”。

论宋代茶事的审美化及美学表达

作为中华茶文化高峰的重要组成与主要表现,宋代茶事的审美化转型成功将茶与人的关系从身体性需求转向审美性范畴,并在整体上展现从技术到艺术、从载体到空间以及从客体到主客的审美进路。宋人从茶之自然与技术性审美实践出发,通过茶艺流程的雅致化打通“味感”与“物感”,借助文艺载体的共振与审美空间的构建进一步体悟多重交感的审美境界,其审美表达深刻指向宋人的精神追求,直至最终呈现一种关乎生命主体、人伦价值乃至生存哲学的美学形态。宋代茶事的审美化实质上是宋代文人主体审美性不断觉醒的过程,也是宋茶能够体现与代表宋代文明特质的根本原因。

美学隐匿:理性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式现代化及其困境

立足于美学感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主导西方式现代化的理性资本逻辑,对其展开理论辨析与价值重估。西方式现代化是理性资本逻辑对美学感性系统性驱逐的过程。从理性生产到美学消费,美学越来越脱离其人本主义本质,最终服膺于理性资本逻辑。理性资本逻辑的突显与“为人”美学的隐匿,是造成当下西方式现代化陷入整体性危机、社会内部价值撕裂的重要原因。破解西方式现代化的危机,应在自利的经济理性中融入“本质为人”的美学感性,形成同情共感的美学基础,积极构建美学感性和经济理性双向互动的系统性理论和总体性实践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