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法师对曹溪禅的研究

近代太虚法师对惠能所创曹溪禅有其深刻的研究与独到的见解。黄梅弘忍虽有十大入室弟子各自弘化一方,然实皆悟而未彻;唯曹溪惠能彻证彻悟,故得黄梅衣法。曹溪禅以“万法心生,生空无性”为纲要,惠能据此而自悟,亦据此而教他悟。曹溪所言“自性”一名而通多义,或指真如,或指第八含藏识等,自性乃曹溪禅关键所在处。

吐蕃禅宗的面向和禅师语录——对敦煌藏文禅宗文献P.t.116的分析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以敦煌藏文禅宗文献P.t.116中名为《无所得一法论》的文本为核心,论证该文本之基本面向是禅宗无相戒的授受仪式,认为该文本的编纂和变化是为仪式需要,因为该文本的问答形式是程式化的表现,最后点出写卷文本中不经意的注解恰恰指明文本的不完整性和补阙处。第二部分着重分析P.t.116中所出现禅师语录的语言特征,这些语录是仪式的一部分,是施为语,即发挥实际作用的言语行为;这些语录的章法多重复类似,是为在进行指导的同时灌输理念;总之,对禅师语录中出现的禅师名单进行分析,认为他们的出现并非是注重论战和派别,而是为了仪式的权威性和包容性而集合在一起。

清初江南禅宗的国师之争与士绅动向——康熙九年玉林通琇宜兴“强僭龙池”案述考

康熙十二年,以玉林通琇为代表的临济宗和以寒松智操为代表的曹洞宗争夺江南常州宜兴县善权寺控制权之“善权常住诤”一案,是清初江南僧诤的重要内容。而康熙九年发生的玉林“强僭龙池”案,不仅是“善权常住诤”的前奏,同样也是当时江南影响极大的僧诤案之一,惜长期尘封,不为人知。所谓“强僭龙池”,是指玉林试图谋夺龙池祖廷即宜兴龙池山禹门寺住持。而玉林此举,遭到了龙池僧人、宜兴部分士绅以及木陈道忞的强烈反对。龙池之争,虽以玉林失败而告终,但对此后的“善权常住诤”以及康熙十三年善权寺玉林系僧人与叶塘陈氏的流血冲突产生了重大影响,故有“善权浩劫,祸始龙池”之说。

禅与悟是否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

禅是一种哲学,也是一门宗教,禅悟则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状态,既然是精神状态,禅与悟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吗?禅由于其特殊的性质,赋有一种准科学的经验理性,因而可接受科学观察和研究。事实上,对禅的科学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即使是禅悟这一最难以言喻的现象,也已有借助现代仪器测量其各个维度来考察,并提供科学的见解。从实证的角度,以人文科学结合神经科学等方法,可以对禅和悟进行研究,考察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简要综述现有的科学研究后,分析从神经学研究中搜集的一些重要实验数据,将它们与历史上的开悟经验相比较,以探讨在多大程度上证实这样的观点:即禅悟是通过修炼短暂地回归胎儿出生前的精神状态。二是分析一位神经科学家因脑中风而偶然获得类似禅悟感受的经历,将脑损伤后的感受与开悟经验进行比较,以验证已提出的关于禅悟的性质和原理的有效性。三是审视单纯以科学方法研究禅宗思想的局限性,特别是理解禅悟性质和机制的不足之处,提出传统禅学和科学研究相结合的路径。

真理、修道、教化:《坛经》语言观的三重分析

惠能时,禅宗语言观不再停留于依托《楞伽经》《般若经》对文字的有限性批判,而是在《坛经》思想内部构建起“不立文字,不离文字”的思想根基。在真理维度上,惠能禅思想承袭了般若空观,赋予“性空”以“无分别”的思想内涵,以此破除对文字的执着,实现“不立文字”“不离文字”的中道论证。当真理之“空”与主体之“心”相结合,禅宗的修道论得以出现。在修道维度上,惠能凸显修道主体“心”对真理的证悟作用,以“心生万法”将“教法”收摄到“心法”之中,实现对经教文字的重新安置。而当真理落入缘起中时,“空性”真谛面临现实的根基差异幻化出不同的教法。在教化维度上,惠能以“不二中道”发挥文字之妙用,在现实教化中落实“不立文字”原则下的“不离文字”,以悖论式的教化彰显本然空性。

大慧宗杲话头禅思想探要——兼论虚云、本焕长老

宗杲禅师劝修话头禅时要人参活句,以将一切分别心“按下”为参话头之基本要求。参话头具体包括起疑情、提撕举觉、悟、证、修行几个步骤(阶段),其中至为关键的是起疑情和提撕举觉。宗杲禅师之后,话头禅渐为禅林所推崇,其影响直至近现代。虚云长老与本焕长老皆由参话头而开悟。虚老一语道破参话头的本质就是观心,而疑情则为参话头的拐杖。与虚老一样,本老也是由参“念佛的是谁”而获益,但他却常以“讲话是谁”作为接引众生的方便法门,拓宽了话头禅的施化范围。

禅宗思想的西方转借与误读——评《默斯·坎宁汉:现代舞的现代化》

《默斯·坎宁汉:现代舞的现代化》在现代西方文化的思想语境中以舞蹈家默斯·坎宁汉为焦点,将现代原始主义向当代城市生活转化这一思想作为全书的写作基础,试图勾勒出一幅现代舞发展的完整图景。在探索身体语言的演变和艺术对世界的回应时,作者以西方学者的观点阐释作品中的偶然与拼贴效果,将其视为现代城市生活深层结构的体现,忽略了坎宁汉与凯奇对东方禅宗思想的理解与接受,导致本书对坎宁汉作品中禅宗思想的误读,成为本书的一大遗憾。

元僧雪庭福裕早年受具与交游情况考略

雪庭福裕是蒙元时期曹洞宗高僧,目前学界对其早年受具经历关注甚少。通过钩沉史料可知,福裕受具于山西名刹仙岩寺,祝发之师为太原佛教领袖休林。福裕离晋之后,参学燕京,得曹洞宗师万松行秀之印可,则又与仙岩寺修行不无关联。由于金元时期曹洞宗北上弘传,在各地形成大小不一的区域性佛教集团,反映到山西则以交城曹洞法脉集团为代表。福裕的两任业师皆与该集团有密切联系,而该僧团也对于福裕个人成长意义非常。

从心传到书面再到画面:从禅史中寻绎“书画禅”的合理性

探讨禅宗与书画相遇进而产生“书画禅”这一现象得以可能的内在理路。早期禅宗强调少数利根禅师之间“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传承,但在开启大规模传播进程之后,禅宗就不得不面对绝大多数钝根凡夫无法脱离语言束缚的现实。由于文字在思想传播和宗史传承等方面具有优势,广义的“文字禅”在8世纪之后逐渐兴起,但始终与禅宗“不立文字”的宗旨相背离。在多种调和文字与直观矛盾的努力中,禅与书画走向了结合,在宋代诞生了《牧牛图》等早期“书画禅”作品。这一从心传到书面,再由书面到画面的过程,体现了禅宗传播者们为探索一条尽可能保留禅悟经验直观性的大众化路线所做的努力。

禅学中国化的关键点——以印顺的讨论为中心

关于禅学中国化的关键点,诸多学者如钱穆、任继愈、方立天等,均认为是禅宗六祖慧能。然而,与众不同的是,印顺将禅学中国化的关键点定为牛头禅,尤其是牛头宗初祖法融。印顺认为,禅学最终中国化是通过融摄了牛头禅而实现的,因此法融才是中华禅的建立者。深入分析可见,印顺对牛头禅的过度重视与其判教思想密切相关。在印顺的判教序列中,大乘佛学分为“性空唯名论”“虚妄唯识论”与“真常唯心论”三系。印顺认为,“性空唯名论”体现了“释尊之特见”,而“真常唯心论”是佛教梵化神化的结果,远离了释尊的本怀。因此,在中国禅宗史上扮演了无可替代之角色的只能是直承“性空唯名论”的牛头禅,而非“真常唯心论”流亚之达摩一系的如来(藏)禅。

从禅史编纂学意识看今本《祖堂集》的编定

今本《祖堂集》书前的“匡儁序”并不是在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245)高丽“分司大藏都监”开板时写成的。它的文本明显符合禅宗传入高丽不久的历史语境,并且呈现出“灯录”这种禅宗史书体裁成熟早期的禅史编纂学意识,因此不可能写于《景德传灯录》等书已经广泛流通的13世纪。这意味着今本《祖堂集》的形成至少经历了“一卷本—十卷本—二十卷本(初刻)—二十卷本(重刻)”四个阶段。

美国垮掉派文学里的中禅东韵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随中外文化交流传向海外。中古时代,禅宗先传东亚近邻,完成在地化后,于近代以来西向传播。西传的禅宗各支脉中,临济宗影响深远。二战后,面对西方文明困境,美国文学流派垮掉派把视角转向禅宗,所出作品从临济禅获得灵感。中国禅宗文化走出去,垮掉派吸收了禅宗的心性和无为观念,形成一系列极具禅风意蕴的文学作品,融入佛禅、寒山等东方元素,体现崇尚自由、反对传统的超越观念,以及敬畏自然的思想,深化了中国禅宗的国际影响,凸显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际影响。中国禅宗和美国垮掉派的交融,既是我国文化自信的外在表现,也促进了全球文化的多样性。

试论中国禅宗思想与大足宝顶山半身造像的关系

作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代表的大足石刻,不仅延长了中国石窟艺术史,而且创造了许多其他大型石窟造像群未曾有的局面。例如,集中地出现了半身造像(尤其是半身佛、半身菩萨像)。按照造像仪轨和佛经戒律的规定,雕刻半身像是对佛法的不敬,所以半身像(尤其是半身佛、菩萨像)在中国石窟艺术中甚为罕见。为何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区集中地出现了半身造像?基于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的营造时代、地域等背景,综合其他学者对于半身像成因的观点,本文认为此处集中出现半身造像的原因很可能是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

大慧宗杲研究的新推进——任静伟《大慧宗杲思想研究》读后

任静伟的《大慧宗杲思想研究》一书,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结构,均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从而在已有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了关于大慧宗杲的研究,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走向精细化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然而,该书也存在诸多不足,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来说,该书对大慧宗杲的禅法思想缺乏深刻的体悟与理解,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存在疏误,在脚注及参考文献的运用上也出现了许多错漏。

梁楷《八高僧故事图》艺术特色研究

梁楷因其人物画被人们所熟知,他的《泼墨仙人图》更是学习写意人物画绕不开的作品,他也由于其独特的写意人物画风格而在当时众多画家中脱颖而出。而在他众多作品中,《八高僧故事图》是他个人人物画风格发展中独具特色的一部作品。这幅画特殊的构图、饱含诗意与禅意的画面以及丰富的用线对梁楷绘画风格和绘画语言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从艺术语言的角度分析这幅画,总结出梁楷个人人物画风格在这一时期截景式的构图、“折芦描”的线条,以及梁楷人物画对宋代以后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禅宗与写意花鸟画内在精神的一致性

本文聚焦于“真性”之显发,认为禅画辉映之道在于生命之“解蔽”与“澄明”。经由生命之“澡雪”,洗去心中杂念、世事喧嚣,涤清艺术语言中的俗尘渣滓,重现清风朗月般的审美时空。作者联会“画心”与“佛心”相契之处,为“灵想”独辟新境、点染“心印”,并借此顺适艺术生命,坚定求索心魂。禅意绵绵话写意,作者通过发掘禅宗与写意花鸟画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并于创作实践中潜心体察,虚怀欣赏,提出艺术家应注重生命的格调与美感,厚植审美理想,努力提升自身文化修养,传承前贤妙艺妙法“为我所用”,为当代写意花鸟画的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添砖加瓦。

论禅观体验下的“心性”艺术精神——以贯休《十六罗汉图》为例

主张“不立文字”“明心见性”的禅宗,将参禅悟道的精髓归结为“悟”的禅观体验,这种悟道的禅观体验与艺术体验相通,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悟”来体会其“妙”境,并逐渐打破道释画的宗教性,直指人内心的禅观体验。五代禅僧贯休所作《十六罗汉图》便从艺术主题、艺术造型与整个艺术活动,体现了禅宗“三无”禅观体验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发展的影响。

唐代佛像雕塑中的禅意

在唐代社会繁荣稳定的背景下,雕塑艺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涌现了许多不朽的艺术作品。唐代佛像雕塑造型、艺术特征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将唐代雕塑艺术推向了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巅峰。文章浅谈唐代佛像雕塑的“雕”与“塑”以及唐代佛像雕塑中的禅宗文化。

晚唐五代禅僧行脚问题考析

晚唐五代,游方参学成为禅宗僧人突出的修行方式之一。行脚,作为动态的修行方式,与静态的修行方式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禅学的兴盛。借助行脚僧,在南岳系和青原系之间建立联系,促使了禅宗宗门之间的融合。行脚僧的游走,产生出禅师与学僧、禅师之间、学僧之间等多重关系;出现"代别"、"举古"等新的表述方式;为《祖堂集》等综合性著述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行脚现象推动了参禅者的悟道进程,繁荣了禅林,促进了各种教化手段的产生,融合了各派宗风,彰显出禅宗的时代特色。

本质与诠释——论禅宗对“本质”的解释进路

为了让人认识到对"自性"的发现就是存在的本质发现,禅宗用了种种说教方法,让人相信这个本质,以破除心灵的遮蔽。禅宗将直说、直显、机锋等说明方法结合起来,运用种种语言修辞形式,都在于开启自性或本质。其中"机锋"是解剖心灵症结的手术刀,"公案"是启人开悟的好教材,棒、喝、动作、形象等具体方法更以"别传"的形式打开了通向本质认识的方便门。从现代哲学的眼光看来,禅门的一切手段都在于消解主体的习惯性思维,消解语言的障碍,以期来到心灵自在状态而让"本质"自动呈现,在生存现实中直接实现真相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