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关系的变革看佛教中国化的内在机制

纵观2500年的佛教史,存在于具体时空中的佛教总是在时空转换中不断发展变化。除了经济、政治等因素外,时空转换所发生的文化关系变革以直接而鲜明的因缘塑成佛教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并由此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关系的变革促使中国佛教重新调整自己的文化角色,在儒释道三教关系固有格局与地位迅速瓦解的过程中,迎接扑面而来的各种新文化,以新的形象搭建全新的文化关系,出现了“人间佛教”的潮流。近年来,面对新的宗教文化格局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现代文明在中国的持续传播,佛教以角色调整和文化关系持续重组,迎来了不同以往的中国佛教新文化。

唐代西域官寺及其功能

唐朝是中国古代佛教发展的高峰,而佛教中国化也在唐代完成。佛教与中国社会发生紧密联系,人生的许多生命礼仪都在佛教的形式下完成,从朝廷到民众莫不如此。西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朝维护丝路畅通投入巨大,安西四镇的驻兵,就是证明。唐朝在西域,不仅驻扎军队,也设置官寺,不仅安西四镇,北庭都护府、伊吾军都有官寺存在的证明。官寺是唐朝的官方寺院,通常由汉僧管理,使用汉语佛经,并接受中央统一领导。通过西域出土的唐代文献,尤其是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发现唐代官寺在西域主要是服务军队,慰藉将士军心,提供生活帮助,是很重要的一种存在。

南传佛教中国化:地缘与云南傣族佛教的形成

毗邻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国家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和德宏等地傣族,深受巴利语南传佛教影响,致使本地传统与境外文明相融合,形成独特的“傣族佛教”信仰;与之相比,地处哀牢山一带的新平傣族却保持淳朴的原始信仰。两地傣族的社会差异更多从其不同的信仰文化表现出来,就其社会意涵进行分析,得出地缘关系影响同一民族作出不同选择的结论。论文揭示南传佛教在傣族地区的中国化及其生存发展的逻辑。

高平开化寺大殿东壁卢舍那法界人中图像的来源及意涵

山西高平开化寺的大殿四壁绘有北宋元祐七年至绍圣三年的佛教壁画。其中,东壁所绘华严经变之南端,有卢舍那法界人中图像一铺。从该图像入手,通过将其与相关材料进行比对分析,基本可以获知其来源为流行华严与密教的辽国。辽代佛教的盛行,极大刺激了雕版印刷的发展,并带动了跨地域的图像传播。开化寺卢舍那法界人中图像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10至11世纪弥漫于辽宋社会的末法观念,另一方面也意在强调华严的救度思想。

亦僧亦俗:清中叶僧人的人际纠纷及其生活——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土地债务类刑科题本呈现的僧人共同体,其内容主要通过经济纠纷构成的人际关系得以表达。僧人出家改变了生命历程,僧人与俗家亲族、僧侣之间、僧俗之间,建构了三个圈层关系。出家人的人际关系首先是僧侣之间的,具有拟制血缘的特色。僧人与民人基于社会经济交往发生关系,难免引发纠纷。僧俗债务关系、雇佣关系是引发纠纷的重要原因。借助对僧人人际关系的探讨,僧人个体生命史得以彰显。下层僧人为生计忙碌,亦同俗人。

丝路故地吐火罗与吐蕃间早期佛教文化交流

文章运用藏汉文献相互印证的方法,梳理史料中记载的佛教传入吐火罗地区与吐蕃的历史,以及佛教经过吐火罗地区初传吐蕃的过程,探讨了吐火罗故地与吐蕃间的佛教文化交流史。从中发现,由于吐火罗处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理位置,吐火罗故地与佛教在中原汉地和吐蕃的初传直接相关,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形成的早期历史有重要影响。这对研究佛教文化经由丝绸之路分别传入中原汉地与青藏高原的历史过程,溯源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开创五台山学,推动中国文化研究深入开展——怀念崔正森先生

崔正森先生于2023年4月26日去世。他是当代五台山研究的开创者、五台山学的创始人,同时也为中国文化深入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又敬服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身世特征中践行着中道、和合、智慧。他一生的成绩和努力,是激励我们把五台山研究推向深入的动力。现仅从笔者所知的侧面述及崔老师的一些往事,以寄哀思。

吴越国的佛教文化与艺术

存续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自创立者钱镠始,三世五王均采取“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政策,始终与中原王朝保持紧密联系,致力于开发经济、发展文化,形成了既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又体现独特地域环境与人文历史的吴越文化。作为吴越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与艺术,上承晚唐之风,下开宋韵文化之源,显示出中国文明与文化传统连绵不绝、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吴越国各代君王均采取护持佛教的策略,通过实施礼遇名僧、包容诸宗、兴寺建塔、开窟造像、雕刻经像、求取天台教籍等措施和行动,促进和加深了佛教的中国化,并为儒释道三教融通及佛教文化进一步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形塑奠定了基础,亦使吴越国及其文化在唐宋政治与文化的转型中发挥了赓续中华文脉的独特作用。

佛寺行香制度与唐代文人及其诗歌创作

与唐代文人频繁游寺息息相关的国忌佛寺行香制度,渊源已久,但前人追溯其源时多有讹误。国忌佛寺行香,在唐代经历了一个增益完善的过程,最终成为一种制度并长久奉行,且与相当一部分唐代文人产生关联,成为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现存一些史料,可以看到唐代文人参与国忌佛寺行香的盛况。现存唐人描写国忌佛寺行香的诗歌虽不多,但仍留下一些对已故帝王功业的尊崇仰慕与对当下政权稳固的忧虑及思考等重要心理印迹和信息,透露出与唐代诗人及唐诗创作关联的诸多情形。

喜饶嘉措与近代汉藏文化交流

喜饶嘉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的爱国宗教人士。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背景下,喜饶嘉措及同时代的汉藏有识之士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促进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发挥了积极作用。喜饶嘉措也是近代汉藏文化交流先驱之一,他是民国时期在内地国立高校介绍宗喀巴三士道思想的第一位藏族僧侣;他与太虚大师的交往,以及受到汉藏教理院等内地新式佛教教育的启发,设立青海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创建藏传佛教最早的现代僧伽教育的贡献不容忽视。

于阗语《佛本生赞》的“结构精妙”与“文采铺赡”

于阗语《佛本生赞》选取了以大光明王初发道心为首的51个本生故事,对其进行诗体化的文学加工。这部《佛本生赞》延续了佛典中佛赞文类的传统——之前被洛伊曼拟为“观世音赞”的1叶于阗语残片实际上当属某种佛本生赞写本,在礼佛之外,可能还有辅助禅修之用,因此影响到其本生故事的选择。这些故事与龟兹菱格本生图像的绘制也有共通之处,体现了丝路南道与北道之间存在佛教故事的图文交流。于阗语《佛本生赞》还是难得的文学佳作,在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场景的铺叙、心理活动的刻画方面都极富感染力,与同类的梵语佛典比起来也不遑多让。

仲敦巴所著《阿底峡传》研究

仲敦·杰瓦琼乃作为噶当派创始人,曾依止阿底峡修习佛法,同时也对阿底峡在西藏中部的传法活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纳措译师曾言:“依止阿底峡者,仲敦巴最甚。”作为阿底峡的心传弟子,仲敦巴所著《阿底峡传》不仅是成书时间最早的阿底峡传记,也是早期藏文传记作品之一。该书无论是对研究阿底峡的生平,还是对研究噶当派的历史,以及早期藏文传记文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从史学价值而论,该传记以阿底峡这一历史人物作为描写对象,所记载的人物和事件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是研究10至11世纪西藏佛教史的重要资料。从文学价值来说,该传记以传主即阿底峡为中心,描述其一生的生活历程,着意表现传主的非凡经历和个性特征,不仅塑造了阿底峡这一佛教圣人的形象,还发展出了藏族传记文学的人物描写手法,开拓了西藏传记文学体裁。除此之外,由于作者精通西藏传统诗歌的创作方法,在撰写阿底峡传记时,采用了散、韵结合的创作方式,特别是用诗歌形式描写人物之间的对话,使得作品中的对话语言优美,朗朗上口,既有助于塑造人物形象,也能够丰富作品的文学艺术性。因此,仲敦·杰瓦琼乃所作的《阿底峡传》历来备受藏族史家推崇,引得后来的史家纷纷效仿,成为后来众多阿底峡传记的范本。

10—13世纪华北佛教社邑组织和民众信仰活动探析--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10—13世纪的佛教继续发展,由神界走向人间,并日益世俗化和平民化。华北地区民众的佛教信仰和活动,也体现了日益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趋向,同时佛教、道教、民间信仰交织融合,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石刻文献中,散布蕴含着佛教社邑和民众信仰活动的丰富信息。本文利用这些信息,分析了佛教社邑的管理和组织状况,对下层民众的佛教信仰活动进行了细化、深入探析。

赵朴初居士与圆瑛大师

赵朴初与圆瑛大师的法缘殊胜。朴老曾兼任圆瑛大师的秘书,因此圆瑛大师将自己的身后之事付托给了朴老。朴老对圆瑛大师的高风亮节和悲焖众生的宏愿铭记在心,时常怀念,终生孺慕不已,并且形诸自己的诗词创作之中。

论《元亨释书》的史学史地位与史料价值

《元亨释书》成书于元亨二年(1322),为日本中世禅僧虎关师炼所撰,是日本首部汉文纪传体佛教史籍。《元亨释书》在日本佛教史学史上具承上启下的史学史地位,对日本佛教史籍的撰述具首创之功,也深刻影响了江户时代佛教史籍的撰述。其首创之功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受到《佛祖统纪》等中国纪传体佛教史籍的启发,创设“传表志赞论”五体综合的纪传体裁;其二,借鉴《春秋》《左传》等儒家编年体史书的编撰体例与“鉴戒”史观创设“资治表”;其三,模仿《史记》等纪传体正史,将“互见法”、直书曲笔等撰述体例运用于佛教史籍;其四,创设“赞曰”“论曰”,提出系统的佛教史观。此外,《元亨释书》对研究室町时代以前的日本佛教史亦具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神龙初册封罽宾考

《新唐书·罽宾传》中关于"神龙初册封罽宾王"的记载一直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根据对《新唐书》记载的辨析,可以确认此处文字应该可信;并且,开元十九年蔡景撰写的《述二大德行迹》记载中宗初年僧人义紭确曾作为使团成员前往罽宾,由此亦可确认中宗神龙初年前后罽宾曾遣使唐廷通报事务,而中宗随后派出使团前往罽宾进行册封.神龙初前后,罽宾的遣使与其国内王位更迭有关,同时可能也与当时谢䫻王国以及白衣大食的军事进攻有关.

宗教传统与历史定制:“金瓶掣签”下的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

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发端自都松钦巴,后由噶玛拔希正式开创,并在历世噶玛巴的完善下趋于成熟,乃至向教派内外广泛推广。清廷治藏以来,通过金瓶掣签等制度将活佛转世事宜纳入国家管理体制,噶举派由此形成了规范的历史定制。清末民国时期,噶举派的转世事宜受到西藏地方势力的种种限制,民主改革以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善。文章以相关文献、档案为基础,复原了不同历史时期噶举派活佛转世制度的细则,并对其所受境遇进行讨论,认为只有在此过程中做到既尊重宗教传统又遵循历史定制,并保证中央政府的最终决策权威,教派的宗教传统和意志才能得到尊重和体现。

朵玛、身体与献祭——基于甘肃省临潭县日扎村的研究

青稞在藏族文化中有着广泛应用,以青稞面团制成的朵玛是藏传佛教仪轨程序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对于不同的仪式实践者,朵玛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象征系统。本文基于甘肃省临潭县日扎村的调查,分别讨论村落巫师阿乃和日扎村属寺禅定寺僧人如何在各自的仪式中使用朵玛以及朵玛的象征意义。在藏族文化中,朵玛最主要的象征意义是作为神灵的临时身体,也被作为神灵的食物。美国学者谢丽·奥特纳在夏尔巴人的朵玛研究中将其分开讨论,并武断地认为所有的佛教神灵都能拥有朵玛被肉身化。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两个概念是同时体现在朵玛上的,而且并非所有的佛教神灵都能拥有朵玛被肉身化,朵玛作为食物也有着自身的分类。

藏文蒙古史著作《蒙古佛教史·吉祥法螺音韵》译注

《蒙古佛教史·吉祥法螺音韵》是喀尔喀蒙古僧人罗桑旦真在20世纪初写作的一部藏文蒙古史著作,现已公布的有同属一个底本的三种版本。作者罗桑旦真通过对藏、汉、蒙古等文献中相关记载的辨析,以及对西方探险家发现的回鹘文文献及突厥碑文等考古资料的运用,试图建构一个不同于传统蒙藏佛教史文献的历史叙事,使这部著作成为使用藏文写作蒙古族历史的史学传统在旧时代发展到鼎盛的代表作之一。它既是传统史学的余韵,又是现代史学的滥觞,对研究藏文蒙古族史籍的历史叙事和蒙古族史学史有着重要意义。

圣俗视阈下“五爷”信仰的建构与定型:五爷、龙神与文殊

基于敦煌五台山文献及相关史料,对五台山五爷庙供奉的主尊“广济龙王”进行溯源,清乾隆、康熙两帝曾亲临北台顶巡礼,对北台顶灵应寺进行修葺,五爷庙“龙参”匾额御敕的具体年代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印证出“五爷”居所原在五台山北台顶的传说,以及他作为五个台五百群龙之首“娑竭罗龙王”的身份。继而探讨五爷信仰与龙神信仰、文殊菩萨的关系及该信仰是如何建构与定型等内容。“五爷”已然成为当今五台山佛教中最具特色与最受大众崇信的神祇之一,是民间神祇与佛教神祇糅合而成的信仰形态,塑造了五台山“神圣性”与“世俗性”相统一的神山信仰模式,因此当代的五爷庙可视为五台信仰体系中“圣”、“俗”融合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