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衣一体:道教“仙服”蕴含的独特身体观

“仙服”作为映射仙真身体本质的概念范畴和符号形态,蕴含着道教独特而深刻的身体观。“仙服”的基本观念逻辑为“身衣一体”——仙真身体是其衣服本体原型,而衣服则是其身体显现形态,二者互为一体。“仙服”身体观一方面是对传统身份等级服饰制度的否定和反拨;另一方面则是对人之身体生命价值的神圣确立。道教身体观具体呈现为:以“自然之服”为核心的身体本真观、以“真形为衣”为机理的身体形神观及以“象天为法”为准则的身体伦理观。质言之,“仙服”是一种彰显生命至上性的思想符号,其以丰富多彩的具象服饰形态,生动传神地表达道教的身体观深蕴,是为道教宣示、传达其复归生命本真存在之人文价值理念的重要方式。

人间置观:唐代“道观”的官方化建制与营造

历史来看,“道观”被确立为道教庙宇正式名称及建筑形态,主要缘于唐代朝廷政治支持;与之相配合,道教团体积极参与了“道观”的具体设计和营造工作。唐代“道观”建制和营造经历了三个阶段:“武德-贞观”(620—649)为“道观”定名期;“高宗-武周”(649—705)为“道观”兴建期;“睿宗-玄宗”(705—762)为“道观”圣化期。在此背景下,“道观”的建筑形态及其殿堂陈设,主要体现唐代朝廷的政治神圣化要求;相应地,道教提出了“人间置观”“立观度人”的新教义纲领,并积极配合朝廷营造道观。唐代朝廷与道教团体之间,正是以“道观”为纽带,构建了一种政治与宗教的同盟关系:一方面,唐王朝的政治威权假“道观”而得以树立和巩固;另一方面,道教亦通过“道观”确立了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地位。

宋代皇室与茅山道教的发展

茅山宗开创于南朝时期,别具特色,在中国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茅山宗地位的确立及其发展与道教上层化路线分不开。宋代的茅山宗虽不及唐代隆盛,但依然是皇室政治合作的主要对象。皇室的扶植是推动宋代茅山道教发展的重要因素。茅山与宋代皇室政治紧密结合,是举行国醮祭祀、皇室祝祷祈福的皇家道场,先后有三位皇室女性受茅山上清法箓。两宋时期,茅山宗师大多备受皇室宠遇,不仅提升了茅山宗师的个人地位,也为茅山宗的发展赢得了上层的支持。茅山既是茅山宗的活动场所,也是举行国醮的皇家道场。因此,茅山的宫观营建和生态环境保护对推动茅山宗经义的传播、巩固王权统治具有重要意义,两宋皇室均重视对茅山的建设和管理。

道教雷神崇拜与世俗生活——以榆林窟第23窟雷神图像为中心的考察研究

雷神的神性、神职及形象在古今中外各民族中虽然存在着差异,但不少民族都视雷神为最高的自然神。道教所塑造的一大批雷部将军元帅的形象,丰富了我国古代的雷神信仰,并留下了许多雷神的绘塑画像,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珍贵的文化遗产。榆林窟第23窟壁画中的雷神,就是明清时期保存较为完整的示例,弥足珍贵。

生命美学视域下道教动物观念管窥

动物与人一样,是与宇宙同构的生命,是活生生的灵性的存在。“动物”的存在,强化和凸现了道教的生命观念。道教对于生命的追求、对于生命困境的突破与超越也由此获得了审美属性,成为一种切身而真实的生命美学体验。以生命美学的跨学科视角来看,在道教观念中,动物首先是“灵异”的生命,比人更加灵活、灵动,具有超长的寿命和变化的能力,还能成为代言神意和引导升仙的重要媒介。其次,动物也是“物化”的生命。人与宇宙万物的同源性以及道教的生态平等观念不仅是人物互化的前提,也为庄子“物化”论带来了全新的诠释,呼应了中国美学的生命主题。第三,动物还是“承负”的生命。道教以动物为中心而表现的“承负”观既与道教对“善”的认识密切相关,又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显示了道教在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上的独特体验、道教思想兼收并蓄的强大包容性以及对中华民族伦理价值的强烈认同。总之,动物的生命活动及道教以动物为中心进行的生命实践多层次、多角度地呈现了道教的神圣观念、环境伦理与审美情感。在进行宗教秩序建构的同时,道教对于生命价值的关注和关于生命的原则也极大地启发了中国古典美学。

宜宾真武山道教空间形态的“象天法地”意匠论析

宜宾真武山道教为川南道教圣地,在文化传承、王权统治和道教信仰的综合驱动下,其营建秉承“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构建出宜宾真武山道教空间形态和人文内涵之间的意象关联。宜宾真武山道教的山水形态、山林形貌、建筑布局均具有特定的物质表达和场所隐喻,并蕴含“象天法地”意匠,即“与天同构”的空间意象和“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

仪式-语类模式下中国外交警告言语行为研究

警告言语行为是外交话语中常见的仪式化语用现象。本研究将外交警告言语行为视作目标明确且结构相对稳定的语类,融合仪式理论和语类结构潜势理论,探究仪式化语境配置影响下中国外交警告言语行为的仪式-语类语言形式、语用策略和结构潜势,进而考察外交发言人语言选择背后的道德秩序。研究发现,在语言形式层面,外交发言人通常采用指示视角类仪式框架指示表达及构式实施警告;在语用策略层面,直接性程度较低的非规约性间接警告出现频率最高;在结构潜势层面,外交警告言语行为的宏观话语模式为(ME)■FA,其中评价、将来行动为必要成分。三个层面的警告实现方式体现出坚持独立自主和坚持和平发展这两个主要道德秩序。本研究验证了仪式理论和语类理论融合框架对外交话语分析的可行性。对外交警告仪式-语类特征的考察有利于加深对政治外交仪式特征的理解,为其他机构性话语研究提供启示。

从“可归化思想”到重要参考:道家思想西传的生态转向

本文通过梳理并分析道家思想在西方传播历程,阐述西方道家思想研究实现跨文化、跨学科的生态转向的过程。总体而言,道家思想传播在西方共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归化思想”阶段、“替代智慧”阶段,以及作为生态主义理论建构重要参考的阶段。研究认为,道家思想在西方逐步摆脱了早期的基督教中心主义的研究桎梏后,其关联性思维和非二元思想的特质得到了广泛关注,因而与生态主义的联系随研究发展而愈发紧密,并成为当代生态主义建构的重要理论来源。

谈音韵学在敦煌道教文献校勘中的作用

敦煌道教文献中有不少韵文,对这些韵文的韵脚进行分析,可以解决一些校勘问题。分析韵脚字,可以确定异文的是非。对于无校本的文献,分析韵脚可以找出讹误所在,并做些适当的理校。文献中的一些异文与语音转变有关,对异文做音韵学分析可以判别正误并确定讹误产生的原因。

唐代道教美术浅析

道教美术始于东汉末年,最初是以上古传说作为创作题材。例如,早期道教美术作品——汉代绘于灵光殿内的壁画,其内容为“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其后有了各种经过“神化”的山川真形、鸟兽草木,以及修行存思时感受的画面。随着时代的发展,道教美术的题材也逐渐丰富,出现了各种道教造像、壁画、水陆画、文人画等。在唐代,由于皇室的尊崇,随着道教盛行,道教美术也兴盛起来。

浅析道教崇俭思想的内涵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历来倡导节俭、朴素的生活。《道德经》第六十七章云:“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老子自认为有三件最宝贵的东西,其中第二件就是俭。在道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崇俭思想不断得到丰富,并在道教戒律中得到充分体现。

论老君所在与汉唐道教宇宙论的凝结过程

汉唐之间是道教宇宙论发展演化的重要时期。彼时道教徒试图将太上老君等重要神灵恰当地安置在新创造出的某个天界位面之中。在具体安置老君的过程里,不同的道教信仰者作出多种尝试,其间又经历借鉴和调适的复杂过程,最晚于初唐时期达成“老君居太清”的共识。对这一调适过程的考察,呈现出道教宇宙论发展的多种可能。而对“多种可能”的思想条理的发掘,则有助于勾勒更完整的道教思想史脉络和框架。

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 砖红缎平金绣道士法衣

法衣,又称法服,是道教高功法师在举行斋醮科仪等重大活动时穿用的最隆重、最高等级的礼服。馆藏晚清砖红缎平金绣道士法衣,衣长105厘米、通袖长145厘米。形制为直领、对襟、平敞袖、散摆。胸口一字扣一对、下缀系带一组。砖红色素缎为面,浅黄色暗花绸为里,领、襟、袖口、下摆处饰黑色盘金绣绸缎镶边。衣身及边饰用金线、彩色丝线绣制各种象征道教教义的装饰纹样。道教经典中记载法衣具有赋予着装者在科仪时转化身份、由凡入圣的功用。

唐代“上清道”的身份覺醒與法脉建構

學界長期認爲上清道是唐代道教的主流道派,但此觀點實際是對唐代道教情況的誤解。唐代“上清道”的團體身份和法脉譜系是人爲建構的結果,與歷史真實並不完全吻合。此身份認同和師承譜系最早出現於司馬承禎時代,與司馬承禎本人的經教傾向密切相關;後經李含光弘揚而爲唐人所接受,並與茅山完全挂鈎。中晚唐時期,衡山和天台山中師承可上溯至司馬承禎、王遠知的道教團體,重新提出上清宗師的傳承譜系,其譜系與茅山的單傳系統存在差異,反映着各自的特殊訴求。在完整考察唐代“上清道”由“觀念”到“現實”後,可發現《茅山志》等後世材料和不少當代研究混用唐代“上清法脉”的多種記述,而未區别不同記述産生的背景原因及彼此差異,所得結論誤導道教史的整體框架。

製造國師:北宋政治與宗教之間的朱自英

朱自英是北宋前中期的著名道士,本潛心修道,但在澶淵之盟後,被裹挾進政治之中。仁宗初期,朱自英受丁謂、王欽若等宰臣先後舉薦,又爲劉太后授道籙。由於與政治聨繫過度密切,當·仁宗朝新的政治觀念形成後,朱自英和茅山道教通過政治權力所獲的優勢資源也將喪失,他的“尸解”從根本上或許主要就是來自政治的壓力。故朱自英死後八十多年,茅山道士纔在政和崇道的背景下,爲他立碑,製造了一位“國師”。朱自英的人生遭遇展示出的不僅是個體的生命史,也是茅山道教的興衰史和北宋政治的演變史。

葛洪《枕中书》的宇宙论及其天文学意义

自《四库全书总目》将《元始上真众仙记》(《枕中书》)判为伪书以来,其作者问题久存争议。将其与汉晋时代诸种宇宙论学说比较,本文认为《枕中书》应为葛洪晚年隐居罗浮山时所作,其神话性质的宇宙论包含了葛洪基于元气说对传统浑天思想的修正。因此,其书不仅在道教神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道教学者对中国天文学思想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中国传统山水绘画中的道教精神与意象研究初探

中国古典山水画蕴含的哲学精神与美学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文化的浸润与影响,从其绘画表达、意境呈现与精神旨归上,都与道教文化精神深深暗合。中国传统山水画对自然的理解与再现,是超越世俗经验而直达生命本真的,这一点正好契合道教“法自然”的思想,其所追求的是直达本质的颖悟与会心。

The Influence of Chuang Tsu on Oscar Wilde’s Literary Works

Oscar Wilde,the renowned British writer,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Eastern culture,particularly by Chuang Tsu’s“Thought of Doing Nothing”,a Taoist concept of human conduct.Wilde not only embraced this philosophy,but also incorporated it into his literary creations and art criticism,enhancing the steadfastness of his own value judgments.

藏在道观旁的庭院餐厅 成都宽三堂中餐厅

背景:宽三堂东方人文生活空间,位于成都青羊宫旁。青羊宫历史悠久,始建于周朝,原名青羊肆,后唐僖宗于蜀中避难,以此为行宫,诏改为青羊宫并致力修建。青羊宫被誉为“川西第一道观”,也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之一。设计理念:宽三堂的设计理念来自道家哲学经典《老子》,即“谷是生之地,生之繁衍不息”。谷的内部是没有形状的,正因如此,才可以呈现任何形状。谷的意象指向“实”之间的“虚”与“无”,使它有孕育、承载“生”的无限可能,且无法被用尽。

武当山古建筑群:天开宫阙青冥阔

武当山坐落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又名大岳太和山、玄岳山,素有“道教第一名山”之称。自汉代起,雄奇的武当山就吸引了孙思邈和陈抟等人到此寻仙修道。唐贞观年间(627-649年),均州(今湖北十堰一带)遭逢大旱,刺史姚简在武当山求雨成功,皇帝敕建“五龙祠”,宋真宗赐额“五龙灵应之观”。据史料记载,这是武当山历史上敕建的第一座道观。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诏改观名为“五龙灵应宫”,元仁宗赐额“大五龙灵应万寿宫”。武当山古建筑亦有所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