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理斐与广学会本色化转型研究(1919—1929)

本色化转型是广学会在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场景下的自救举措。在总干事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1862—1931)的带领下,广学会探索出数条本色化转型路径:加强福音宣传,将出版重心由普通知识回归宗教领域;招贤纳才,将领导权移至华人基督徒手中;支持中国教会自立,在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上呼吁中西教会合作;顺应中国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潮流,将出版物改由白话发行。可以说,季理斐是广学会实现本色化转型的关键人物。广学会努力融入中国本土社会,既是在中国民族意识觉醒之际主动适应文化处境的策略选择,也映射出知识与国家权力间的互动轨迹。

《教廷特使多罗与中梵早期关系(1622—1742)》中的教廷特使多罗简介

意大利教廷特使多罗(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是近代早期教廷首位访华特使,也是中西交流史上分水岭式的人物。他于1702年离开罗马,1705年抵达北京,1710年卒于中国澳门。教廷遣使旨在加强与中国的对话,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因此在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治史经验与方法——澳门大学汤开建教授访谈录

汤开建教授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澳门史、中国基督教史、中西文化交流史、西夏史及中国边疆民族史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0多部,曾先后获得广东、甘肃、澳门地区以及国家级社科类学术大奖12项。因其在法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做出的卓越贡献,2009年获颁"法国教育骑士勋章",为港澳地区教育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笔者2002年师从汤开建教授攻读研究生,从此进入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有幸参与他的科研团队,并就治史经验与方法问题与他进行了数次深度访谈。本访谈主要关注汤教授的个人学术经验、澳门史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话题,希望通过访谈,增进国内外学界对其史学研究风格的了解与认识。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以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高第丕夫妇在华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高第丕夫妇作为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自1852年受差会委派来华后,在华活动近50年,且大部分传教生涯都在山东度过。他们悉心传教,同时从事世俗商业活动与编书工作。后因与差会意见不合,遂而脱离,于1893年自创"泰安福音会"。他们在与地方社会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逐渐改变传教方针以适应时局,另方面又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高氏夫妇的个案映射出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的复杂性,他们每每根据当地民众的反应而调整传教方略,从而使教会内部有"异类杂音"的存在。但归根结底,近代来华传教士开展活动仍本着"中华归主"的使命感,其所有活动最终仍旧为传教服务。

基督教中国化如何开展?

历史经验说明,基督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自1807年马礼逊入华算起,基督教传入中国已逾200年。如果单从今天基督教信徒数量的增长看,似乎基督教在华200年的传教历程还是＂辉煌＂的。但若从其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融入、融合,乃至认同、参与程度来考量,其离＂成功＂还有一定距离,即基督教的中国化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对基督教会核心理念的法理分析

基督教会宣传说"真神只有一位。"其本质意义是,不承认老子、孔子,不承认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等。这就贬低了中国的经典思想。天上的星星是无数的,天国和神佛的数量同样是无数的。所以该信仰除了理论混乱以外,还是很狭隘、很傲慢的宗教观。因此,只有根据耶稣的本质思想去理解和修学,就不会挑起宗教间、种族间的矛盾,从而才能达到世界和谐、人类和谐的目的。

“服务报界之第一人”——梁发的社会角色分析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一楼，陈列着一位传教士的墓碑。据史料记载，此墓碑来自原岭南大学著名的岭南双墓，祭奠的是中国首位基督新教教士梁发。只读过四年私塾，印刷工出身的梁发，何以会安葬在著名学府？这缘于岭南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钟荣光的遗愿。这位著名的教育家矢志与梁发坟墓结伴为邻，于是有了岭南双墓的历史故事。

一次成功的合作

口述历史是保存历史记忆,保留精神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对以往自上而下选取历史资料,以宏观叙事研究历史的补充,是研究历史的新视角。近年来,从个人视角去阐述历史,从普通人物、个别事件中去发现历史的口述史受到重视,研究方兴未艾。

近代海门籍神父黄伯禄与《正教奉褒》研究

黄伯禄是近代海门籍天主教的一位神父,论其在晚清的地位及影响,可以说不算显著,但他在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史及天主教在华传播史上,却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著名史学家方豪神父曾对其有过这样一番评价:"清末,江南教区,耶稣会与非耶稣会中西司铎,人才辈出,氏为其之佼佼者。"[1](P640)关于黄伯禄的生平,在地方志及其他官方史料中,鲜有记载。目前仅能从其自身著作以及为数不多的中西小传和传略中,来研究这位近代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人物。本文拟从他的生平及著述,以及他在中国科学史上的贡献作一番论述。

从佛山早期天主教看佛山人的价值观

佛山之名取于贞观2年,于明清时发展成为四大镇之一。1583年,利玛窦获准入居肇庆6年之久,佛山第一次错过天主教。当1858年天主教进入佛山设立堂点传教之时,信众颇少,限制了天主教的发展。甚至于循道公会在佛山建立起华英中学、西医院、护士技术学校之时,也没有受到佛山人的热捧。从而第二次错过天主教来华投资建校的历史大机遇,造成了佛山文化教育史上的大损失。这是佛山的缺点。然而,佛山人一直以来就热衷于商业发展,且从明朝时又热衷于武术,这两点又使得佛山人不像北方人那样热衷于迫害残杀天主教徒。这又是佛山的优点。

在武昌被清廷绞死的法国传教士董文学

在武昌洪山宝通禅寺的对面曾有一个天主教公墓，有两位在武昌殉道的法国遣使会士曾埋葬在这里，一位是1820年被处死的刘方济神父，一位是1840年被处死的董文学神父。

倪维思的中国观念

美国人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29．1893）是基督教北长老会教士，他于1854年来到中国，在浙江宁波、山东登州、烟台等地区传教。他的著作有《中国和中国人））、《天路指南》、《神道总论》等。他的妻子为他写有传记《在华四十年：倪维思生平》。《中国和中国人》一书反映了他的中国观念，对中国和中国人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路得和以斯帖——《圣经》中两个受人尊敬的妇女

在圣经中,《路得记》和《以斯帖记》这两卷书是少有的记载女性的两卷书。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女性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但历史给了她们很重要的肯定。从《圣经》主题上看,这两个女性与先祖亚伯拉罕、摩西是非常相似的。这两个女人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应该被提升为两个受人尊敬的女族长。

元西行景教僧朝圣路线考

根据古叙利亚文书《马·雅巴拉哈法主和拉班·扫马传》记载可知,蒙元时期两位景教僧侣拉班·扫马和马古斯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这一时期中西交通的空前发达是他们西行得以成功的首要条件。经过分析可知,布哲《忽必烈时代之景教僧》书中关于西行景教僧受忽必烈派遣之说法证据不足,应当存疑。二僧自汗八里出发,最佳路线选择是经归化、夏州(或中兴),走纳怜站道至永昌路,而非佐伯好郎所言溯黄河而上经兰州再至凉州。

李提摩太来华初期的社会改革思想

本文首次系统研究李提摩太的社会改革思想，认为：李提摩太来华十年后于１８８１年发表《近事要务》，提出了全面变革中国社会的主张，并且具有关注民生、崇尚科学和重视教育的特点，这一思想的形成既与他的神学观点和传教方式有关系，也与他的家境、传教经历和接受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李提摩太的社会改革思想对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形成带来了积极影响，不失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

略论利玛窦的传教策略

为了取得基督教远征中国的成功,利玛窦紧紧围绕“打消明人疑虑,融入当地社会”与“赢得学术声誉,跻身社会上层”两大策略展开其传教活动,事实上,这两大策略恰好抓住了中国,尤其是明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天主教在中国的事业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杨廷筠入教的原因和过程

杨廷筠加入天主教有个复杂的过程。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他最初的道德生命的精神品质。当发现儒家思想在满足他的道德追求方面有着某种局限性时,继而向佛家学说求助。而佛家学说的伪超越性也难以让他完全接受。最终,他的目光停在了刚刚传入的天主教思想上,经过一番穷究和辨析,他接受了天主教。

爱筵上的礁石——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经文:太26:20-25,约12:1-6,犹11,12 主耶稣曾在钉十字架的前夕,与信徒同吃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的筵席是纪念神对以色列民救赎的大爱,在此,主以命以血向新约信众立了新约,所以主的兄弟犹大称它爱筵.在这筵席上,主耶稣的心,极其伤痛,因为在这样一个严肃神圣的爱筵上,竟出现一个叛徒加略人犹大,正如船行在大海中,遇着了礁石一样地危险可怕.

传教士明义士齐鲁生活考

2017年11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董林福博士将其收藏的有关明义士(JamesMellonMenzies)的若干资料捐赠给山东省图书馆。董林福博士是海外研究明义士的专家,他捐赠的这批资料大部分是有关明义士的书信复印件及他自己的部分论文初稿,因此作为第一手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人在对这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的过程中,梳理出1932—1936年明义士在齐鲁大学任教五年的经历。通过对这些经历的梳理,研究明义士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的学术研究情况,并对齐鲁大学相关问题及明义士的教育观等进行探讨和研究,总结出明义士作为收藏家、考古学家和传教士致力于中西文化传播的使命和贡献。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传教士的使命,他的所有文化行为均是为传教工作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