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

2023年6月,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的郭台辉教授约笔者组织一次以“概念史”为主题的线上研讨会,作为其学术品牌“我们一起阅·探”的第11期。该系列活动的特点是围绕特定主题,选择一本新近出版的代表性著作,邀请作者和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进行交流研讨。笔者将活动主题设定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

概念史与思想文化史的新境界

关于中文学界“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趋势,以及孙江教授《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以下简称《人种》)这部新著的学术特色,笔者主要针对此项工作的学术背景,结合个人从事相关研究的实践,从学术旨趣、学术特色和学术价值等方面,谈谈概念史对于深化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可能意义。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人种》:三重维度下的人文语义关怀——从知识史、概念史与观念史出发

非常荣幸参加“全球本土化概念史”这一重要学术命题的对话,会上听了方维规、黄兴涛、李恭忠等多位教授的高见,我受益良多。他们都是对概念史研究有素的学者,通过对孙江教授《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以下简称《人种》)((1))一书的阐释将概念史的本土化研究向前推进。我将结合近期河南大学人文社科高研院同仁关注的人文语义学命题,从知识史、概念史与观念史三重维度出发,谈谈《人种》触动的思考以及引发的种种可能性。

一本与一统:试论丧服中尊统的生成

通过丧服体系理解中国人伦关系的尝试,超越了差序格局式的平面化认识,但对尊尊之外推的特性仍缺乏恰当理解。亲亲尊尊都由一本而生,体现为丧服体系以父子关系为内核,父之于子既是至亲又是至尊,至尊生于至亲,至亲又成于至尊。君子能由尊父而推尊父之父、父之先祖,更能体父之志承继大宗尊统。亲亲故尊祖,亲亲之道亦得尊祖之道乃全。宗法体系下正尊之一统,是以至亲至尊之父为一本的推展和延伸,尊统蕴含在一本的生命体验中。正如亲亲自然体现为亲以及亲的递杀,尊尊则自然体现为尊其所尊、永不衰竭的一统。尊尊之统与亲亲之杀共同构成丧服体系外推的根本动力,亲亲之杀以尊尊之统为纲领。

博爱,还是友爱——Fraternité的跨文化之旅

笔者常引用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一句话来强调概念史研究的重要性:没有共同的概念,就没有共同的社会,更不要说行动的政治领域。然而,越是重要的概念,越容易被误读,甚至被滥用。120年前,在留日清末知识人中流传的一本《和文汉读法》小册子,望文生义地将“概念”解为“大概想念”,将“观念”释为“观而念之”。今日谈概念史的学者,或将概念史等同于词语史.

关系、结构与秩序:费孝通分类思想研究

费孝通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的重要开创者,其思想和学术资源已被学界进行了多元解释、研究与拓展。《乡土中国》中通过大量分类概念对社会关系结构及秩序的论述,迄今仍未得到充分阐发,而分类却是理解不同文化境域和生活世界得以建构的认知基础。通过对费氏《乡土中国》等系列文本中所呈现和反映的思想流变进行梳理和解析,可以发现,以差序格局为代表的一众理论概念蕴含着丰富的分类思想,这种思想既来自费氏本人与传统文化、同辈中西学人的对话以及为回应时代问题作出的思考,也是他终其一生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变迁路径不断进行反思的学术直觉和文化自觉的结晶。研究认为差序格局作为中国本土社会结构理论构型,其中“长幼”构成生成基础、“尊卑”形成层级阶序、“公私”建构关系结构,三者之间形成了从血亲到拟血缘的游移、从自然理性到价值伦理的转换、从家族宗亲的权力关系到家国同构的政治治理逻辑,其中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交互作用。最后认为当下仍需要对费氏的分类思想进行“三阶反思”。

创建心态社会学——探寻群学潜质的价值实现

群己关系、心物关系是中西学术的共同问题。然而,“共题”而“殊途”。宋明以来,与西方主要面向“格物”相反,中国学术尤其是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群学,主要致力于“格心”。由此发生的群学心性化,是将“礼”内化于“心”、将“理”内置于“心”的从显在到潜在的过程,其所形成的群学潜质,以“心”为“大本”,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诉诸诚意正心,将合群、能群、善群、乐群归结为心性修养,从而达到群己、心物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合一。今天看来,群学潜质可以视为心态社会学的序章,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先声和建立人类新道义秩序的张本,从中可以发掘出不容低估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理论中“文”字的思想内涵

“文”字是先秦儒家理论中的“文”“文学”“文章”等概念的理论核心。殷商甲骨文中以“文”作为美称来赞美先王,西周初年沿袭“文”字的这种用法,并以有礼为“文”,以有“文”为德,大力提倡明德精神,提出“文德”概念。春秋时期,以个人道德操守、个人品行、文化素养与言辞文采为“文”,同时认为《诗》《书》等典籍的学习可以培养这种品性,“文”概念的礼仪与文化的思想观念有了分化趋势,《论语》中提出的“文学”概念是礼的范畴,是孔子授徒课业的主要内容,《论语》中多以“文”指代这种课业中《诗》《书》等典籍学习,以“礼”字指礼仪学习,“文”概念理论内涵分化趋势更明显。战国时代,“礼文”与艺文被区分开来,以“文章”指礼,以“文学”指学子课业的《诗经》《尚书》等典籍,“文学”概念就逐渐脱离了礼学的理论阈限,特别是《荀子》一书中,“文学”直接与《诗》《书》经典相关联,为后代文艺理论的文学概念的提出,开创了理论源头。

从文化价值取向到国家目标和政府责任--“中—西”关系视野下美好生活诉求的一种思考

近现代以来,现代性变迁作为重大变量牵动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现代意义的“中—西”关系也由此形成。“中—西”关系视野呈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好生活诉求在西方思想中有一些阐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长久以来是理想憧憬。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愈益快速、广泛而深入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的美好生活诉求不再局限于理想憧憬,成为国家的清晰目标和政府的重要责任。随着当代中国的持续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会和互义也在更新,为“中—西”关系添加了一系列现实因素和实际变量。这一过程将不断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促进全球社会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不断趋近美好生活诉求这一目标的重要贡献。

“污秽”与道德秩序--评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

一、污秽何以成为“问题” 人行动的可能及其限度是现代社会科学面对的重要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浮现恰恰意味着人世道德系统的溃散与神圣之物遭遇亵渎的危机，是非曲直难以言说，行动无所适从。道德哲学可以为之说教，社会科学则力图在人的实践中发现并彰显有真实效力和作为事实的“道德”，以约束“失范”的政治一经济世界，确保现代人作为道德人的自我持存（self-preservation）（涂尔干，[1893]2005：5）。

绘制思想知识的新图景--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访谈

汪晖教授是当代中国最具世界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2013年与哈贝马斯共同荣膺"卢卡·帕西奥利奖"。汪教授在访谈中提到了鲁迅研究与后来转向的区域、族群、历史等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关联,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现状作了总体性评述,认为"文化研究"具有解放的潜能,它将有关"他者"的问题、东/西问题、日常生活的文化政治问题等提出来了,但是当下中国的文化研究欠缺实地经验和历史维度,因此他提倡一种将"文化研究"的方法、内容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跨学科路径。无论是做中国研究、思想史,还是处理区域问题,汪晖教授都坚持总体性,试图继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希望能够让少数族群或地方性的知识在中国相对主流的空间里获得表达。访谈还涉及"反现代的现代性"、"发展主义"、"草根性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阿瑞提的《亚当·斯密在北京》等重要议题。此外,汪晖教授主张用"批判的知识分子"取代"新左派"的命名,认为这样更加能够展现这一知识群落的基本立场及其内在的复杂性。

现代社会的批判与重建--社会学的诞生与西方社会建设理论的缘起

社会学是传统社会发生断裂或所谓"现代性"的产儿,这一知识体系的出现是西方知识界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一种反应,这决定了社会学与现代社会的重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一开始,这一重建工作就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获得了推进,而第一代社会学家还从不同的学术路径出发,就社会建设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理论既影响到西方社会建设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西方社会学以保守和改良性质。

文化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访谈

2015年10月中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景天魁先生在无锡进行苏南社会建设课题的调研活动。在其调研间隙,本刊约请王君柏老师对景天魁先生做了专题访谈。这次专访的背景是景天魁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二期发表了《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一文,提出中国社会学并不是从清末民初引入西方社会学才开始的,而是有自己的起源,这"源"就是"以荀子群学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传统资源"。鉴于这一论断关涉到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学与西方社会学的关系,本刊试图通过访谈梳理出清晰的脉络。在访谈中,景天魁先生又提出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主轴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发展史的重要观点。现发表这次访谈的整理稿,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20世纪30年代知识精英的社会群体观--以《独立评论》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以《独立评论》作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对农民、青年学生、知识阶级、劳工、妇女、军人等社会群体作了多方探讨,其中重点关注了农民与青年学生两大群体,强调了知识阶级的社会重心角色。这种群体观的倾向从侧面揭示了30年代的主要社会问题。而群体观探讨本身也体现了30年代体制内知识精英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社会现实关怀与责任意识、独立精神与务实态度、改良立场与功利主义倾向等。

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叙述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重回经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剖析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福柯等人的经典著述,可以发现社会学家在处理社会学基本问题时,通常侧重从社会关系的某一理论维度出发,并以现实为参照来考察主体的构型。社会学理论传统中存在四种重要且明晰的主体叙述方式:马克思将主体置于生产关系中,涂尔干将主体置于道德关系中,韦伯将主体置于理性关系中,福柯将主体置于权力关系中。四位社会学理论大师叙述主体的方式,彰显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魅力,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理论想象空间。

社会主义的重大转折--从封闭和谐到开放和谐

社会主义以消除社会分裂,实现社会和谐为目标,但计划经济下的传统社会主义以刚性的规范化和谐终导致了封闭,从而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相悖。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就要求在现代性成长和社会变革中形成现代社会主义观念,以开放性思维,在社会转型中探索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道路。

事神与均惠:从儒家祭礼的两条脉络看中国社会的神圣性来源

《仪礼》中所有的《特性馈食礼》记载了儒家祭祀父祖之礼,这一礼经文本显露了儒家尝试通过蕴含“事神”和“均惠”这两条脉络的祭礼在宗族中激发“尊祖敬宗”情感的努力。其中,“事神”指的是作为主祭者的主人和主妇在宗族族人和宾客的帮助下馈享父祖,“均惠”指的是神惠通过礼仪动作下的饮食在父祖之神、主人主妇、宗族族人和宾客间流转。“事神”和“均惠”的双重礼意明确了神惠来源于祖先、流向宗族,达成了祖先与宗族共在的仪式效果,祭礼对于宗法制度的动态维续至关重要。宗族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儒家祭礼文本揭示了祖先是宗族神圣性的来源,这一神圣性亦通过宗族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和底色。

干部们将在推进变革中被重塑--30年领导干部观念演变

干部们在这个时代被重塑,这个时代因为领导干部这个精英群体的改变和提升而充满更多期待。在中国通往现代化的征途上,领导干部们还要"洗脑",要洗得越来越现代。

从社会学的引进与发展看改良思想的演变趋向(1895-1937)

十九世纪末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改良思想的发展和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维新派思想家将社会进化论应用于政治改革理论中,试图以政治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变革。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欧美的社会学专业学者则将社会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应用到中国社会基层,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以社会改革推动政治变革。这一改良方式的变化也影响到了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关注基层、投入农村、投身民众教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