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学术思想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从乡土中国到转型中国的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探索

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交相辉映。无论是“差序格局”“志在富民”“文化自觉”这些经典概念,抑或是学术生涯晚期对“心态”的关注,费孝通始终基于本乡本土的立场来思考中国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应当如何实现现代化。同时,他也特别关心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人历史传统和家庭人伦的冲击。梳理费孝通不同学术阶段中内隐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从他思考的层次、方向和力度中汲取营养,可以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相关讨论提供新的启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及其重构研究——以江西傩文化为中心

纵观我国傩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公共性”的缺失和重构问题影响着傩文化在当代的发展与传承。在考察江西省傩文化属性和生存状态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结合民俗文化学、传播学,以公共性理论为切入点,研究以江西傩文化为中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性特征及表现形式,并从江西傩文化公共性的演变来探究其在当代非遗语境下公共性的重构。

村庄社会结构视角下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

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意味着全国范围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阶段性,即首先要实现城乡各自内部共富,特别是村域共富,最终实现城乡共富。村域共富是实现城乡共富的第一步,也是实现城乡共富的瓶颈。村域范围内实现共富是村庄内驱动力与外嵌助力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村庄社会结构不同,实现共富的内驱动力也不同,在面对自上而下的共富政策支持以及资源输入时,产生的回应也不同,因此,需要将村庄社会结构变量纳入推进村域共富的解释模型。基于已有研究,将村庄社会结构划分为团结型、分散型和分裂型三种基本类型,进而根据不同类型村庄实现共富内驱动力与回应外嵌助力的差异,将村域共富实现路径归纳为高共富意愿—高共富能力的社会网络主导路径、低共富意愿—低共富能力的市场主导路径、较高共富意愿—较低共富能力的政府主导路径。从村庄社会结构角度理解村域共富的实现路径,对深化农村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以及相关部门制定共富政策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公共服务的空间叙事:西藏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秩序重构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空间重构下的扶贫实践,是一种以空间换发展的可行性举措。易地扶贫搬迁群体由原来分散居住在农牧区村落到聚集生活在易地扶贫搬迁现代化社区,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转变,且移民搬迁社区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一定的“空间阻隔”。对西藏易地扶贫搬迁S社区进行实地调查,运用社会空间理论从“空间的表征—空间的实践—表征性空间”三元辩证法出发,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体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心理空间进行分析,发现易地扶贫搬迁S社区处于过渡期的“阈限”阶段,且存在生活空间压缩分化、生产空间生计转型和关系空间更新重组的特点。要把政府对空间规划与移民对空间的使用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进行重新架构和诠释,如通过加大政府与社区的互动力度、探索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方式、实施社区与市场互助合作等举措,以期重构易地扶贫搬迁S社区秩序,为S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群体提供可及的公共服务。

声音人类学的感觉批评及其美学意义

当代美学不再局限于形而上学的命题与理论玄思,而是与人类学等领域进行跨学科互动,以介入性实践与美学批评等形态展现自身。不同于符号学、音乐学与传统声学对声音的量化与物质化处理,以霍尔格·舒尔茨为代表的学者将声音人类学理解为一种感觉人类学,“感觉批评”成为其具体展开方式。从声音的感受力出发,声音人类学重新发掘了感觉的异质性、精确性与生成性,突破了视觉中心主义的认识论框架,将美学扩展至广泛的多重感觉领域。以听觉为代表的感官感觉由此回归被语言符号传达之前的原初感觉,认识活动与感觉活动同时发生,以“身体的感觉实践”与“感觉认识论”拓宽了当代美学的研究范式与批评话语。

集体统筹与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可能路径

有关农业现代化的讨论通常围绕农业规模化展开。要理解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独特性,需要将之放在与全球其他国家对比的基础上。西方国家的农业现代化转型是为了给自己的工业化提供条件,但中国今天的农业现代化转型发生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发生在城市工商资本过剩的背景下,因而中国农业转型受到了资本下乡的推动。从中国农业规模化的实践来看,常见的有土地规模化和服务规模化两种路径,但这两种路径都是由资本主导的,小农户被锁定在利润低、风险高的生产环节,总体上处于被动地位。由于中国仍有大量的小农户只能依赖农业收益来维持生计,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考虑如何在保护小农户的基础上实现规模经营,保证粮食安全。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一些地区探索了以保护小农户为基础的农业规模化实践。村集体通过对细碎土地的整合,或通过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对接公共服务或市场化服务,也可以推动农业规模经营。以小农户组织化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不同于他国的独特创新。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涉及道路选择问题,要发展小农户组织化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为村集体的统筹经营留出空间。

信息框架和媒介信任对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分享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眼动追踪技术

[研究目的]媒介通过构建不同的信息框架来影响用户对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和行为决策,同时用户也会基于对不同媒介的信任而有意识地选择和传播事件信息。探究用户的信息认知加工机制和信息分享行为影响机制,对于精准进行舆情引导和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方法]依据框架理论,利用眼动追踪技术,设计2信息框架(正性vs.负性)×2媒介信任(高vs.低)的混合实验,揭示用户对媒介信息的视觉加工过程及信息分享行为的深层动机。[研究结论]相较于负性信息框架,用户在正性框架下投入更多的认知努力并更倾向于进行信息分享;无论信息框架为正性或负性,用户更倾向于关注和分享信任度高的媒介发布的信息。用户在高媒介信任水平下对媒介的关注存在差异,而在低媒介信任水平下对信息内容的注意分配存在差异,且两种信任水平下用户对正性信息框架的认知分配均多于负性信息框架。

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对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的影响——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些年在网络上兴起的民粹主义及其话语表达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影响越来越大。依据社会比较理论和网络民粹主义形成与传播的话语策略,以707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对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影响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显著正向影响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上行社会比较在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对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网络使用强度调节了网络民粹主义话语表达—上行社会比较—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中介机制的后半路径,较低的网络使用强度会增强上行社会比较对大学生负性社会心态的影响,更高的网络使用强度会缓冲上行社会比较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负性作用。

“四位一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伦理体系建构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其与社会伦理具有密切联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伦理建构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社会伦理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行合乎价值目标的建构,指导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践和行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伦理建构具有自身的社会伦理精神、社会伦理功能、社会伦理规范和社会伦理发展,这4个方面“四位一体”地确立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伦理体系。具体而言,社会伦理精神由善治、应然和认同构成,体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人文关怀,推动其朝着有价值的方向前进;社会伦理功能由政治性、公共性和合理性构成,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应当恪守的伦理价值准则,推动其朝着规范的方向前进;社会伦理规范由机会公平、参与公平和分配公平构成,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的伦理职责与评价,推动其朝着科学的方向前进;社会伦理发展由制度发展、文化发展和人的发展构成,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伦理展望,推动其朝着现代的方向前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社会伦理建构以有机的形态、开放的胸怀,积极融摄社会领域的伦理因子,将其消化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的生命养分,并在与其他领域的共生互动中实现发展。

社会行动理论下农村养老秩序的形塑机制与路径选择

当前,农村养老秩序在实践中不断被重塑和调整。根据社会行动理论的核心要义,构建结构-行动-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以系统考察中国语境下农村养老秩序的形塑机制,可以发现,农村养老秩序为一个系统,社会变迁、制度权威、农村社会生态和家庭场域的结构限制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老年人在获得养老资源方面有限;家庭行动者会在生产再生产和互动过程中做出符合既定资源条件且能满足家庭整体偏好的适应性行为,以进行养老资源的灵活有效配置;农村养老情境中的某些限制要素在家庭成员的能动作用和社会互动过程中不断得到调整和修正,使得养老秩序得以再生产出来。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养老-互助养老-家庭养老”的综合支持体系,从而重构农村养老秩序。

中国式社区研究的现代生成:从文化自觉到学术自觉

费孝通晚年强调学科的“文化自觉”,可谓是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历程、社会功能与文明比较价值的再定位。本文以“中国式社区研究”衔接这一问题线索,也是对社会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新思考。中国式社区研究的生成,实质上是吴文藻及其学派致力于西方现代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本土化,以推动中国文化主体自觉的产物。这一学派立足“社会”范畴,兼收并蓄西方社会学思想流派之长,并将“社区”概念本土化,以此作为学科化研究布局的纽带。通过对社区社会学理论脉络的本土融通,他们不仅以区位学派的观点延展文化学派的空间视野,也以文化学派的观点补足区位学派之历史感,从而形成了中国社区研究的内在理论意识。随着实地研究工作的深入,费孝通发展了社区分析的文化类型学框架,逐步建构起以“乡土中国”为参照的比较文明研究范式。

组织制度规范的张力与调适对政社合作有效性的影响

政社合作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索政社合作的有效性对于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关键意义。以G省H市政府与商(协)会合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例探讨政社合作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制度规范张力会影响政社合作的有效性,这种制度规范张力具体表现为政府文牍主义与社会组织务实主义、政府制式化运行与社会组织非标准化运行、政府执行力欠佳与社会组织追求高执行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政社组织结构的差异、政社注意力分配的差异和政社地位的差异。从组织作风、组织运行结构、组织执行力三个方面对组织制度规范进行调适,使政社制度规范从矛盾、冲突向统一、协调转变,从而缓解政社制度规范张力,改变政社合作的情境,可以提升政社合作的有效性。这样就不仅从一个较为微观的视角解开了影响政社合作有效性的密码,还对调适性结构理论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拓展。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结构-行动”特征

在“结构-行动”视角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要素结构呈现主体从二元到多元的变迁,其间贯穿着规则的多样化以及强调地区社会文化资源的应用;区域结构是村社共同体、区域共同体、国家共同体三个圈层构成的同心圆,其中村社共同体建设是基础,公共性拓展是联结村社共同体到国家共同体的主轴。结构特征型塑出政府引领、强化联结以及内外融合、资源转换的行动路径,在集体行动中,资源更多地由“公”转化为“共”和“私”。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特征昭示着政府引领、因地制宜的重要性,未来需进一步强化与其他地区的交往、交流与交融,建构行动者网络,并注重使用新的治理技术。

公共政策异化:社会排斥形成的一个解释框架

社会排斥常常指某个体或群体被置于不利之处境。公共政策对社会排斥的生成具有关键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权利分配差等化、社会机会封闭化、能力塑造偏差化等政策异化机制达成。权利、结构、能力等诸多中介变量是公共政策异化机制发生作用的关键变量。凭藉公共政策对社会排斥的“塑造”功能,政策主导者应该时刻站稳公正的立场,制定有利于保障弱势群体之公共政策,更好地实现公共政策维护社会公正之功能。

数字平台冲击下传统行业的变迁——巡游出租车司机劳动过程中的双重控制及其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以数字平台为载体的新经济组织模式,出租车行业形成了传统巡游车和新业态网约车两种不同的运营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劳动研究的基本立场与西方社会学关于劳动过程研究的范式相结合,从企业与劳动者的关系、劳动价值分割方式、劳动过程监管、劳动激励偏好等四个方面分析劳动控制,巡游车运营模式显示出强契约关系、弱过程监管的特征,网约车运营模式则显示出弱契约关系、强过程监管的特征。传统巡游车在受到平台网约车的冲击下转型为“巡游+网约”运营模式,劳动者被置于双重劳动控制中。“巡游+网约”运营模式虽然有助于提升巡游车的载客率,但剩余价值被叠加索取,劳动过程被置于更加严格的监管中。巡游车司机加入平台网约是基于市场和组织环境变化的“被动妥协”,他们会在平台上通过选择性接单来进行风险规避和争取运营收入最大化,在维持线下巡游车模式活跃度的同时留有选择网络订单的余地。

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国外非遗研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研究主题和方法,同时人类学、民俗学、博物馆学等不同学科也介入甚至交叉研究,逐步形成了多学科、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研究范式。21世纪以来,非遗研究在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文化景观遗产、批判性研究和数字化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未来的研究趋势将延续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推动跨学科合作与技术创新,并呼吁加强政策与法律保障,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这一研究为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数字时代的社会交往与情感变革

社会交往是个体情感建设的基础。数字时代以数字网络为媒介的社交体现了虚拟与现实、自我与社会以及经济理性与情感意义融合的特征,进而催生了情感的数字化、人工化、商品化等新趋势。这意味着数字时代的社交和情感既存在多样性、创造性的机遇,也要面对情感关系浅层化和社交极化等新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机遇和挑战,个体、平台及国家应通过提升素养、创新技术、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完善相关政策等措施,推动健康有序的社会交往和情感建设。

“被生产”与“自生产”:中国城市社区自组织有效性研究——基于双案例的比较

社区自组织建设是激发基层活力,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有效手段。研究领域对“被生产”与“自生产”两类社区自组织有效性看法不一。通过构建社区自组织有效性衡量维度,跳出单类型研究的局限,基于双案例比较研究回答:“被生产”与“自生产”两种不同建构路径的社区自组织的有效性存在何种差异?为何存在这种差异?研究发现两类社区自组织均有效,二者有效性差异表现为:“被生产”的社区自组织在“组织长效发展”维度表现更好;“自生产”的社区自组织在“社区治理功效”维度更具潜力。有效性差异的背后是两类社区自组织在政策环境、关键主体及行动策略(资源来源、角色定位、制度设计)上的不同表现。提升社区自组织有效性则需要寻求两种建构路径优势的深度融合,通过优化政策环境、重塑孵化方案、培育社区精英突破社区自组织有效性的不同困境。

“组强村弱”结构下的征地博弈及启示--基于赣西H村的考察

延续既有征地研究中利益博弈的视角,研究发现“村庄治理结构”是影响征地博弈样态的独立因素。区别于将行政村默认为利益博弈中的村级主体,研究关注“组强村弱”治理结构下小组作为博弈主体的征地实践。基于赣西H村的实证分析发现,“组弱村强”治理结构的产生与村庄分布形态、宗族认同和土地集体所有等因素有关。它对征地博弈的影响在于:对外博弈中,小组因一致行动能力而具备更强的议价能力;在组内博弈中,小组具备排除行政能力干预、自主决定利益分配的空间,这种宽松的环境加剧了利益分化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的双层博弈导致村庄公共利益消失、村庄认同弱化以及村庄矛盾激化等一系列后果,动摇了村社共同体的根基,由此产生的纠纷矛盾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挑战。

乡村振兴:嵌入视角下工商资本与乡土社会的互动探究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的工商资本参与到农业生产之中,在我国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工商资本作为“外来者”嵌入到乡土社会中,原有结构中的社会关系、经济活动、思想观念会自然产生排斥反应,再加之许多工商资本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经营环境的本土性,致使下乡资本面临着严峻的嵌入困境。若使下乡资本转变自己“外来者”的身份属性,使自身内化到乡土社会中,达到扎根乡土的目的,就需要其与农村进行良性互动。这种互动是双方互为主体,主动做出改变以适应对方发展的双向互动。即工商资本在下乡过程中获得乡土性的同时,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农业生产活动也不断具有城市性,双方互相建构,不断推进我国的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进程,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