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愿景下增进农村低收入人口福利的政策创新——基于三次分配分析框架

面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伟大愿景目标,迫切需要对标共同富裕、研判福利差距,并进行制度性的回应。三次分配制度是改善农村低收入人口福利差距、促进农村低收入人口持续增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中国农村和农民在不断分化转型,三次分配的契合性也不尽相同。脱贫攻坚期间,中国基于三次分配的不同着力点围绕农村低收入群体展开了一系列政策实践,但是存在初次分配效率不高、再分配水平低、第三次分配尚未找到切入点、不同层次分配间协同性不足等问题。未来政策调整应当以加大农业就业准入门槛、提高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扩大农村非农就业机会作为初次分配的着力点;以强化农村低收入人口的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均等化的深度与广度、完善农业支持与资源保护政策等作为再分配的着力点;以丰富第三次分配的实现形式、强化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再分配间的协同配合作为第三次分配的创新着力点。

合作与创新: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基于G省J市A协会的个案研究

针对社会组织研究传统范式中过度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与环境之间“二元对立”的倾向,文章以G省J市A协会为个案,试图从合作博弈和创新理论的双重视角,通过对其转型发展过程的系统考察,阐明合作与创新对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研究发现,A协会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草根组织”成功转型为当地发展势头强劲的志愿服务机构,关键在于它主动选择了合作与创新的行动策略。通过这一典型案例发现,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合作行为在中国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使之能够被纳入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而得以有效地实现;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创新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基础、深厚的文化积淀、迫切的现实需要和强大的实践主体,加之创新内容和形式的多元性特征,使之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更大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坚持合作与创新“两条腿走路”,是社会组织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家庭增能:促进农村精神障碍者社会融入的行动研究

农村精神障碍者在社区康复中普遍面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社会排斥的双重问题。本研究基于在昆明市Y县两个自然村实施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项目,通过行动研究探索农村精神障碍者社区康复和社会融入的可行路径。研究发现,农村精神障碍者社会融入的基本服务单元是家庭,促进其社会融入的基本策略是家庭增能,包括家庭能力提升与社区情境改善两方面,一方面提升家庭在疾病管理、情绪管理、职业技能、社交技能以及身份认知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为家庭提供可及的医疗服务、社区参与和就业机会,减少社会污名;农村精神障碍者的社会融入是一个多维的阶梯式情境实践过程,家庭增能可激发家庭社区参与的主体性,扩大其社区参与空间,促进康复者行为管理、生计和社会关系的多维社会融入。

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与机制设计——基于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研究

多元机制推动共同富裕的政策设计或现实影响业已得到广泛关注,但研究者多讨论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机制和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与影响,较为忽视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群机制推动共同富裕的不同驱动逻辑、机制设计与具体作用发挥。以浙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研究对象,论文构建了“制度逻辑驱动-多元机制互补嵌合-多领域作用发挥”的理论分析框架,深度剖析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驱动逻辑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受到政府逻辑、市场逻辑、社群逻辑等不同制度逻辑驱动;(2)不同制度逻辑组合影响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收入分配、社会治理等共同富裕不同领域发挥的异质性作用;(3)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发挥通过多元机制互补嵌合加以实现。在理论层面,研究丰富了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多元机制互补嵌合促进共同富裕研究;在实践层面,研究结论为我国社会组织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重塑乡村共同体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以台湾共荣社区为借鉴

面对传统乡村共同体日渐衰败的困境,重塑乡村共同体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应有之义。台湾共荣社区将构建乡村共同体作为推行“农村再生计划”的核心,通过培根教育、社会组织建设、社区共治共管、开放合作等,着力培育共同体价值认同、紧密共同体利益联结、重构共同体内生秩序。内地乡村在参考共荣社区培育共同体实践经验的同时,更需充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激发村民的集体认同和发展共识,以农民合作社为平台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打造共治共享新模式,促进形成集精神、利益、治理于一体的新型乡村共同体,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大内生发展动力。

毕业选择行动中的建筑师职业认知探析——以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2022届毕业生为例

研究从毕业选择的社会行动介入,通过个体化的深度访谈和群体化的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获取资料,采用扎根理论和多方验证的方法,建立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建筑师职业认同框架。在此框架中,毕业生的职业认知包含三种主范畴:建筑师的职业技术特征、职业社会责任和职业社会地位。进一步的范畴挖掘和关联显示,毕业生的职业认知在主范畴的相互作用及外部张力下结构失衡,由此带来了职业认同的危机。

缘何“出圈”——风险投资机构跨社群移动行为的动机研究

在中国的关系型社会背景下,风险投资网络社群现象逐渐受到关注。随着网络社群内风险投资机构间关系的建立,跨越紧密关系网络的动机却较少涉及。本研究利用2000—2021年CVSource数据库中记录的投资事件与退出数据,分析风险投资机构跨社群移动行为的市场与资源寻求动机。研究发现,风险投资机构的网络地位对跨社群移动产生负向影响,同时,机构的跨社群移动是为了寻求新社群成员特定资源的相似性与累积性。进一步分析表明,风险投资网络社群的网络规模会增强机构跨社群移动的市场寻求动机,但网络密度会削弱机构的市场寻求动机。此外,风险投资机构的跨社群移动在中资与外资背景新社群成员的特定资源寻求上存在差别。本研究拓展了联合风险投资的相关研究,为理解与解释网络社群结构下联合投资伙伴选择的内在规律提供参考。

生活共同体: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基于贵州省台盘村“村BA”的田野调查

乡村治理是一种旨在增进农民福祉、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治理活动,不仅可以由国家通过资源供给与制度安排来驱动,也天然地发生在相对独立的乡村世界中,具有鲜明的日常生活面向。通过考察农民日常生活与乡村治理的理论关联,并分析台盘村围绕篮球运动所构造出的治理模式及取得的治理成效,发现以推动农民构建生活共同体的思路来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能够开辟出一条让村庄通往治理有效的路径。这既要树立正视农民日常生活的理念,又要以强化村级党组织的生活治理能力为支点,引导日常生活中的农民积极参与治理实践。

社会服务机构运营与管理理论方法研究——评《社会服务机构运营与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如老龄化、心理健康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个体的生活质量,也对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挑战。社会服务机构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解决社会问题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们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援助、心理健康支持、老年人关怀等,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帮助,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然而,社会服务机构的运营与管理并非易事,它们面临着资源有限、需求多样、竞争激烈等多重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确保社会服务机构能够高效、有序地运行,并持续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需要深入研究社会服务机构的运营与管理方法。由王川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服务机构运营与管理》全面而深入地剖析了社会服务机构的运营与管理,书中大量引入实际案例,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为读者提供了宝贵的洞见。全书共分为10个章节,每章都围绕社会服务机构的不同方面展开,从基本理论到实践操作,再到内外部治理机制,层层递进,内容丰富且详尽。

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国退役军人安置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进路

做好新时代的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对推进强国强军事业发展、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做好共同富裕背景下的退役军人安置工作需要从创新理念入手,聚焦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全面发展的需要,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关注退役军人多元化的发展需求、注重退役军人知识和技能水平的全面提升。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则需要以“服务为本”转变“管理至上”的思维定式,用“人才发展”破解“救济帮扶”的制度困局,用“角色在场”置换“角色悬置”的参与机制,从“政府统揽”走向“多元协同”的实践范式。

回不去的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就业质量与农民工返乡意愿

立足于乡村振兴亟需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前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的背景,利用2016—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以及各地级市数字经济相关指数构成的面板数据,探究务工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经验证据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即数字经济对农民工返乡意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就业质量在数字经济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中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并且个体年龄和城市政府治理能力在其中分别发挥了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年轻一代、务工地位于东部地区和市内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返乡意愿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为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积极引导高素质农民工返乡,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助力,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推动农民工可持续发展,构建农民工返乡分流机制;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红利,提高城乡劳动者就业质量。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

立足当代青年的成长背景和代际特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主要底色在国家层面主要表现为高度认同发展道路,自我建构“国家”想象;在社会层面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光谱分布拉长,青年亚文化日趋流行;在个体层面主要表现为社会竞争压力较大,奋斗叙事张力凸显。当代青年价值观蕴含后现代价值观、网络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三个潜在风险。为此,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价值观,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加强高质量青年理论产品供给,帮助青年养成正确的思想方法;精准把握青年思想变化,打造“政治型+组织型+思想型”青年工作队伍;聚焦青年成长的核心权益,加大力度解决影响青年发展的关键变量。

透视与解析:“海归废物”现象的心态表征、生成机理与破解之道

“海归废物”多以“海外留学归来的失业失学者”作为符号标签定义自我,反映出部分海归青年的集体困惑和现实困境,折射出该群体对就业压力的抵抗、对生活失意的无奈和对人生方向的迷茫。“海归废物”之“废”覆盖了工作和生活全域,不仅指向职场竞争的单一维度,同时还涵括了社会嵌入、文化融合等多维向度。从本质上看,将“海归”和“废物”对立拼接的表达方式,折射出部分海归青年在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之间纠结、撕扯、对抗等复杂情绪和生存样态。“海归废物”现象的生成是一定结构性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从主动调适心态、完善支持体系以及加强舆论引导等方面着手。

党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居民生活治理的运行机制——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L社区“乒乓球俱乐部”为例

日常生活是研究社区治理的重要维度,源于居民日常生活的社区社会组织作为重要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已成为趋势。研究发现:社区依靠居民自发组建的社会组织实现了群体整合与行动单元再造;采取“调动社区党委—聚合党员—吸纳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分子—联结普通居民”的纵向递进吸纳式党建实现了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通过横向联动枢纽式党建活动联动社区社会组织及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社区特殊性生活事件的处理;以特殊性生活事件带动普遍性集体行动,进而使居民参与到社区普遍性公共事务中。本研究从党建引领生活治理视角来回答社区为谁而治、谁来治理、如何治理等问题,丰富了基层党建的实践内涵,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二次匿名下的个人社交账户新形态——小红书平台“momo”群体行为探析

互联网时代,人们对于自身在社交媒体中虚拟身份的打造往往追求新颖与个性化,乐于以与众不同的头像和网名来标榜自己的独一无二。而在当下网络平台中,却出现了一批“反其道而行”的用户,他们使用平台的默认头像与用户名,并借此作为掩护,以期在互联网海洋中销声匿迹。本文以小红书平台上的“momo”群体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深入了解该群体,简述其形成过程及对社交平台的影响,并从个人应对隐私悖论的视角出发,探析这种通过二次匿名的方式进行网络虚拟身份重构行为背后所蕴含的用户为个人社交账户保护所做的努力。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野生动物保护非营利组织的挑战与发展

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探讨了非营利组织在法律支持、公众教育、野生动物健康监测以及与政府和国际组织合作方面的策略和成效。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通过创新在线教育活动、加强野生动物健康监测项目以及与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紧密合作,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对野生动物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讨论了非营利组织在全球环境变化下的角色和挑战,并提出了针对未来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策略建议。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思考

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剖析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涉及的利益主体,从相关利益主体的角度出发得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海归”群体的形象建构与历史变迁

近代以来,一批批“海归”出国求学与回国服务,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书写了“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篇章。近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海归”作为近现代科技奠基者、民主政治探索者和思想文化运动倡导者,展现出救亡先驱的形象。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海归”以归国者、拓荒者和奉献者的形象投身祖国建设,呈现出“建国先锋”的形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海归”作为科教文卫的领军者、新兴产业的开拓者、中外思想文化的交流者,表现出改革闯将的风采。新时代以来,“海归”以科技创新骨干、创业就业生力军、国际化人才的身份面貌,体现了时代新锐的特质。百余年“海归”形象的建构与更迭,折射了我国对外认知的变化、国际地位的跃升以及人才观念的转换等历史演进,全面展现了“海归”群体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贡献与价值。

社会发展视域下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变迁——以对非营利领域的考察为中心

既往国内非营利研究主要以社会组织反映社会,开展“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并取得了诸多进展,但这一思路愈加面临对现实的阐释困境。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及民间驱动力的持续下,社会形态呈现了从简单到立体再到广泛参与的三种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公益领域以其公共利益目标吸引了最广泛的社会主体参与,生长出多元社会主体的丰富实践与广泛关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规模庞大的先锋力量。互联网公益的兴起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以社会组织反映社会的既往研究思路,已经难以阐释主体更加多元、构型更加立体、联系更加普遍的当下社会状况。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向“以社会公益反映社会”的思路转变,对于准确、深入阐释当下“国家—社会”关系状况具有必要性。研究思路的转变并不是对既往思路的否定,而是对既往思路的时代调适和有力发展。

从趣缘集结到群体认同:智媒时代下身体在场与社交化学习——以线上自习室为例

智媒时代,社交媒体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人际交流,在技术的嵌入下,身体的主体实现回归,与技术互嵌,传播范式由“表征”转向“实践”,“学习+社交”的新型学习模式也因此成为一种热潮。通过线上自习室的“身体在场”这一行为,学习的过程被量化与记录,进而通过用户展演与微信群聊等集结行为赋予更多的社交属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相同兴趣爱好与价值观为主的趣缘群体。学习的自主性在技术、身体、空间三者的关系演变中被最大程度地规训与节点化,并通过后续的社交行为形成群体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