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学术思想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路径--从乡土中国到转型中国的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探索

费孝通的学术生涯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交相辉映。无论是“差序格局”“志在富民”“文化自觉”这些经典概念,抑或是学术生涯晚期对“心态”的关注,费孝通始终基于本乡本土的立场来思考中国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应当如何实现现代化。同时,他也特别关心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人历史传统和家庭人伦的冲击。梳理费孝通不同学术阶段中内隐的中国式现代化追求,从他思考的层次、方向和力度中汲取营养,可以为当下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相关讨论提供新的启发。

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基本路径——地方性知识的采集与利用

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是以地方性知识的挖掘分析为主要任务。在文化研究发展过程中,研究者逐渐创建了一套采集与利用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方法体系。这套理论方法能帮助研究者立足经验主义的治学原理,通过对特定人群社会生活实践的近距离参与,采集包含地方性知识的田野信息,再从田野信息到文本资料的加工转化过程中完成对地方性知识及其功用和意义的客观科学解释。这种地方性知识的采集与利用能帮助研究者有效进行文化研究所需要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分析,从而形成有助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创新成果。

新文科建设与知识生产能力提升——以人类学/民族学为中心的讨论

学科分化与细化提升了知识生产的专业化和效率,但也出现学科边界固化和僵化、师生的视野窄化和知识结构碎片化、学术资源的高效配置受限和知识生产的创新性突破不够等问题。新文科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信度、效度,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主要有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和经验研究三种模式。作为以经验研究为基本知识生产模式的学科,人类学新文科建设必须围绕提升信息收集能力、文化理解能力、理论概化能力进行设计。当务之急是在社会科学中推广“从实求知”的知识生产模式和推动以知识建构为导向的教学模式。

交汇、挑战与应对:大数据技术对人类学民族志的影响

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广泛、更丰富的数据资源,其规模性、实时性、多样性和高度可追溯性也为人类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本文探讨了大数据对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影响,即大数据技术与民族志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均有交汇,使民族志兼具定性与定量的双重特质,大数据技术促进了增强型民族志、网络民族志和线下民族志的发展与创新,拓宽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运用的空间。大数据也给传统民族志方法带来挑战,使传统民族志面临技术依赖和数据过载的困扰,过度依赖大数据容易导致对数据背后的人文因素的忽视,大数据“关键问题”策略挑战民族志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且大数据难以将人类经验与主观感受完全转换成数据。此外,民族志对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还面临伦理和隐私保护的问题,如何避免被研究者信息泄露并保护其知情权也是民族志方法中的重点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在民族志中需要关注“厚数据”和“小数据”,注重对数据背后的社会和象征意义的深度解释,并严肃对待伦理问题。

芝加哥结构人类学的夏尔巴研究:一个学术史的梳理

1960年代之后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家在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基础上,发展出象征—结构人类学和历史—结构人类学等,其中的一脉研究喜马拉雅南坡的夏尔巴人,主要是担纲者鲍罗帛和敖谢丽等人,分别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格尔茨的文化解释理论及萨林斯的历史结构理论出发对夏尔巴社会进行象征—结构分析,提出夏尔巴理想社会—文化范型和对该范型的中时段历史—结构转型的解释。

人与大模型的共在与双重对齐:一种未来发生学的方法

大模型是一种未来历史。未来历史的关键在于其在某种程度上逆转了时间箭头。在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的概念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提出“效果未来”的概念。效果未来的展开需要依赖一种新的方法论,即未来发生学。传统发生学的基本逻辑是用现在的知识还原历史。未来发生学的关键则是用现在的知识构造未来和推断未来。在未来发生学的展开过程中,猜想至关重要。当然,这种猜想不能成为天马行空的无约束想象,而应该是一种有约束想象。人与大模型的互动过程存在三重境界:工具、游戏和生存。这三重境界的关键是人与大模型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形式同样可以被分为三种:外在、内在与共在。有待的共在体现在人们对大模型的高度依赖,而真正的共在则要走向一种无待的共在,或者说是一种非依赖性的共在。人类与大模型的共在不仅要体现为大模型对人类的对齐,同时也要体现出人类向大模型的对齐。双重对齐还意味着人类需要与大模型形成伽达默尔所强调的视域融合。

“海洋中国”的人类学议题

伴随海洋自觉意识的显现和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正处在逐渐超越“乡土中国”,走向“海洋中国”的新发展阶段。面对这一重大社会转型,人类学作为一门以比较性视角和整体性视角见长的学科,理应积极参与海洋中国的研究,履行人类学的公共责任与社会价值。从莫斯的“总体性”概念出发,海洋可以被看作一个“总体性社会事实”,围绕价值、知识、平等、政治和治理等五个议题对其展开人类学分析,其中任一人类学议题都是自然与文化交织和转化的结果。通过人类学的视角,由海洋串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联也将更加清晰。发现和认识这些文化性与关联性,对于构建人类-海洋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性知识如何参与乡村媒介行动:“土味”短视频传播的人类学考察

人类学有关地方性知识的论说,以“情境”“特定”“专属”等特征与前现代/传统社会的特定时空、地方和人群相联系。在传媒技术、话语生态快速迭代的当前社会语境下,众多“土味”短视频凭借低门槛、高弥散的媒介技术属性全面介入日常生活,也在中国城乡关系的重构过程中拓展了地方性知识嵌入媒介社会行动的新讨论空间。本研究凸显媒介空间地方性知识的实践面向,基于一个西北乡村媒介生活图景的民族志深描,从符号人类学视域出发考察乡村日常生活的符号化与媒介化的具身实践,观照“刷”短视频这一微观身体操演中隐含的知识平权、信息扁平和基层主体身份意识的建构和表达,从而在媒介符号“可见性”“可供性”与“可刷性”的复杂关联中看到,地方性知识不仅作为一种知识要素嵌入了“土味”乡村的媒介符号图景,也作为重要的行动路径折射出乡村民众从“地方”这一特定历史位置参与当下媒介世界的复杂经验和主体意义。

乡村振兴“家”之四重奏

中华文明总体上属于农耕文明,农耕文明造就了乡土社会,乡土社会建构了社稷国家,这也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园遗产。家园遗产包含着四种“家”的层次结构,即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家庭,以宗族为纽带的扩大家族,以自然生态为背景的村落家园,以及以民族为主导性认同的国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复合性“家”的共同体。中国当下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在保护、继承的基础上,演奏好“家”的四部和声,是关乎到乡村振兴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论旅行人类学

本文旨在消除学界对旅行的消费主义误读,从人类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旅行的本体意义。作为一种地理的空间位移行为,旅行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从远古时代非洲智人的群体迁徙一直延续到当代的跨国流动。人类学意义上的旅行,不仅涵盖族群迁徙、地理探险、军事远征、商贾贸易、外事交往等各种空间位移行为,而且指涉人类在从事这些行为时的各种思想交锋和碰撞,由此体现出人类的现代性进程。因此,古典人类学认为,人类的核心进程就是旅行,对旅行的忘却就是人类自身的失忆。

俄罗斯民族学对中国民族学的影响

民族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其研究立足于社会、服务于社会,同时也被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形塑,从而孕育出不同的民族学学术传统。中俄两国同是多民族国家,又曾有过密切的历史关联,故而两国在民族学领域的交往互鉴是十分重要的。学者以往对俄罗斯民族学与中国民族学相关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苏联时期,重点讨论苏维埃民族学对中国民族学的形塑和影响。本文以时间为纵轴,从俄国民族学的产生到苏联时期民族学全面“渗透”及对中国民族学学科建设、学科理论的影响,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民族学的“危机”、对华影响的衰弱等方面,探讨了俄罗斯民族学影响中国民族学发展进程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因素,探讨中国如何在借鉴中发展出中国化民族学道路等议题,力求从中俄两国民族学的发展脉络中探索学科的交织互鉴之处,实现更为深入的学术交流与理论互鉴,发挥承前启后的学术价值。

明清西南多民族文人旅游活动探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历史面相

明清时期,云贵川地区涌现出很多的少数民族文人,成为西南文坛的主力军。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人与杨慎、徐霞客等汉族名士以及本土的汉族文化领袖刘大绅、张鹏翮等组成了一个个多民族文人旅游群体。得益于西南地区人文景观、自然风光、生态环境的旅游资源优势,众多文人在西南地区共同开展研修游、寺庙游、节庆游等丰富多彩的旅游活动。这些活动具有鲜明的交融性特征,从路线上看,主要集中在云贵川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及交通要道,呈现出线、面交织的特点;从心理上看,既有山水审美的心理诉求,也有文化考释的实证精神,还有哲理感悟的内心体验,展现出多元的心态;从收获上看,既有解郁散心、寻师交友,还有研学考察,文人们各有所得。在交融性的旅游活动中,促进了西南边疆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由此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格局,逐渐升华演变为共有的国家情感和大局观念,形成了自觉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先秦文学交融活动与“中华统绪”的早期形态

近年来,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方兴未艾。在文学交融领域,针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较多,针对文学交融“何以中华”的观念与路径梳理尚不充分。自孟子提出“创业垂统”,历代多以“垂统”或“统绪”来称述具有示范性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正是在此脉络下形成的政治文化表述。不同于现代文学观,先秦文学具有近于人文或文明的历史语境,以“中华统绪”作为理论话语追溯早期文学交融发生的历史语境,可从关联性维度关照中华文明中人文、地理、政治、风俗等混一的特性,从“天下-四方”的空间秩序生成辨析“夷夏”与“中国”的文化政治秩序,从而厘清先秦文学交融演进的路径、方向与秩序。

人类学整体论视域下传统村落活态保护研究--以重庆市江津区石龙门村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和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活态保护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对重庆市江津区石龙门村研究发现,传统村落保护应该坚持活态保护的基调,树立村民主体性地位,传承村落文化内容,夯实村落经济基础,构建“村民—文化—经济”的传统村落活化体系,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双向良性互动。

人类学研究的传承与扩展——纪念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培养四十年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是中国人类学的一面旗帜,自1981年人类学学科恢复重建以来,构建了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国内最早的人类学博士、硕士和学士三级学位授予单位。截至今日,已培养了近两百名博士。通过博士学位论文这一视角回顾、透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乃至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颇具意义,亦可为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思考的进路。

人类学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从原型描述到转型剖析

在新一轮全球知识生产的涌动中,中国人类学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节点上,既面临着传统研究取向的挑战,也拥有着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建设自身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历史性机遇。在社会整体转型与文化变迁的今日,早期人类学基于前现代简单社会与本质主义的“原型”研究范式已难以解释当前现代性、复杂性与网链性交叉其中的复杂社会与组织。中国人类学需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方面做出学科的内部变革,从追溯原型、探究简单社会到理解转型、剖析复杂社会,进而建立起对现代社会、复杂社会与复杂组织的新研究方向。

文学人类学的问题、路径与前沿

文学人类学是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创建的新兴前沿学科。在中外交汇背景及多元经验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推进学科话语的本土化和全球化。论文从学术研究的中国实践出发进行跨界对话,通过与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交叉对比,阐释彼此面对的共同问题,强调以现实和对象为基础,作为研究方式、研究类别的文学人类学,已成为迈向科玄并置的知识生产和理论范型。

从师感悟

月前师兄们相约写一段纪念黄淑娉老师的文字,方才惊觉恩师驾鹤西去已近一年。回想之前我竟从未写过有关文字,因为在思觉感受当中,老师从未远去。黄淑娉老师代表我心中的理想人格和理想人生。自入老师门下我便自觉不自觉地效仿老师的生存之道、治学之道。虽以成效来看不及老师之万一,但内心和老师的恒久连带却由此而生成。于是今日我能够用几点从师感悟来讲述心中的黄老师。我于1999年拜入师门。那时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在经历理论和方法的全面更新,从之前的前苏联东欧教科书的知识理论体系转向后现代欧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理论体系。已经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面对学术转向的重大挑战,或者经历艰难的转型,我也是其中一员。入学第一年黄老师给我们讲授“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专业课程,以她出版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1998)为基本教材。我看到其中有象征人类学和解释人类学派的讲述时感到相当惊讶。

缅怀黄淑娉老师

黄先生执教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山大学70余年,除了中途短暂借调香港地区工作外,从未间断为国家培养人才。她走遍了大江南北,调查了20多个民族,1993年被国务院学科组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在人类学领域罕有其匹。她执著于事业,精于业务,尤其是她诲人不倦,提携后学的态度受到业内外人士一致推崇,蔡家麒称她为“同新中国民族学一起成长的知名学者”。我从1994年至1998年跟先生学习,以后常有承教机会,出外期间也有信件来往,自从接替她开设的课程,我常登门拜访,在将近30年聆教的过程中,我得到的教益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印象中,黄先生对于自己在校内外担任的职务始终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把能做好的事情尽量做好。据说她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时是如此,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时也是如此.

忆师点滴

黄老师与我各住一城,多年未见。她虽离世,但对日常生活中的我来说,仿佛她依旧安居京广线的另一端,高铁半天即达。黄老师众多学生中,我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央民族学院读硕士三年、在中山大学读博士(后半段),都由她指导。初见黄老师是在1982年秋,那一年,她五十二岁。1987年底,黄老师调来中大,时值梁钊韬先生谢世;此后,她就“无名有实”地担当责任,悉心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写作(当时她尚无“博导”头衔)。1989年上半年,年近六旬的黄老师还亲赴北京参加论文答辩。如今的我亦已七十又五,当年情景,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