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传播研究的历时演进、热点议题与智能转向

在对228篇学术论文进行主题聚类和时区共现分析的基础上发现:情绪传播研究相关论文的发文量呈上升趋势,但总量占比较小;热点议题集中在传播机制、传播特点、传播效果等方面,同时与突发性事件、社交媒体、舆情治理和媒介技术的相关研究呈现深度互嵌态势;Python-SentiStrength、聚类分析、模型运算成为情绪传播研究方法“主力军”,加速了情绪传播研究的智能转向;情绪传播理论拓展呈现缓慢且保守特征,缺少跨学科对话。未来,情绪传播研究应注重研究维度拓展、研究视角立体化及研究范式的动态转向。

从心理需要视角看社会心态治理

心理需要影响社会行为,是国家治理实践和社会心态治理必须尊重的客观存在。民众的心理需要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均体现为从解决心理问题到体验美好生活的连续体,一端为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另一端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心理需要满足。社会心理服务是满足人民群众心理需要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心态治理的重要抓手,但当前社会心理服务的研究和实践主要侧重于心理健康问题发生后个体层面的应对,无法满足心理需要连续体的客观需要。我国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应当充分尊重多层次、有指向、可把握、应遵循的心理需要,重视并抓好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科学传播、重视专业培训、了解利益诉求和支持系统研究五项关键任务。

动态环境下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高阶理论和拓展-构建理论,通过对408份长三角地区民营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构建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对企业韧性影响的概念模型,探讨动态环境下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对企业韧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能够促进其心理韧性的培育,进而有效增强民营企业韧性;民营企业家心理韧性在民营企业家社会心态与企业韧性的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环境动态性正向调节民营企业家心理韧性与企业韧性的关系。

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未随着经济同步提高,这对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挑战。首先,基于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实体经济以及二者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呈倒U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其次,通过分位数回归、门槛效应回归做进一步探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感越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高其幸福感的作用越明显,与此同时,门槛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不同年龄组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再次,使用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认知作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中介变量进行机制探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通过提高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认知来提升居民幸福感。最后,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不同类别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对男性群体和低教育水平群体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要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增进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情感治理:社会工作发挥效能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

近年来,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了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价值,然而,关于社会工作发挥情感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和优化路径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本文认为,社会工作通过积极的情感实践,激发个人情感、促进人际情感和凝聚群体情感,从而在国家治理中凸显出了治理效能。在新时代,要把坚持党建引领作为重要方向,提升社会工作者专业水平,并增强服务国家意识,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从而切实回应社会需求,为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做出贡献。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情绪极化研究

后真相时代,社交媒体舆论场呈现出“弱事实—强情绪”的特点,渐成“情绪互联网”。情绪极化主要具有四大特征:“强情绪—弱事实”的非理性认知方式、负面情绪的放大器、视觉符号的迷因传播盛行、以“情绪领袖”为核心的圈层化网络传播。情绪极化的生成机理可以主要从心理层面、技术层面、社交媒体平台层面三个角度来解释。情绪极化导致舆论场的对立和撕裂,需要从情绪治理和圈层化治理两方面来遏制情绪极化的负面影响,建构理性和包容的橄榄型舆论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从社会心态说开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心理建构和行为模铸,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各族干部群众广泛认同和长期保持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合理借鉴社会心态理论,探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可以从五个方面“深耕细作”:以自我归类促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在“五个认同”中助力汇聚效应的发生与拓展;以“四个与共”为重点涵养良好的社会行为意向;在“四个正确把握”中激发互动模仿;建立网络预警机制为正向共享现实性生成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这五条路径内外兼修、知行统一、虚实融合,共同构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系统。

个人养老金参保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信任的视角

在人口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个人养老金是应对我国社会养老压力的重要制度创新。然而现阶段个人养老金的参保率极低,严重制约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施成效。研究运用因子分析法构造信任变量,实证分析信任及其不同维度对居民个人养老金参保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能显著促进居民购买个人养老金,信任有助于推动居民获得个人养老金相关信息,降低个人养老金交易成本,提升居民对个人养老金的感知价值。细分信任不同维度的分析发现,一般信任、制度信任对居民个人养老金参保行为均有促进作用,而特殊信任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信任影响居民购买个人养老金的作用机制包括信息获取、交易成本和感知价值,其中,感知价值是关键作用机制。此外,婚姻、收入、家中有无残疾人、风险态度、购买理财产品都显著影响居民个人养老金的参保行为。打造线上传播渠道,提升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完善金融监管机制,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加强金融服务能力,增强居民的感知价值是激励居民参保的重要政策选择。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的推进历程与未来展望——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社会心态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是检验社会治理效果的重要指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创新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本文采用CiteSpace软件以1986—2023年间收录于中国知网(CNKI)的3036篇社会心态研究文献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研究表明:社会心态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的治理与培育、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心态、网络视域下的社会心态等,研究推进经历了萌芽阶段(1986—2005年)、起步阶段(2006—2013年)、发展阶段(2014—2016年)、繁荣阶段(2017—2019年)和爆发阶段(2020—2023年)等五个阶段。未来,应在社会心态研究的元问题、多元群体的社会心态研究、大数据背景下的社会心态研究以及社会心态治理路径等方面进一步展开研究。

智能时代的职业风险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

本文从风险视角切入,揭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背景下职业风险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作用机制,厘清了阶层认同风险逻辑与资源逻辑的区别与联系,超越了以往基于资源逻辑的“阶层认同形成理论”。研究发现,智能时代的职业风险具有显著的阶层认同下移效应,失业风险和收入风险是职业风险影响阶层认同的双重传导机制。资源逻辑对职业风险的阶层认同下移效应具有调节效应,拥有更多资产的劳动者,职业风险对阶层认同的降低作用相对较弱;相对而言,中等收入群体面临的职业风险更高,从而使其阶层认同下移程度更大。本文从风险视角解释了主观阶层认同的下偏现象,同时较好地回应了中等收入群体“低位认同”的“时代之力”,对理解数字经济下社会分层的变化趋势有启发意义。

青年群体就业中的教育失配与社会心理感知

伴随我国高等教育扩张和劳动就业竞争加剧,教育失配现象逐渐成为当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文章聚焦教育失配对主观福祉和社会心态的影响,并基于2008—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开展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教育失配对主观福祉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并且这种效应主要通过造成收入惩罚与降低工作福祉而产生。第二,教育失配对社会心态也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收入惩罚与相对剥夺感是重要中介机制。以上发现揭示出教育失配产生的广泛社会心理后果,有助于丰富学界对于教育失配负面效应的认知。

中华文明“包容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生传播意蕴

共生传播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积淀的确证自我与他者、外在与内在有机融合发展的独特传播取向。换言之,共生传播成为言说中华文明何以延续五千年的传播机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何以从自在到自觉、自为再到自信的传播原理。作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之一的“包容性”体现着“中华民族是一个”“中华民族是一家”“中华民族是一脉”观念背后的共生传播智慧,更落实在“中华民族是一体”的观念与实践交融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从而构建出以“心传天下·和合共生”为理论内核的民族共生传播学。

群际帮助的动机之维:既有模式与超越创新

在复杂的群际语境中,群际帮助是探析群际关系机制的重要视角,可为明辨群体心理过程、解释群体行为差异提供新的框架。既有研究认为,群际帮助的产生源于地位维持、形象维护、策略意图等三种不同的动机,由此导致施受双方群体的行动逻辑存在明显差异。既有的群际帮助动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群际帮助积极功能的发挥。因此,我们需要超越上述三种动机,构建更具积极情感价值主导性的理论,尤其在社会实践中更有必要以群际帮助来缓和冲突关系,通过创新群体帮助模式来推进群际关系高质量发展,发挥群际帮助的亲社会效应。

成也家,败也家——进化心理学视野中的三类汉代家庭

在儒家理论脉络中,修身齐家乃是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不过,这样的理论却未涉及一个问题:修身齐家是不是治国的充分条件或是充分必要条件?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如果这里所说的“家庭”仅仅是属地小家庭、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的话,那么,只要家庭成员的总数不至于超出邓巴数太远,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守望相助”依然能够将大家庭本身建设成一个健康的伦理共同体。而一旦家庭的规模超越了邓巴数规定的上限,那么,由于人类心智的信息处理能力从采集—狩猎时代演化而来的信息处理上限的制约,儒家大家庭就会走向分裂与解体。因此,若要在远超地域性的广袤土地上建立更复杂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不能仅仅依赖基于温情的家庭建构原则,而必须依赖于抽象人假设的新建构原则,由此在“家”与“国”之间设置缓冲器,并同时借此在社会网络迅速扩大的前提下有效减少个体心智的信息处理负担。

社会认同理论在审计研究中的应用与展望

社会认同理论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旨在解释群体间关系和群体中个体行为的研究。该理论研究领域在管理学领域中同样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聚焦于其在审计研究中的应用。该理论通常被用以分析审计师与客户之间的社会认同、审计团队认同以及审计师的职业认同对审计行为决策、审计质量的影响。本文重点对社会认同理论内涵、意义、局限、展望做出理论评述,以及分析其在审计中的应用情况,旨在了解社会认同理论在审计学中的研究现状,理解审计领域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并为企业和监管机构提供有益的指导和建议。

基于共同富裕视角的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幸福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因素,在新时代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稳步提升社会幸福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共同富裕视角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幸福的影响机理,并分析了税收征管强度与基础设施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幸福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幸福具有显著正向效应。(2)共同富裕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社会幸福水平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共同富裕增进社会幸福。(3)税收征管强度弱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幸福的促进作用,而基础设施水平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幸福的促进作用。(4)数字普惠金融对增进社会幸福水平的效果存在显著异质性,社会信任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增进社会幸福水平的效果越明显;相较于东部、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中部地区居民社会幸福水平提升效果更显著。

社会治理语境中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路径选择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不仅是心理学领域的课题,更是社会治理或公共管理的重要课题,“健康服务”与“社会治理”并举的双线建设,是健康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平安社会的重要举措。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以全体公众的健康心态为核心,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推动力,但在实践服务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政策指导性和执行联动性、服务机制前中后段措施的有效性、人群覆盖面和内容多样性、平台支持度和资源可及性、队伍专业性和社会参与度、群众认知度和自身调适力等瓶颈均有待进一步解决和提升。可从抓紧顶层设计、重构组织架构、优化机制保障、扩充覆盖人群、实现多元供给、加强阵地建设、促进资源平衡、丰富治理主体、构建协同格局、革新心理观念、提升调适能力等方面予以联动,以促进社会各方共同为社会心理服务的善治贡献力量。

新闻报道中“南水北调精神”建构的实证分析

基于话语分析理论,对2000—2023年间的472篇关于南水北调的新闻报道,以及2009年以来的42篇相关学术论文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新闻报道是南水北调工程实践和精神观念之间的桥梁中介,建构出了15种南水北调精神的基本内涵,各内涵之间存在复杂的内在联系和亲缘关系;新闻报道着重强调了南水北调精神的三个特色,即生态优先的价值追求、统筹协调的行动原则和牺牲奉献的爱国情怀。进一步地比较分析发现,新闻界与学术界对南水北调精神基本内涵的偏好与侧重并不一致。新闻界强调“生态优先”和“统筹协调”的观念;学术界则强调“牺牲奉献”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新闻界与学术界有必要统一共识,在弘扬传播南水北调精神上形成协同效应。

社会融合视角下大龄孤独症人士托养服务:现状呈现、类型比较与模式构建

大龄孤独症人士作为我国残疾人中较为独特的部分,大部分患者在达到就业年龄段后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局面。对大龄孤独症人士而言,托养服务是其最为迫切的需求之一。研究发现,大龄孤独症人士托养服务现状不容乐观,托养不仅缺少政策支持,托养机构在服务方式、服务成本和资源利用等方面也存在问题。文章以社会融合理论为基础,总结我国现有大龄孤独症人士托养服务类型即家庭养护、寄宿制托养、社区化服务以及特殊需要信托,通过类型比较发现其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作者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实际提出构建“机构主导+社区参与”的多主体社区化托养服务的可行模式,建立健全“政府—机构—社区”的“三位一体”协同发展机制,以期推动托养模式的可持续化发展,促进大龄孤独症人士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生活当中,解决大龄孤独症人士托养难题。

长期护理保险对失能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我国老龄化伴随着失能化和空巢化的特点,社会养老需求也随之扩大,文章基于2011年、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库中三期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PSM)—双重差分模型(DID)方法分析长期护理保险对失能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护理保险显著增加了失能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在稳健性检验下结果依然显著;长期护理保险对女性和城镇失能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正向影响显著。研究结论对推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完善和提高失能老人生活质量等具有一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