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兄弟姐妹如何影响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和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对兄弟姐妹数量与青少年成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探讨,并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为识别兄弟姐妹对青少年认知能力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提供了微观证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拥有1个兄弟姐妹对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效应随年龄增长而加强,并且在成年后依旧保持稳定;拥有兄弟姐妹可能对青少年的数学类认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较低学段样本中,并随年龄增长逐渐消失。本研究为父母制定生育决策时更有效地开展成本收益分析提供了支持,也为缓解养育焦虑、完善生育政策以及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推动乡村新职业发展的要点与趋势

当前,乡村新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乡村新职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一方面,乡村新业态的发展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餐饮服务领域,且持续运营较为困难,消费拉动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新职业人才在不同地区的薪资水平和工作待遇存在显著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新职业的均衡发展。由此,乡村新职业的发展应充分考虑年轻人的需求,注重工作环境和生活便利程度的提升;聚焦发展乡村新产业,依托新业态的发展为新职业的培育提供产业基础和发展空间;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制定符合区域特点和新职业特点的扶持政策。

服务感知能力嵌入:平台化公共服务的价值共创机理与路径优化

数字技术对公共服务体系的重塑及其赋能机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共服务研究的重要主题。随着基层治理平台化向纵深发展,非中心化的服务生态系统成为数字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场景和基本单元,基于社区场景的平台具有跨边界生态系统的动态演化性、情景依赖和边界拓展等特征。随着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围绕价值创造、分配等进行协作创新而涌现出的新的复杂适应系统将外部压力和诉求等内化为服务供给能力。总体而言,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演化、平台治理结构与公共服务能力之间具有协同进化的特点。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平台生态系统、平台治理和数字公共服务能力之间是协同演化的,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改变与完善都对应着另外两个方面的动态调整与优化。

资源支持、组织能力与价值创造: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可持续生产的驱动路径

社区互助养老服务何以可持续生产,基于“环境-组织-价值”分析框架,以我国37个社区互助养老典型案例为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究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可持续生产的组态驱动路径。研究表明:;(1)外部支持、社区资源、主体协同、制度化水平、技术赋能与价值创造通过组态效应影响社区互助养老服务的可持续生产;(2)外部支持与社区资源、制度化水平与技术赋能具有潜在替代性,社区资源和价值创造是组态形成的关键因素;(3)党政统合型、社区自组织型、技术嵌入型和协同驱动型是驱动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可持续生产的4种优化路径。实现社区互助养老服务高水平的可持续生产应坚持系统联动思维,释放多元组态的复合驱动效应,重视社区资源和价值创造的关键作用,选择适宜不同地区发展基础的互助养老模式。

政府数字技术注意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研究利用2017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对地方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数字技术的关键词进行度量,构建政府数字技术注意力指标,考察了政府数字技术注意力与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数字技术注意力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就业质量分位点上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分组检验结果显示,政府数字技术注意力在农民工群体内部引致的就业质量提升具有技能偏向性特征。政府数字技术注意力通过促进农民工使用数字技术来提高就业质量,且数字技术感知在这一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为实现数字赋能高质量就业目标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短视频过度使用及注意力不集中与初中生拒学行为的关系

目的:探讨初中生短视频过度使用、注意力不集中与拒学行为的显要表现及内在关联。方法:选取1 106名在校初中生进行调查,采用短视频APP过度使用量表、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评定量表的注意力不集中维度、拒绝上学行为问卷评估短视频过度使用程度、注意力不集中、拒学行为。采用R语言网络分析工具包评估单个网络的核心节点和共存网络的桥梁节点,比较不同性别和年级的网络结构差异。结果:短视频过度使用、注意力不集中、拒学行为网络的核心节点分别为“使用短视频会增强与他人的联系”(预期影响值=1.03)、“容易分心”(预期影响值=1.99)、“学校疏离”(预期影响值=0.83)。共存网络的桥梁节点为“违抗行为”(桥预期影响值=0.69)、“难以从事持续性的脑力活动”(桥预期影响值=0.47)。网络结构差异分析发现,初一、初二、初三学生共存网络的核心节点分别为“因使用短视频而停止做其他事”“违抗行为”“学习能力”。结论:初中生短视频过度使用、注意力不集中、拒学行为的显要表现分别为使用短视频会增强与他人的联系、容易分心、学校疏离;三者共存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违抗行为、难以从事持续性的脑力活动。

中国特色农村养老服务的时代内涵、特征及其发展进路

面对当前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农村“未富先老”的现实挑战和乡村振兴全面推进提供的历史机遇,建设中国特色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是契合农村人口老龄化现实基础、创新养老服务体系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等时代需要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农村养老服务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家庭、基层自治组织等多元主体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的多层次的、内容丰富的连续性养老服务体系,其目的是促进老年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体系在历史演进与时代发展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和积极老龄观的核心理念,传承中国的“家文化”、乡土社会的“互助文化”和基层乡村的“简约治理”传统。未来要进一步从促进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发挥农村老年人的主体作用、锻造总揽全局协同高效的行动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农村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完善和丰富农村养老服务网络内容、夯实农村养老服务体系要素基础等方面推进中国特色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距”“和”不可得兼?——距离视角下农村老年家庭代际关系及其机制

农村劳动力外流等因素带来的家庭结构转变促使代际关系变得复杂。距离使得代际间保持着基本的界限与互动。利用2015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田野调查数据,从代际物理距离、心理距离及社会距离视角,运用K-modes聚类分析和多层线性模型,探究农村老年家庭代际关系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分为七类,其中“亲密有间型”占比突出,其余为“亲近依赖型”“适距矛盾型”和“邻近照料型”等;“矛盾型与和谐互动型”家庭主要存在于同县域,父母获得经济支持比重高;“紧密型家庭”邻近而居,均存在些许冲突。机制分析发现,与同住相比,物理距离为同县域和县域外均能显著提高农村家庭亲密感,降低冲突感和代际矛盾;在父母层面上,见面频次遮掩了物理距离对代际亲密感的提升作用及对代际矛盾的削弱作用;在子女层面上,物理距离则通过限制两代见面频次降低亲密感;父代经济获得均发挥显著的中介或遮掩效应。研究体现了代际距离与互动在维系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农村地区受物理距离限制,拉近社会距离对降低家庭代际冲突、舒缓老年人矛盾心理、保障老年人健康福祉具有积极作用,揭示了在经济资源匮乏的农村地区,子代的经济支持对保障老年父母的养老安全性和降低代际矛盾尤为重要。研究在乡村振兴与老龄化背景下,对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农村“空心化”“空巢化”和促进农村家庭代际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与延迟退休影响的评估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而适时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是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讨论中国居民退休经济准备充分程度,定义居民耗尽所有资产的年龄为破产年龄,居民在死亡前耗尽全部资产的概率为破产概率,构建了一个能刻画中国居民破产年龄与破产概率的精算模型,对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情况进行评估,并探讨投资收益率及房产的敏感性。最后在模型中引入延迟退休政策,以说明特定的社会个体的退休经济准备如何受到延迟退休影响,并分析了延迟退休影响的异质性。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从新的视角定量研究退休经济准备,研究发现约1/3的个体退休经济准备充分,男性退休经济准备情况好于女性,并且进一步发现延迟退休年数较少时对男性积极效果更大,年数超过七年后对女性积极效果大。整体而言,补充了退休经济准备的相关研究,也为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提供参考。

年龄结构、人口出生率与居民消费

研究基于我国1998—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年龄结构、人口出生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三变量交互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人口出生率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老年抚养比有显著的抑制作用;(2)人口出生率对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它会通过改变居民消费结构、弱化收入对消费的正向效应和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这三个渠道起到调节作用;(3)人口出生率对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的调节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和政策异质性。研究可为我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缓解人口老龄化,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乡村振兴战略下达州市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村人口不仅是主要参与者,更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深入推进的重要保障者。然而,随着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外流,农村地区已整体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无疑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之下,应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这一现实,对此,研究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挖掘“银发经济”巨大潜能、吸引人才回流、返乡就业创业政策支持、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等解决对策,以期助力推动达州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脱贫地区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理论探析与发展关注点

农村留守困境以及某些脱贫地区道德文化失调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仍然是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重大风险因素,受到社会各方重点关注。现阶段,脱贫地区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理论构建层面,促进积极发展理论未能与时俱进,缺失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积极发展理论探讨;实践应用层面,忽视了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脱贫地区道德文化失调带来的各种社会风险挑战,社会适应促进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不能有效结合。促进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关注点需要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构建留守儿童健康发展理论体系与实现机制;第二,从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多个维度优化脱贫地区乡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外部资源;第三,注重个体心理韧性、意向性自我调节及行为的培养,优化积极发展的个体资源,开发留守儿童自身优势和潜能,减少心理问题和问题行为。

儿童地理学视域下留守和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路径探析

本文基于儿童与空间关系的视角,从留守与流动儿童的具身情境出发,探讨留守和流动儿童在空间认知、空间体验及空间实践方面的现实特征,发现留守和流动儿童存在空间认知与空间想象相对受限、空间体验与空间主体性相对缺失及空间情感联结与情感空间相对剥夺三方面困境。对此,在空间认知方面,应当建构主体空间,深化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空间认知;在空间体验方面,应当丰富日常生活空间,增强留守和流动儿童的空间体验;在空间实践方面,应当健全政策空间,拉近留守和流动儿童的情感联结。

信任的力量:普遍信任、制度信任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

志愿服务作为公民参与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对其参与机制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是解决当前参与度提升难题的关键。针对现有研究中社会信任对志愿服务影响的不一致结论,通过利用CSS数据进一步检验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的作用,我们发现中国公众参与志愿服务受到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共同作用。对于正式志愿服务而言,个体普遍信任度的提升会显著增强其参与意愿,而社区层面的普遍信任规范则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个体和社区层面的制度信任都能促进正式志愿服务,而且其影响大于普遍信任。但是在非正式志愿服务领域中,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均未表现出显著影响。此外,在两种类型的志愿服务中,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均仅具有独立的影响,并无显著的交互效应。这意味着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致力于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促进社区成员间的交流与互动、深化居民之间的协作与信任,形成有利于志愿服务发展的社会氛围,从而进一步提高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意愿。

中国青年研究热点议题与学术启示(2024)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青年发展有了更加多元的面貌,青年研究也日趋丰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为青年研究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也为青年研究如何顺应新形势和新要求设定了更高标准。文章尝试以具有启发意义的热点议题为切入视角,勾勒2024年国内学界关于青年研究的知识版图。通过研读筛选中文主流期刊的研究论文,将当下青年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概括为八个主题:青年研究的基础理论、青年就业、青年婚恋与家庭、青年流动与社会融入、青年教育、青年媒介使用、青年社会心态与观念、青年工作与政策。在此基础上,从强化核心概念的使用规范、保持鲜明的经验取向、拓展经典范式的问题域等方面提出建议,希望对青年研究的深入推进有所裨益。

不稳定工作、父母经济依赖与性别观念的代际传递

依托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代际匹配与夫妻匹配数据,基于性别地位实践视角,可考察性别观念在代际间的传递与变迁。父母以教育、职业、收入为核心表征的绝对地位和由此型构的父母相对地位,以及父母的性别角色观念,共同塑造了子代的性别角色观念。在性别观念代际传递上,父母双方的性别观念对子代性别观念存在显著影响,其中父亲的影响程度高于母亲。父母性别观念的传递在不同性别的子代间存在差异,儿子要比女儿更倾向于继承传统的性别观念。工作稳定性状况所代表的父母绝对地位,显著影响了子代性别观念。父母相对地位上存在的经济依赖关系,对女儿持有现代性别观念具有显著性影响。子女的性别观念正是在以父母为核心组建的家庭场域中,通过社会化和文化传承,经由父母的教养实践和性别角色期待所形塑。

单身生育与多元形态家庭生活:育龄青年新生育现象

成长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一代青年已进入生育年龄,他们具有高度个体主体意识,生育观念迥然于父辈,同时积极地在社交平台上展现前卫的生育观念,大龄女性青年单身生育就是其中之一。以社交媒体平台上单身生育博主的数字化内容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单身生育母亲对这一新生育行为的认知、动机和困惑发现,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展演“无偶式育儿”的单身生育博主经济实力较强,对于自我生活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在享受单身生育幸福感的同时,她们也存在着对于父职缺席的文化困惑与情感需求。这种由女性主导生育的“新返祖行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松动,中国的家庭生活将出现多元化的新趋势。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时间社会学视角下不婚意愿青年与“婚姻错配”格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推进,青年婚恋以及生育决策从传统的“单一脚本”向“多维脚本”转变。在此背景下,探问不婚意愿青年的婚恋观、不婚缘由以及决策动因过程成为理解中国婚姻与家庭结构变革的重要视角。基于时间社会学理论,不婚意愿青年形成的过程印证了不婚意愿青年正在反思与反抗“恋爱-结婚-生育”的传统社会时钟规训,延迟或规避个人生命历程里婚姻这一重要事件成为青年主体性实践新现象。青年采取“主体性表达”“重塑适婚时间”“情感补偿”等多种行动策略重建个人时钟。同时,工作时间挤压、“内卷化”就业文化共因导致了青年群体不婚意愿。

增权理论视角下城市流动摊贩的社会融入研究

流动摊贩作为城市非正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面临社会融入等多重挑战,这一现象亟须深入探讨。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结构、法律政策和城市治理等宏观层面,对流动摊贩实际增权路径的关注不多。因此,可以从增权理论视角出发,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流动摊贩融入城市生活。非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调研发现,流动摊贩在经济发展、人际交往和适应社会环境方面存在社会融入障碍。社会工作者通过对个体和群体的增权,提升摊贩的自我效能感和经营能力,并通过政策倡导改善其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从而为流动摊贩更好地融入社会提供支持。

习近平关于妇女发展重要论述的三维意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妇女发展,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妇女发展的价值、目标、实践路径等主要问题。从价值维度看,习近平强调重视妇女发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充分发挥妇女“两个独特作用”的前提条件。从目标维度看,习近平勉励广大妇女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信心,自觉肩负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建设重任,通过艰苦奋斗实现人生价值。从实践维度看,习近平强调从健全体制机制、强化组织保障、优化社会环境、巩固思想基础四个方面着手做好妇女工作,为新时代妇女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