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社会转型下的青年教育适应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职业结构,并引发了学术界对生产力发展模式的反思。在人工智能时代准确把握由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新规律,并及时抢占发展先机至关重要。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提升生产效率,使得劳动力从传统的劳动形态向更具创新内涵和附加值的新形态转换,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增长。这一转型正在引致现实中的教育体系人才供给与新兴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之间产生着日益扩大的差距。基于高等教育领域专业替代率的初步经验数据,文章认为,现行教育体系亟需实施系统且具有前瞻性的改革与优化措施,即学科建设应从专业主义走向互融共生;以人机合作的自主创新学习方式提升创新能力;教育实践应以传授型教育转向启发型教育。

突发事件网络舆情中的青年网民情绪演化机理研究——基于SEIR模型的数据仿真实验

在数字化时代,突发事件与网络舆论的相互作用易引发青年网民情绪的激化,这种情绪以裂变式的速度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进而可能诱发一系列情绪化的行为和态度。这一现象有可能演变成网络舆论的风暴或危机,为网络舆情的治理带来风险和挑战。以SEIR模型为基础,运用Netlogo多主体建模软件,对突发事件背景下网络舆情中青年网民情绪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数据仿真实验,并对比分析了青年网民、媒体以及政府行为等不同因素的影响。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SEIR模型应用于情绪演化分析,为数字化时代有效治理网络舆情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研究方法。仿真实验的结果显示,青年网民的理性感知、媒体的积极引导以及政府的及时干预,都有助于快速有效地处理和应对网络舆情中的情绪传播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情感教育变革

人工智能时代呈现出人机竞争与人机互动的新样态,情感地位跃迁,成为最重要的人类“自留地”。情感不止作为一种素质,更是一项重要技能。当代青年存在“AI情感疏离”“AI情感欺骗”“AI情感应激”等困境,情感技能有待提升。根源在于,当代青年存在情感教育短板,即传统教育的唯理性化以及现有情感教育的浅层化。应推动青年教育情感转向,遵循三大理念,即关注交往能力、强调创造能力、提高适应能力。在此基础之上,着力推动青年情感教育的重构,具体对策为:优化情感教育新体系,发挥学校引领作用;坚持人工智能有限使用,规避潜在技术风险;注重生命体验式教育,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情感教育共同体,契合青年鲜明特征。

以“智能向善”推进算法推荐的乱象治理

算法是互联网时代的核心技术支撑,但在具体应用情境中出现了信息定向推送造成的“茧房”效应、算法应用平台过度追求效率导致的操控效应、用户路径依赖带来的“杀熟”效应等算法推荐乱象。对算法推荐不良行为的自我辩护,坚持的是一种技术“工具—独立”的价值观,遵循唯技术主义,但脱离了具体的情境应用。推进算法推荐乱象的治理和行为纠偏,应在算法推荐应用情境中构建以“智能向善”为价值导向的治理体系。这需要从源头设计层面赋予算法编码以正向的价值导向,从运行应用层面强化算法应用平台的主体责任建构,从政策保障层面厘清算法应用平台的利益诉求边界,以及从监管实施层面提升监管部门甄别处理流量事件的应急能力。

主体性与控制力:人机关系的深描与重塑——基于87例青年断网实践的现实考察

基于87例青年的断网实践考察,发现青年的人机关系主要呈现为主体理性工具型、无聊空虚消遣型、欲罢不能冲突型和主体迷失机械型四类,主体性与控制力的不同交互使青年存在人与娱乐的主体置换悖论、空虚与焦虑的时间控制悖论、丰富生活目的与程式化生活模式的动机悖论及追求时效与现实低能的效率悖论。针对青年人机关系困境的引导可通过觉醒自我意识、科学使用技术,提升控制能力、强化“中辍”自觉,加强自我联结、促进精神富足三个方面满足青年主体性与控制力的发展需要,重塑数字青年人机关系。

邻里效应能否促进居民膳食健康?——以农村相对贫困群体为样本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社会经济学的视角切入,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居民膳食健康邻里效应的存在性和作用效果,并进一步探讨膳食回报和生活期望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居民膳食健康存在较强的邻里效应,且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邻里间居民均衡膳食的生活方式能够带动一定区域内其他居民膳食健康水平的提高;(2)邻里效应有助于缓解由于经济地位差异带来的居民膳食健康不平等程度,具有明显的益贫性特征;(3)邻里效应主要通过为居民提供均衡膳食与身体健康相对应这一膳食回报先验信息和增强其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发挥作用。基于分析结果,建议从重视发挥邻里帮扶与模范引领作用、广泛拓展邻里效应作用渠道及加大膳食健康宣传教育力度三个方面入手,加快实现居民膳食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

慢性病冲击与居民生活质量——基于主观幸福感和客观消费视角的研究

扩大内需必须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而慢性病作为一种普遍的、持续的健康冲击,阻碍了民生改善进程。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主观幸福感和客观消费双重视角考察慢性病冲击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程度及机制,并进一步探讨居民生活质量受慢性病冲击时的改善路径。研究发现,受慢性病冲击的家庭其主客观生活质量均更低,其中农村、低收入、疾病负担较重及受慢性病冲击多年的家庭更为明显。慢性病冲击主要通过降低工资及经营性收入、增加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受信贷约束的可能性及增加预防性储蓄动机四种机制进而导致主客观生活质量的降低。进一步考察发现,社会保障健全、人力资本发展和金融环境优化均能一定程度上改善家庭因慢性病冲击导致的生活幸福感和消费状况下降,但这一结论存在城乡和收入阶层异质性。研究为保障和改善慢性病群体的民生状况、进一步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供了政策导向。

教育福利视角下瑞典儿童早期教育立法的历史演进及价值负载

瑞典儿童早期教育立法明确了教育的目标和责任,统一了教育质量的标准以及管理和监督的程序,其注重儿童权益、追求教育平等、强调儿童全面发展和多元化教育的立法理念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文章从教育福利的视角,阐释瑞典儿童早期教育立法的历史背景、代表法案及具体内容,分析瑞典儿童早期教育立法的演变历程及所承载的价值,揭示国家在儿童早期教育法律框架中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在初创期、发展期、改革期和全面发展期等不同阶段,瑞典儿童早期教育立法都体现出对教育公平的持续追求、对教育规范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教育福利不断探索的价值负载。

以传统推进人的现代化何以可能——定县实验的现代意义

定县实验作为20世纪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常被冠以西化的标签,近来其传统维度虽偶被论及,但既不系统,也不深入。通过对定县实验的“新民”目标、推行平民教育的方式以及实验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力考察发现,在这些方面定县实验均使用了大量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意味着定县实验并非“全盘西化”的乡村建设,而是多方面的工作都自觉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定县实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并不是因袭守旧,而是秉持现代化的立场,体现着创造性转化的精神,从而推进了对定县实验更全面的认识,也为如何对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转化以更好地为现代化服务提供了借鉴。

青年对网络生育信息的追随行为研究

运用计划行为理论,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青年网络生育信息追随行为开展研究,探究网络社交媒体中青年对于生育信息的追随行为的决策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三种因素能够正向地影响青年的追随行为意向,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影响因素是主观规范。在生育问题的网络讨论中,青年追随意愿更强的是贴近青年现实生活的信息,如医生及有生育经历的人发布的信息,这类群体分享的生育信息偏向于消极还是积极,会影响青年的生育认知甚至生育选择。建议国家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体系,搭建一个综合性网络生育信息平台,作为交互工具,凝聚各种传播主体力量,提供科学全面的生育经验及全方位的生育政策解读,以引导青年正确分辨有关生育的网络信息,做出积极的生育决策。

慢性病共病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探讨慢性疾病数量及共病模式对老年人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的影响。通过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Q-5D)测量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分析老年人在五个维度(活动能力、自我照顾、日常活动、疼痛/不适和焦虑/沮丧)中的表现及各维度的等级,并计算综合得分来评估老年人的健康状态。结果发现,患有慢性共病数量越多的老年人,其健康效用值越低。心脏代谢型、呼吸系统型、内脏关节炎型和认知障碍型4种慢性病共病模式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程度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其中,内脏关节炎型慢性病共病模式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最大。未来,应加强对患有多重慢性病尤其是患有内脏关节炎型共病模式的老年人的早期筛查,制定针对“多病共存”特点的老年慢性病健康管理方案和干预措施,为我国积极应对健康老龄化和主动健康提供策略建议。

基于等时替代模型的大学生24h活动行为与健康体适能的关系

[目的]运用成分等时替代模型探索在校大学生24 h活动行为与健康体适能之间的关系,为改善大学生人群的体质健康水平提供参考.[方法]选取天津某高校223名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三维加速度计(ActiGraph GT3X+)记录学生每天24 h活动行为,包括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VPA)、低强度身体活动(LPA)、久坐时间(SB)和睡眠(SLP)时间.使用成分分析方法分析探讨各成分与健康体适能的关系,并以15 min建立等时替代模型预测各活动行为替代后对结局变量产生的影响.[结果]仅MVPA与其他行为之间的替代与反替代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MVPA和SB相互替代时变化幅度最大;LPA替代SB时,BMI指数、握力和坐位体前屈均显著升高,反之仅握力显著下降;LPA替代SLP时,BMI指数显著上升,反之显著下降;SLP替代SB时,BMI指数和腰围显著下降,反之均显著升高,并且升高的幅度更明显.[结论]MVPA是影响大学生群体体质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保证适度睡眠的同时,将SB转化为MVPA可能更有意义.

“三医”联动走向健康治理的实现机制——基于三明医改的纵向案例研究

回顾中国新医改历程,以福建省三明市“三医”联动改革最为典型。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分析三明医改的行动策略与治理过程,进而揭示“三医”联动走向健康治理的实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树立政府元治理主体权威,通过健康治理引导下的目标转型推动三医统合型联动,以“法治-数治-群治”协同的行动策略促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要切实承担并履行保护人民健康的责任,处理好“三医”联动的动态演进性和次序性,促成健康治理社会动员,构建健康治理合作网络。

数字游民:追求工作和休闲的全面自由

数字游民群体主要由年轻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从事线上工作并将旅行融入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居住和工作地点的限制,工作、休闲和旅行之间的界限也随之变得模糊。本文旨在界定“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探讨该群体选择数字游牧的动机,以及如何将这些动机付诸实践。数字游民追求一种以全面自由为特征的整体性生活方式,力图实现职业自由、空间自由和个人自由。在理想状态下,他们将工作看作是一种源自内部动机的活动,它并不比休闲低等,更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不得不履行的责任。同时,尽管休闲(包括旅行)是这种生活方式给人以积极体验的重要来源,它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因此本质上还是一种不同形态的工作。

自由陷阱:数字游民和管理“工作—休闲”边界的纪律实践

大多数数字游民追求一种普遍的自由、自主和自决,想象着“超移动自由”以及工作和休闲融合的生活方式与未来。不过本文发现,在实践中,数字游民的工作和生活需要高度的纪律约束,包括外部纪律和自我纪律。一方面,数字游民需要比其他依赖特定地点的劳动者更加自律,甚至要比以往的自我更加自律。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把自我纪律实践与外部规定的纪律相结合,后者由工作空间、基础设施、设备、时间规则、应用程序和流程规定和产生。由此可见,数字游民追求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依靠高效的时间利用建立起来的特定类型的自由,即一种“有纪律的自由”。如果他们想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自我决定的控制和自由感,那就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纪律。数字游民可能最初试图实现一种主观的自由形式,成功地将工作、休闲和旅行融合在一起,但最后这种自由还是必须受到纪律的控制。

“996”工作模式对配偶心理健康的溢出效应——基于CFPS2018的实证研究

超时劳动对个体心理健康的负面效果已被广泛证实,但已有研究较少探讨“996”工作模式对配偶心理健康产生的溢出效应。使用CFPS2018年的夫妻匹配样本分析“996”工作模式对配偶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妻子或丈夫是“996”工作模式,都会造成另一方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下降,并且丈夫是“996”工作模式对妻子心理健康的影响强度更大。在影响机制方面,当妻子是“996”工作模式时,会显著降低丈夫对妻子家庭经济贡献和家务贡献的满意度,进而传递到心理健康方面。同时,丈夫的“996”工作模式也通过上述两条中介路径影响妻子心理健康,相关结论均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996”工作模式不仅会对劳动者自身健康产生影响,还会在家庭内部产生溢出效应,影响配偶的心理健康水平。

青年对网络暴力事件的讨论主题、情感倾向与预防机制分析

聆听网络暴力事件中的“行动者声音”有助于预防和应对网络暴力。社交媒体中青年群体对不同网络暴力事件的话题讨论与情感倾向是呈现青年行动者行为的重要观察窗口。通过对2019~2023年12起网络暴力事件进行类型划分,运用LDA主题识别法与Snow NLP情感分析法,描述青年群体对不同类型网络暴力事件的话题讨论,分析青年群体对信任危机、食品安全、娱乐舆论、侮辱诽谤四类网络暴力事件的情感倾向,为正确引导青年群体网络行为提供参考。研究发现,在讨论主题方面,这四类网络暴力事件主题的讨论重点各不相同,但对事实真相的关注具有高度一致性;在情感倾向方面,青年群体的情感表达呈现群体极化的特征,但整体以积极情绪为主。为此,需要明确平台关于话题热点的推送责任,积极引导舆论并及时披露事件真相,防范疏导消极情绪扩散,防止“极化”现象与“沉默”群体交叠,健全社会多元主体协同预防机制,引导和治理网络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

手机成瘾的大学生自我损耗对抑制控制的影响

目的:考察情绪损耗和认知损耗情况下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对抑制控制的影响。方法:招募大学生553人,使用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PATS)筛选出手机成瘾组和非成瘾组各108、194人,选取其中99人参与实验1,考察情绪损耗对手机成瘾大学生抑制控制的影响。另选取其中101人参与实验2,考察认知损耗对手机成瘾大学生抑制控制的影响。使用GO/NOGO范式比较不同情绪损耗和认知损耗情况下不同手机成瘾大学生的正确率和反应时。结果:实验1中,情绪损耗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1,55)=6.16、178.91,P<0.05或P<0.001],高情绪损耗组抑制控制正确率、反应时均低于低情绪损耗组。实验2中,组别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1,57)=17.90、19.06,均P<0.001],手机成瘾组的抑制控制正确率低于非成瘾组,而抑制控制反应时高于非成瘾组;组别与认知损耗类型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1,57)=7.95,P<0.01],高认知损耗情况下手机成瘾组的抑制控制正确率更低。结论:大学生的情绪损耗和认知损耗可能会降低其抑制控制能力,且手机成瘾的大学生更容易受到认知损耗的影响。

村落共同体的传承及其文化转型--基于冀中平原一医神庙宇形态变迁的田野考察

在城市化、现代化进程逐步加速的背景下,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出现重大变局,乡村文化同时面临着挑战与机遇。促进乡村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要义。冀中平原师素村的个案展示了一个对所持文化传统有强烈觉知意识的村落共同体,积极进行文化传承及转型以凝聚共同力量谋求自身发展的实践历程。通过分析发现,村落共同体实践乡村文化传承与转型的内在影响要素主要有三个方面:村落共同体的文化自觉是践行乡村文化传承与转型的前提;乡村文化是否契合村落共同体的生存发展需求,是乡村文化传承与转型的关键;乡村精英引领下的村落共同体是乡村文化传承与转型实践的主体。基于此,充分发挥村落共同体在乡村传承与转型中的主体性作用是促进乡村文化良性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推动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大学生遭受欺凌和手机依赖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遭受欺凌与抑郁症状的关系及手机依赖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方法:选取南通市1499名大学生,采用青少年同伴关系-欺凌者与被欺凌者量表(RAPRI-T)被欺凌部分、智能手机依赖量表简表(SAS-SV)、患者健康问卷-抑郁9条目(PHQ-9)评估欺凌经历、手机依赖程度、抑郁症状。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 3.2进行手机依赖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不同欺凌形式中,传统言语欺凌检出比例最高。遭受欺凌、SAS-SV、PHQ-9得分两两之间均呈正相关(r=0.17~0.42,均P<0.001)。在遭受欺凌得分与PHQ-9得分的关系中,SAS-SV得分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6.70%;遭受欺凌与性别的交互项与PHQ-9得分具有统计学意义(β=0.09,P<0.001),随着欺凌得分的增加,女生PHQ-9得分较男生PHQ-9得分高。结论:大学生手机依赖在欺凌与抑郁症状的关联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欺凌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受到性别因素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