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视角下老一代流动人口的特征变化——基于CMDS2011-2018的分析

基于CMDS2011-2018数据,在代际差异视角下,本文描述、分析了老一代流动人口个人特征、流动特征、家庭特征、就业特征及长期居留意愿的变化。研究发现:(1)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占比呈逐渐下降趋势,他们的农业户口占比高、受教育程度低;他们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较长,家庭呈规模小型化、代际结构简单化、类型多样化特征;(2)他们的在业比例一直高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身份以雇员和自营为主,就职于体制内单位的占比较低且基本稳定,从事高收入行业的占比不到两成也保持稳定,从事知识型职业的占比为四成左右且一直较高,工作时间较长且超时工作的可能性较高;(3)随着新生代流动从业者在业、知识型职业及高收入行业者占比的持续提升,新、老代际的上述差距不断缩小,同时,随着新生代流动从业者体制内单位就职者、专业技术人员占比的提升,新、老代际的这两项差距明显扩大;(4)老一代流动人口的长期居住意愿较强,这与统计控制下他们的长居意愿显著弱于新生代的一般规律并不矛盾,因为他们本质上是一个受流入地留存机制选择的具有较强长居意愿的特征群体。为此,本文建议关注老一代流动人口的特征变化及特殊需求。

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CFPS2018数据

家庭教育支出作为教育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影响贫困脆弱性的实际效果及其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显著降低了贫困脆弱性,但是这种缓解作用并不持续,而是表现出“U型”非线性特征,即家庭教育支出存在最优限度,在限度范围内进行家庭教育支出能够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越过限度则会提升家庭的贫困脆弱性,需要降低家庭承担的教育成本以及提高教育的社会回报,来充分发挥家庭教育支出对贫困脆弱性的积极功效。

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与“首孩”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多子女家庭内,家庭内部教育资源普遍存在着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利用2010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匹配数据,本文研究了我国多子女家庭中教育获得的“首孩效应”和“末孩效应”。结果显示:(1)末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高0.883年,存在显著的“末孩优势”效应;(2)首孩的受教育年限比其他排行的同胞低0.535年,但仅在非农业户口群体中存在显著的“首孩劣势”效应;(3)“首孩劣势”与“末孩优势”存在世代差异,该效应在1978年后出生的个体中具有显著性,而在1978年以前出生个体中不显著;(4)分位数回归表明,个体教育获得的“末孩优势”只在较低教育阶段显著,在较高教育阶段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在较高教育阶段禀赋效应抵消了排行效应。政策设计时,应加大对多孩家庭的外部教育资源支持力度、提高养育教育成本补偿的精确性,进而缓解家庭教育资源约束、优化家庭内部教育资源分配。

多维相对贫困视角下的女性生育代价--来自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面对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实问题与人口结构亟待优化的迫切需要,国家进行了生育政策调整的实践,但生育率却依旧低迷,生育代价是微观经济理论阐释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为了理解和量化这一概念,弥补既有研究在非劳动就业方面关注度欠缺的不足,从多维相对贫困视角出发,利用生育行为对女性多维相对贫困程度和状态的冲击作为识别框架,对女性的生育代价进行更为综合的定量估计。研究表明:第一,女性单维贫困发生率较高的指标依次是家庭赋权、就业剥夺和家务工作;第二,生育行为将导致女性多维相对贫困剥夺总得分增加0.031,使其陷入多维相对贫困的几率比增加83.1%;第三,在具备不同教育程度、户籍和家庭生产活动特征的个体间生育代价具有异质性。本研究为理解女性生育代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完善生育配套政策、设计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提供参考。

我国非农劳动者超时工作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CSS2006-2021的分析

近年来,超时工作备受社会热议。根据传统劳动供给及相关理论,在社会变迁、经济转型背景下,本文利用CSS2006-2021数据和交叉分类(分层)随机效应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CCREM),将非农劳动者超时工作的变化趋势纳入由宏观社会进程和微观生命历程构成的时间框架中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2006-2011年间,我国非农劳动者超时工作的比例明显下降,2011-2021年间该比例波动较为平稳;并且,这种变化主要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时期效应,而反映劳动力代际更替的队列效应并不明显。传统劳动供给及相关理论所涉的市场工资、人力资本、户口及就业身份、社会保障等因素对我国非农劳动者超时工作的可能性仍存在显著影响,并具有显著的时期效应,但队列效应并不显著。总之,2006年以来,宏观社会经济的时代发展是驱动我国非农劳动者超时工作的主要力量。

“流动与赋能”: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村青年女性创业及其绩效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农村青年女性创业对实现女性赋能和自我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匹配CFPS 2018-2020数据,研究外出务工经历是否能提升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和创业绩效,并分析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1)外出务工经历虽然能显著提高农村青年女性创业的可能性,但并不能明显提升其创业绩效。外出务工的贡献具有教育门槛效应,即外出务工质量能显著提升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和经营收入;(2)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的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26-34岁群体中表现最明显;(3)心理资本在务工质量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作用大于在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概率影响中的部分中介作用;(4)心理资本在务工质量对农村青年女性创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农村电商发展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CLHLS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对于缓解养老压力至关重要。文章使用2014、2018和202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和淘宝村数据,实证检验了农村电商发展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农村电商的发展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生理健康状况;(2)机制分析表明,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通过加强老年人与子女间联系、增加老年人社会参与度、改善老年人饮食的方式改善了老年人的身体健康;(3)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状况较差的老年人从农村电商发展中获得的健康福利较少,农村电商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马太效应”。文章认为,为发挥农村电商对健康的支持作用,应鼓励农村电商的发展。

社会分层视角下青少年校外时间安排研究--基于CEPS基线数据的分析

中国家庭竞争性地参与到校外补习、兴趣班、特长班、夏令营等结构化校外活动,成为扩大教育结果不均等、增加家长焦虑的来源。文章以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基线调查数据为例,分析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青少年校外活动安排特别是结构化校外活动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少年校外时间安排的阶层差异明显。具体而言,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更倾向于对青少年的校外时间进行精心策划和安排,参加各类结构化校外活动的比率更高,每周用于校外作业、参加辅导班的时间也更长,用于结构化校外活动的经济投入也更多。相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对青少年的校外时间更缺乏规划,在结构化校外活动的参与广度、参与强度和资金投入度上均处于劣势,用于非结构化校外活动的时间则较多。

农地确权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劳动经济学相关理论,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和2016年混合横截面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村女性的就业促进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显著的促进了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进一步讨论发现,确权因婚育状况、人力资本和工作经历的不同而对农村女性的农业劳动参与和非农劳动参与产生异质性影响。因此,未来确权工作中应注重土地经营权确权中的性别差异,考虑农村女性就业需求的多维度因素,提高农村女性的就业机会和整体福利水平。

门诊统筹能缓解老年人的相对贫困吗?——基于CLHLS的微观经验证据

推进门诊统筹是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巩固全面脱贫攻坚成果的内在要求。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CLHLS),利用倾向得分匹配(PSM)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相对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两个维度探究门诊统筹对老年人相对贫困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以家庭人均年收入中位数50%作为相对贫困线的测算结果表明,门诊统筹使老年人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分别降低4.3个百分点、2.2个百分点。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门诊统筹通过提高生理健康绩效和心理健康绩效缓解了老年人的相对贫困。异质性分析表明,门诊统筹在更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女性老年人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和贫困脆弱性,且缓解了不健康老年人的相对贫困发生率和健康老年人的贫困脆弱性。研究建议应从拓宽基本医保筹资渠道、优化门诊慢特病政策、发挥医保支付杠杆作用、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四个方面助力门诊统筹减贫效应的实现。

中国人口性别偏好的变迁研究(2010-2021)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21),描述分析了中国人口性别偏好随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人们的儿子偏好与年龄呈U型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的儿女无所谓偏好有所下降,儿子偏好基本持平,女儿偏好显著提升。结合我国近十年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女儿偏好的时期变化趋势集中体现了政策释放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对弱化民众的性别偏好,促进出生性别比向正常回归具有积极意义。不同代际的性别偏好呈现从“60后”“70后”的儿女双全偏好向“70后”末期“80后”的儿女无所谓偏好的过渡,进而发展到“95后”的儿女都不要。不过,性别偏好的代际效应并非线性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与反复。我国民众的性别偏好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经济转型等重要历史事件有较大的关联。

家庭规模收缩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2010-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民群众基本生活单位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首次跌破3,家庭规模小型化已成为当前我国重要的人口特征之一。以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2010—2020年间家庭规模变动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与以人均GDP表征的城市经济水平存在同向变动关系,但这一关系在不同区域、不同人口增长速度的城市间具有异质性;中介效应结果显示,家庭规模收缩通过抑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加重城市养老负担两条路径阻碍城市经济发展;门槛效应结果显示,只有当家庭规模收缩到一定程度以后,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才逐渐由“促进”转为“抑制”,且随着家庭规模的进一步收缩,这种抑制作用还会进一步增大。

闲暇挤占与风险诱导:学习压力与青少年身体健康关系的研究——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青少年的学习压力和身体健康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根据CEPS 2014-2015数据,本文发现:学习压力与青少年的身体健康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学习压力可以通过减少睡眠时间、降低社交频率以及诱使风险行为等方式间接影响青少年的健康。同时,受社会结构分化及生理作用差异等因素影响,睡眠、社交在精英家庭学生中的中介效应更加明显;风险行为在非精英学生中的中介效应更加明显;社交、风险行为在男生中的中介效应更加明显;睡眠在女生中的中介效应更加明显。未来的青少年工作不仅要努力减轻学习压力,还应该关注家庭背景和性别所蕴含的内在差异,以保障青少年能更好地健康成长。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再探究——基于CGSS2021的检验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仍然是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的数据,本研究引入了社会心理学的社会生态适应模型,旨在以新的视角探究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影响机理。研究结果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主要受到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住房产权和婚姻状况四个方面的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不仅整体性作用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经济立足、政治参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水平。通过实证检验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的关键因素,本研究进一步挖掘了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深层次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综上,本研究以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为实证研究视角筛选和确定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为下一步有效缓解农民工社会融入困境提供参考依据。

省际视角下社区医疗资源及其利用对中国老年人临终地点的影响——基于CLHLS死亡样本的实证分析

不同于西方的纵向阶段式发展,中国医疗资源发展的省际空间差异造就了我国水平式结构性临终地点分布特征。基于此,本研究运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死亡样本的微观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省级层面宏观数据,从省际空间视角分析社区医疗资源及其利用对中国老年人临终地点及其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省际因素对中国老年人临终地点具13%左右的解释力度;中国城市省级社区医疗卫生资源的有效供给及合理利用对老年人主动回归居家临终具有明显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体现为资源供给与利用的双重推进;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居家临终行为则多为医疗资源缺乏下的被动选择,对社区医疗卫生资源的充分利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主动在家临终行为。此外,社区医疗资源及其利用的优化能够通过增加高收入家庭老年人主动临终家庭的概率,降低城市老年人临终地点分布的收入效应,进而置换出部分稀缺的医院医疗资源;而农村地区的社区医疗资源及其利用则有利于弱化失能程度对老年人临终地点的影响,减少农村失能老人的被动居家临终,增加其利用医院医疗资源的可能性。

我国人口初婚风险影响因素及其变迁--基于CGSS2010的研究

初婚是婚姻历程的起点,是大部分社会成员必然经历的重要人生事件之一。个体初婚事件的发生不仅由其个体条件所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家庭特征、社会变迁的影响。本研究将影响因素分成三个层面:个体层面(性别、受教育程度)、家庭层面(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层面(区域、城乡、迁移)。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影响我国人口初婚风险的因素及影响因素的时代变迁。Kaplan-Meier方法显示,不同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的群体,其初婚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过程性特征,并且对数秩检验表明各个层面的因素对初婚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出生队列的COX风险模型表明,个体层面中教育对初婚的推迟效应彰显;家庭层面中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初婚的影响逐渐突出,父亲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力度变弱;社会层面中,区域间的差异对初婚的影响增加,农村和城市婚恋观相近,户口作用不再明显。

Lee-Carter估计模式推算中国农村老年人口死亡率的研究

死亡率的估算与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本文运用Lee-Carter模型对农村分性别单岁组的死亡率数据进行建模,预测出农村人口死亡率与期望寿命的发展趋势。

中国家庭的代际同住及其驱动机制变迁——基于CHNS 1991-2015的九期调查数据

利用CHNS 1991—2015跨度25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来观察中国家庭代际同住的变迁。发现在这个时期内,老人与子女的同住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高位迅速下滑,但在2000年后停止下降并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个体和时期的固定效应模型显示,老人的健康和婚姻状况是对代际同住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同时它们的效应也会随着时期发生变化并在城乡老人中显示出不同的模式:早期处于虚弱状态的城市老人更可能与子女同住,但到2015年更健康的城市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高;早期有配偶的农村老人更有可能与子女同住,但在近期无配偶的农村老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更高。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过去20多年间,城市家庭的代际同住主要是由需求主导的,并且由更多的向上需求驱动转向了更多的向下需求驱动。而农村家庭的代际同住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其表现为价值规范的约束在减弱而向上需求的驱动力在增强。

生育事件与生育保险对中国城镇女性就业的影响--一项来自CHNS追踪调查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了解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城镇女性就业和非正规就业情况,并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和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生育事件和生育保险政策对城镇女性就业和就业形式的作用。研究发现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城市和县镇女性就业率都在下降,县镇女性的非正规就业现象尤为突出。实证检验表明,生育事件对城镇女性就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孩子数量、家中是否有0-2周岁婴幼儿、初育年龄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生育保险政策显然有利于政策范围内母亲的工作保护和提高工作连续性,但是,对于城镇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起一定负面影响,它不仅降低城镇女性的就业,还促使更多县镇女性采取非正规就业的形式,这验证了古典劳动经济理论的观点。为了消除生育的负面影响,并提升生育保险政策的就业保护作用,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和成本分析方法提出了相关改革建议。

清代辽东旗人社会中的男性失婚问题研究——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CMGPD-LN)

当前我国人口性别结构长期失衡的状况加剧了男性婚姻挤压,贫困地区农村男性大龄未婚或终身不婚问题突出。研究历史能够对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利用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辽宁部分,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和logit回归模型,研究了1749～1909年清代辽东旗人社会中的男性失婚问题。研究发现:超过20%的30岁及以上男性仍未结婚,大约15%的男性终身不婚;包括个体、家庭、亲属关系和地区在内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共同决定了男性的婚姻状态,年龄越大、有残疾、无职位的男性未婚的机会比率更大,父母一方或双方在世、父亲或叔伯有职位的男性未婚的机会比率更低;微观、中观和宏观因素同样决定了未婚男性的居住模式,年龄越大、有残疾、父母不在世的男性独住的机会比率越大,叔伯有职位的男性独住的机会比率越小,分家是导致未婚男性独住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