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视域下的中国人口均衡发展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要转折性变化之际,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重视人口素质,以“提质”替代“增量”,以“人才”替代“人力”,充分发挥凝结在人口自身的素质要素的作用,使更多民众更好地享受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享受高品质生活。长期均衡发展是人口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人口均衡发展不仅体现在人口系统内部要素间的依存制约以及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协调适应,还体现在代际间的传承永续。年龄结构失衡是当前人口非均衡发展的突出表现,应聚焦结构失衡,弥补制约人口均衡发展的短板;同时充分发挥作为人口结构中坚力量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作用,通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协调以及推动人口均衡分布,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助力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邦戈茨生育模型演变及其对中国低生育水平的新解释

邦戈茨模型是针对生育水平与生育行为、生育意愿关系进行探讨的经典模型。在基于生殖力的模型中,邦戈茨确定了结婚指数、避孕指数、人工流产指数和产后不孕指数这四个中间变量。21世纪伊始,邦戈茨观察到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之间的偏离,又提出了基于生育意愿的现代模型。新模型不再以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而是代之以生育意愿变量,并在摩尔根的推进下形成了囊括非意愿生育、替代孩子死亡的生育、性别偏好、进度效应、非自愿不孕不育和竞争性因素六要素乘积模型。模型的演变反映了不同社会情景下对生育水平的全新测量,实现了理论上的跨越,也实现了从理论模型到可操作化应用、量化和机制分析的突破。应用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对中国的低生育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性别偏好、初育年龄的推迟、婚姻的解体、竞争性因素仍然是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进一步对邦戈茨现代生育模型进行了拓展,将生育政策纳入模型之中,发现政策本身对实现生育意愿发挥了抑制作用,在控制政策因素之后其他促进或抑制生育的因素仍然存在影响。此外,随着队列的晚近,不同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特别是性别偏好、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研究结果对政策的完善以及差异化的政策实施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社会公平感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CSS2021的实证分析

运用CSS2021相关数据,从社会公平感角度,通过基准回归分析、调节作用分析和异质性分析发现:总体社会公平感及权利公平感、机会公平感、规则公平感三个子维度均对理想子女数产生显著影响;对子女性别偏好产生显著影响的只有总体社会公平感与规则公平感。在总体社会公平感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中,权利和规则公平感起削弱作用,机会公平感则起增强作用;在总体社会公平感对性别偏好的影响中,权利公平感起削弱作用,机会和规则公平感则起增强作用。社会公平感对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的影响存在性别和户籍上的差异性。

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种超前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状态成为一个悖论。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需要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入手。研究认为,中国生育悖论的背后有经济、文化和制度3个层面的逻辑,在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作用下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场域,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高度制度化,对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或者说陷入一种结构性低生育率陷阱。这3条逻辑都有其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因此,低生育率社会场域在短期内难以破局。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促进“工作生育”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抑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结构性因素。

生育的幸福效应——兼论其对低生育率的支撑

生育的幸福效应是理解低生育率社会中个体生育决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数据,考察孩子出生前后父母幸福感轨迹。研究发现,个人在主观幸福感方面对生育事件有积极的预期收益,主观幸福感在生育事件发生的当年达到顶峰,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生育事件前后的主观幸福感轨迹表明,生育事件对个人的心理和生活感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证实了适应效应的存在。就业性质对生育的幸福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并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明当父亲和母亲的工作允许他们有更多时间照顾孩子时,他们都会增加亲子互动和沟通并从中获得更高水平的幸福感。生育的这种幸福效应具有超经济性,并借助个人的生育决策筑成低生育率的底部。

生育政策、婚育状态与生活满意度:来自微观序数数据的证据

生活满意度一般是由李克特量表测算得到的序数数据构成,反映了个体对幸福感的主观评价,是基于理想和现实状况比较后的综合度量。现考虑在基数变量优势分析和指数测算的基础上调整修改,创新性地运用序数数据优势分析和序数数据指数测算方法刻画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个体婚育状态与生活满意度的分布特征,比较生育政策调整前后不同婚育状态下个体生活满意度在总体、性别间和孩次间的差异,分析其极化和不均衡状况。进一步,选取15~49岁育龄妇女作为生育主体,在关注年龄别育龄妇女生活满意度分布差异的同时,结合城乡、区域和受教育水平等育龄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究如何针对性地提升个体生活满意度以达到改善生育水平现状的目的。研究结果表明:生育政策调整后,总体满意度提升且极化和不均衡状况有所缓解;已婚二孩个体生活满意度最高,女性生活满意度高于男性;离异丧偶人群满意度差异较大,单身未婚女性和已婚男性满意度最为均衡,孩次由1孩变为2孩的满意度不均衡状况的缓解程度最大,年纪较轻的育龄人群缓解程度较大;育龄人群极化和不均衡状况与城乡发展、地区发展水平和受教育水平成反比。未来应继续加强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切实提高个体生活满意度进而提升社会整体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

数字金融发展与中小城市劳动力回流——基于CHFS数据的考察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金融发展给中小城市吸引劳动力回流带来了重要机遇。基于经典理论对劳动力回流动机的阐述,借助2017年和2019年CHFS数据,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小城市劳动力回流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在研究期内能够有效吸引中小城市劳动力回流,这一结论在经过内生性讨论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预期收入进而吸引劳动力回流的作用渠道存在,创业环境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劳动力回流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发展吸引劳动力回流的过程受到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调节;异质性分析显示,更小家庭规模的劳动力在回流过程中对数字金融发展更为关注,其他婚姻状况和已婚且年龄较大的劳动力在回流过程中受数字金融发展的吸引更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城市的回流劳动力更加关注数字金融发展。研究结论丰富了学界对劳动力回流的认知,为后续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

房价水平与生育意愿:来自家庭杠杆率非对称效应的证据?

近年来房价下降使得许多高杠杆率家庭的债务风险凸显,其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但易被忽视的问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房价水平的家庭杠杆率非对称效应视角研究其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高房价对居民生育意愿的财富效应不存在,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净效应为负,表现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杠杆率是房价水平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重要作用机制,且存在高房价“债务弹性”与低房价“债务黏性”的非对称效应。房价水平对居民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在低收入、住房条件差等弱势群体中表现得更显著,成本压力效应更明显。

应对少子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实践与思考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少子化形势的积极应对。揭示各地实践进展、分析措施效果与问题、探讨政策改进方案,有助于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自2021年以来,全国各地从经济支持、时间支持和服务支持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努力推进生育政策的配套支持措施落地落实,但在经济补贴的范围与力度、产假时间的长度与性质、托育服务的扩容与增效等具体内容方面,还存在实践差异性和理念上的分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使其充分发挥效力需要把握难点、重点和发力点:难点在于转变工作理念、提高治理能力;重点是聚焦“体系”、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发力点是重塑社会婚育文化。

无酬劳动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

心理健康是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指标,也是备受国家和政府关注的民生和社会问题。而长期以来,女性作为家庭中家务劳动和儿童照料的主要承担者,参与家庭无酬劳动的时间远高于男性,这可能会影响她们的心理健康水平。基于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无酬劳动对女性心理健康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家务劳动时间的增加会对女性心理健康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照顾孩子时间的增加虽然对女性心理健康水平有负向影响,却并不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务劳动时间对农村女性、青年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群体心理健康水平的负向影响更明显,而照顾孩子时间对老年女性和未受过教育的女性群体心理健康水平的负向影响会更明显。稳健性分析表明,在控制内生性后,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时间对女性心理健康水平的负向影响显著增强。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无酬劳动主要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来影响其心理健康。随着无酬劳动时间的增加,女性倾向选择非正规就业,工资收入也随之降低,这对其心理健康水平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重视无酬劳动的价值、在工作场所引入家庭友好措施和倡导男女共同承担家庭劳动是提升我国女性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措施。

利益分化与育儿成本的情境性:低生育率的结构成因

低生育率现象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文化价值论和成本—收益论是以往解释生育现象的主要视角,其中育儿成本对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影响更是被国内研究所重视。然而,相关讨论忽视了育儿成本的社会情境性。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利益结构变化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利益差异的快速拉大、社会流动率及流动预期的提升,这两个社会结构性特征改变了发展性育儿成本,并通过“地位焦虑”提升了人们感知的育儿成本,进而影响其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通过降低育儿成本的方式逆转低生育现象,其根本在于调整社会经济利益格局。

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城市群空间网络联系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基于成渝城市群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规模巨大的背景下,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采用2006—2020年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修正引力模型分别测度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在2006—2020年间的空间网络联系度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城市群空间网络联系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影响及其时空异质性和网络外部效应,发现:(1)城市群空间网络联系可促进本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但将在周边形成“集聚阴影”,产生不利于周边城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网络负外部效应。(2)成渝城市群空间网络联系对成都市、重庆市双核心城市以及绵阳市、宜宾市和泸州市三个副中心城市的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水平产生促进作用。随着行政级别的提升,城市网络联系逐渐由不利于周边城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负外部效应转变为促进周边城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正外部效应。(3)城市空间网络联系所产生的外部效应呈现先负后正,最后趋于收敛的倒S型,且在0-100公里的范围内形成“集聚阴影”,150-200公里范围内为城市网络联系发挥正外部效应的最优半径。(4)科技创新和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是城市空间网络联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渠道。

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的可视化计量分析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

运用经验总结法,借助CiteSpace软件,对近30年收录在CNKI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来源期刊的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文献分析发现:研究时序上,可分为萌芽、高速发展、深入研究三个阶段;研究空间上,核心研究者以个别代表性学者为主,机构以师范院校为领军,密切的研究合作网络与群体尚未形成;研究视角与方法上,主观性单一视角研究为主,定量及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多学科融合研究不足;研究内容上,由宏观概括的梳理渐转到微观深入的探究,集中于中国近代教科书编审出版、文本合理性、中国化历程三个方面,所涉科目类属逐渐增多但仍不均衡。今后,需强化教材专业研究机构的核心地位,搭建专业力量协作的研究群体;丰富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视角,建立有针对性的方法论体系;细化中国近代教科书的研究范围,深化教科书研究内容;强化教科书编审研究,拓展中国近代教科书审定制度研究。

三孩政策下父母合作育儿研究

三孩政策和性别观念变迁背景下,“父母合作育儿”模式有利于缓解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问题。实现父母合作育儿有四个成功的经验:母亲要引导父亲参与育儿,双方要积极沟通,达成共识,采取明确而有弹性的分工;工作单位支持、祖辈支持、托幼服务和社区支持是三个有利于实现父母合作育儿的条件;父母合作育儿在孩子多元发展、夫妻关系发展、父辈-祖辈关系和谐、父母自我成长中起到促进作用;要从社会共育理念、育儿支持政策、公共空间构建、弹性工作安排、育儿人才队伍建设上采取措施,推动育儿友好型社会的建设,缓解父母合作育儿压力,促进该育儿类型的发展,增加个体响应三孩政策的可能性。

低生育背景下大城市青年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7312名楼宇青年的研究

自1991年起,我国总和生育率已在低位运行了近三十年,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性极大。通过武汉市7312名楼宇青年的问卷调查,采用Logit模型显示: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大城市青年生育受社会支持力度不足、生育孩子的成本受家庭生活、文化形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二是现阶段月收入在1.2—1.7万元青年,特别是体制内的“80后”女青年的生育行为最强。三是降低以子女教育和住房为代表的生育成本;提升家庭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转变青年生育理念;通过职称晋升、杜绝畸形加班文化等方式提升青年工作稳定性均会显著提升青年的生育行为。基于以上实证结论及其他国家和城市所提出的提升生育率政策的相关措施及相应经验,可从树立新时代人口婚育观、提倡全生命周期生育政策、保障女性就业、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更适合中国大城市的对策和建议。

托育服务能否提高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基于2021年CGSS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背景下,使用CGSS 2021年调查数据,对托育服务与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之间的关联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托育服务与适龄生育人群生育意愿间呈倒“U”形关系,托育服务对适龄人群生育意愿在阈值范围内具有促进作用。适龄生育人群偏好营利性托育服务,发展型托育服务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强于普惠型托育服务,但普惠型托育对低收入家庭养育成本改善明显,托育服务需求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托育服务通过改善适龄生育人群的生育态度,从而提高其生育意愿。因此,应建立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高质量、严标准、高水平的托育服务体系,满足不同生育人群的托育需求,以提高适龄人群的生育意愿。

提高我国普惠托育服务空间可及性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从空间正义视角透视,托育服务发展仍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一是托育服务政策设计忽略了空间可及性维度;二是区域内托育服务空间可及性差异明显;三是空间不可及性掩盖了托育服务的真实需求;四是空间不可及性造成福利分层加剧和心理剥夺感加深。为了提高托育服务空间可及性,首先,应将改善托育服务空间可及性纳入相关政策和制度的设计中。其次,进行科学规划,实现托育服务资源的合理布局。再次,以社区为载体,推进托育服务社区化转向。最后,应用高科技,加强民众居住区和托育机构或设施之间的空间联通性。

“逆反哺”与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隐匿于这一特征下的新生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老化矛盾和弊端日益显现。在人口出生率走低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严峻形势下,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是扩大新生人口规模和化解人口结构老化矛盾的关键。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抚育-赡养”模式逐渐被打破,更多以“逆反哺”形式呈现。基于“三孩”政策研究父母“逆反哺”对子代“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与经济支持形式的“逆反哺”相比,帮助子代料理家务或看孩子形式的“逆反哺”易于提高子代的“三孩”生育意愿;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等也会影响主观生育意愿。因此,需要从家庭、社会和文化三个层面采取具体措施,以应对婴幼儿照料难题并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

“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政策能否提升女性生育意愿?——基于四川地区的调查研究

为适应三孩生育政策的新要求,多地区相继完善了生育登记制度。文章基于四川“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政策制度背景,通过多阶段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对该地区的女性生育意愿进行调查,最终获取有效问卷626份。利用计量回归模型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生育意愿虽然是女性个体选择,但与其家庭经济条件、子女照料问题与个人能力发展规划等息息相关。第二,“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当受访者认为该政策对自己的影响越大,则生育意愿越强,即影响程度每上升一个单位,则生育意愿将提高8.2%。第三,该政策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高学历体制外的女性,更容易受到该政策的影响。第四,进一步研究表明,生育意愿不仅与个体特征相关,而且在不同群体间差异明显,即拥有兄弟姐妹、职业为专业人士并居住在一线城市的未婚女性更愿意生育多子。上述结论为“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政策的推进提供了数据支持,也为之后如何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带来了经验启示。

生育动机测量研究综述

生育动机指由个体生育(或不生育)的需要所引发的,维持和导向个体生育(或不生育)行为的内部动力。随着社会的发展,生育决策中的自我选择成分逐渐增多。为了更好地应对当前中国的低生育率问题,有必要考察和评估作为生育行为心理动力的生育动机,而标准化的测量工具是深入广泛地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目前,国外针对生育动机量表的开发已有一定的积累,而国内生育动机量表的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研究梳理当前国外测量生育动机的工具,总结国外生育动机测量的发展及特点,并简要介绍国内生育动机测量研究的现状,为国内本土化生育动机量表的编制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