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群体婚育文化的形成与传播

青年群体是婚育主体,青年群体的婚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婚育文化的基本情况。研究青年群体婚育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机制,有助于构建新时代婚育文化,积极应对低生育率挑战。从宏微观两个层面来看,婚育文化涵盖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婚育观念、婚育行为四个要素。当代青年群体的婚育文化既有遵守和沿循,也有叛逆和创新。根据文化演变理论,青年群体婚育文化受环境变化、代际传承和社会互动三种因素影响,呈现“认同—模仿—扩散”或“反对—创新—传播”两条路径。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要高度重视青年群体婚育文化传承与叛逆的杂糅特性,家庭在塑造青年群体婚育文化中的作用,以及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对青年群体婚育文化的影响。

我国托育服务专业化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托育服务专业化是将托育服务纳入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轨道中,并通过巩固职业壁垒、建立专业组织和强化专业论述等方式,达到对托育服务质量标准的垄断与控制。这不仅为托育机构的市场准入标准和全程规范管理等的引入提供了依据,也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托育服务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活力和动能。由于主客各方面的原因,现阶段我国托育服务专业化发展面临社会认可度不高、效果辨识度不强、标准规范性不足、开放性有限、自主性不够以及基础知识不扎实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困境。为了深入推进托育服务专业化发展,必须提高托育服务专业化的社会认同;增加托育服务专业化的效果辨识度;正确处理托育服务专业化的标准和规范;推动托育服务专业化的开放性;保障托育服务专业化的自主性;夯实托育服务专业化的知识基础。

社区托育服务合作供给中的多元主体关系困境与优化路径

社区托育服务的合作供给已成为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方式和构建高质量托育服务体系的有效举措。通过对社区托育服务合作供给中的多元主体进行划分,并对“四元主体”之间的关系样态进行检验发现,托育机构对地方政府的资源依赖、地方政府对托育机构的力量牵制、地方政府对基层社区的责任转移、基层社区对托育家庭的权威表达以及托育家庭对托育机构的行动抵牾正成为牵制社区托育服务有效供给的主要因素。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托育服务的供给效率和供给品质,需要从明确托育主体权责边界,增进托育主体关系互信;调和托育主体利益关系,强化托育主体合作规范;提升托育机构专业水平,增强托育家庭服务认同;健全托育服务供给机制,完善托育主体行动秩序四个方面寻找社区托育服务合作供给中多元主体关系的优化路径。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政策成效与预见仿真方法探析——以人口生育政策为例

[目的/意义]系统动力学的仿真模拟能够全面捕捉政策影响下的复杂社会系统动态性,准确模拟政策干预随时间推移的累积影响,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于推动政策工具科学高效地制定和使用,以及提高政策效能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方法/过程]以人口生育政策实施为样例,基于生育率等关键性影响因素与教育经济等环境影响参数,借助Vensim PLE构建一套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动态演示人口—政策—经济子系统间的交互,设计执行3项差异化政策干预情景,深入模拟预测不同政策导向下的人口变迁路径与演化趋势。[结果/结论]研究发现,生育政策的放宽在促进人口增长的同时,有效缓解老龄化趋势。但政策影响日渐式微,亟需结构化变革与调整。

农村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及实现路径

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呼唤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创新发展。当前,我国农村养老服务模式类型多样,其模式运作的重要内生动力在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统筹领导力、专业社会服务组织与财政集约利用的同步发力、文化传统浸润与乡土社会网络催生出的互助力、农户资产禀赋的高效转化与集体经济发展需求的相互作用力。不过,现阶段农村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仍有不足,突出表现在人口要素支撑不足、农村基层组织发展参差不齐、养老服务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较低、养老服务资源存在错配、养老服务质量评估监管困难等。为此,需要从优化资源配置、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市场化进程、挖掘在地资源、构建多主体共建共治机制等方面来增强农村养老服务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孩”政策下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调查研究——基于女性个人、家庭关系和社会交际视角

从个人、家庭关系和社会交际三个方面调查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合育龄女性生活圈层实际进行调查假设:育龄女性个人的生育意愿是决定性影响因素;育龄女性所生活的家庭圈层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育龄女性的社会交际圈层是影响其生育意愿的间接因素。通过对线上调查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数据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个人因素主要包括学历、职业、产后身心负担、个人自由时间等;家庭圈层因素包含配偶生育分担、家中长辈生育观念以及代际支持、家庭对孩子性别偏好等;社会圈层因素包括职场环境、劳动压力、周围人生育意愿、周围人生育后家庭状况,以及基层生育政策的落地情况等。结合线下访谈结果发现,对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以育龄女性个人为中心,依据其家庭生活圈层与社会交际圈层而递减,验证了调查假设。因此,要提升“三孩”政策下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应从构建家庭生育支持制度、完善女职工劳动保护制度、健全男性育儿参与制度等制度性保障上寻求解决路径。

生育率回升的公共政策:约束、激励和扶持

低生育问题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社会难题,为了治理低生育率问题,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两孩”和三孩政策,各地政府积极跟进,但收效甚微。如何才能够使生育率得到回升呢?由于生育是关乎亿万家庭和国家发展的大事,既是个体民生又是国家兴衰、民族复兴的公共性事务,生育问题也就成为具有公共性的问题。通过梳理国内外应对低生育率的公共政策实践经验,总结分析当前我国推升生育率政策效果不佳的原因。基于公共政策视域研究认为,需要通过制度、文化的建构和形塑,在约束不生“源头”的基础之上与“激励”和“扶持”个体生育需求相结合,系统性多维度协同促进生育率回升到适度水平。

中国普惠性生育保障制度设计及其筹资需求

中国生育保障制度缺乏统一制度设计,覆盖范围窄,待遇水平低,难以适应当前人口发展状况。本文提出应建立普惠性生育保障制度,覆盖全体国民,由基本医疗保险支付生育相关医疗费用,设立面向所有分娩女性的生育津贴。本文测算了2021—2035年,不同方案下普惠性生育保障制度的筹资需求及其财政负担。结果发现,不同方案的筹资需求差异较大。总筹资需求中,从儿童类型来看(一孩、二孩和三孩),一孩和二孩的筹资占比约90%;从保障内容来看(生育津贴、产检和分娩报销),生育津贴筹资占比约70%;从城乡来看,城市和镇筹资占比约85%。财政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提供普惠性生育津贴所需的额外筹资占财政收入的0.31%-0.62%,可负担性较强。本文建议:建立普惠性生育保障制度;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化的产检一揽子服务包,并将其纳入门诊特种病报销,实行按服务项目付费;提高生育相关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普惠性生育津贴可从低起点起步,保证财务可持续性。

我国托育服务的社区化转向:逻辑与路径

依据“照顾四边形”理论分析框架,托育服务发展需要向重视社区托育地位和作用的方向转向。托育服务社区化呈现去机构化、非正式化、共享化和地方化等特征。在国家政策和地方探索的积极推动下,我国托育社区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受到思想认识落后、行政体系牵制、运作机制制约、实践经验欠缺以及场地条件限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托育服务社区化还面临一系列问题。为此,要转变政府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中的职能,推进不同供给类型托育服务的协同发展,建立完善的社区托育需求表达机制,促进多元主体共担、共治和共建社区托育。

医养结合服务的有效模式及其实现机制研究——基于陕西省汉阴县鸿济医养中心的案例分析

医养结合是优化老年健康和养老服务供给的重要举措。如何实现医养结合的真正落地和可持续发展,是在多年试点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中需要优先解答的关键问题。文章对陕西省汉阴县鸿济医养中心的服务模式进行了总结,并借鉴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理论,剖析了鸿济医养中心作为一家民营医院如何推动县域医养结合服务优质高效和可持续运行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汉阴县鸿济医养中心通过“从民办民营到公办民营”的成长路径,形成了以民营医院转型为驱动、服务延伸为抓手、从机构逐步走向居家社区的医养结合发展模式。该模式破解了医养结合服务中存在的服务连续性、可持续性不足等问题,有效满足了老年人的医养结合需求,其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能够主动适应环境变迁,把握时机、顺势而为,实现了医养结合从外部需求压力向内在发展动力的转变。与此同时,政府的支持和引导也增强了该模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应通过激活医疗机构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内生性动力、发挥民营医疗机构的作用、强化政府的支持和引导等措施,推进我国医养结合服务健康、高质量发展。研究结果不仅为县域层次推进医养结合服务发展提供了借鉴,也为破解民营医院的发展困境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三孩”政策背景下我国乡村生育政策的创新与完善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受长期计划生育政策惯性、生育观念转变和大范围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国乡村人口呈现出总量快速下降、人口结构恶化、总和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性别比失调等问题。2021年“三孩”政策推出,提出应对我国生育政策进行综合性设计,以顺应我国乡村人口发展的需求。我国现有生育支持政策对于化解乡村生育问题还存在较多不足,需要秉持科学化和统筹城乡理念,抛弃历史包袱和政策惯性,遵循推进政策普惠化和系统化的思路进行政策调整,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体系。

三孩背景下我国生育支持政策评价——基于十个城市社区的调查分析

在我国当前人口负增长的背景下,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对于提高生育率、改善人口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选取了十个城市社区,对其全面三孩政策及其配套生育支持体系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发现:生育补贴覆盖面窄且待遇水平有限、生育保险覆盖率低、产假和育儿假等生育休假制度落实存在困难、托幼服务需求难以满足、面向多子女家庭的住房支持政策有待完善等。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相关政策建议。

推进托育机构高质量建设,促进托育服务行业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婴幼儿照护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质量的托育服务是我国支持生育、保障民生的工作重点。近些年,在国家的重视下,托育服务取得飞速发展。据全国托育服务工作推进会上介绍,截至2022年底,我国共有7.5万余家托育机构,全国托位供给超过千人口2.5,与此同时,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从关心“有没有”到关注“好不好”,托育服务质量成为广大家庭最为关心的问题。如何让广大婴幼儿家长“托得放心”成为一段时期内托育服务工作的重点。推进托育机构高质量建设,促进托育服务行业可持续发展也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期特邀四位专家从“托育机构质量建设”“托育政策与供给”“女性生育养育意愿”“人口高质量发展”等多视角对新时代托育机构的高质量建设建言献策。

“边老边减”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人口负增长地区的证据

中国人口进入了老龄化与负增长交汇的“边老边减”阶段。文章梳理了人口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影响经济增长的文献,基于供需互动视角建立了经济增长模型,模型推演表明,人口负增长时代,经济增长慢于人口增长和不增长阶段。利用人口普查和我国2010—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人口负增长地区与全国的经济表现和增长模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负增长地区的常住人口减少使得产出增长年均放缓0.99~1.82个百分点。“边老边减”对需求侧和总产出增长有不利影响。人口负增长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全国水平。面对人口发展新常态,不必过分忧虑劳动力减少。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鼓励技术进步和投资,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紧密结合起来,稳定人口规模,确保经济增长处于合理区间。

三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制度的重构——基于普惠性视角

一、引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17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连续七年下降,到2023年,出生人口仅达902万人,较2022年减少54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全国人口连续两年负增长,总和生育率仅为1.0左右,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倒数第二,低生育率问题日益严峻,鼓励生育、促进人口增长刻不容缓。面对严峻的人口发展形势,2021年,国家进一步调整人口政策,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生育政策(简称三孩政策),并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生育政策调整对黄河流域城市韧性影响——以二孩政策为例

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对于打造韧性城市,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2013年开始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为准自然实验,综合考虑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建立包含失业人口和老幼人口两条作用路径的分析框架。在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对黄河流域城市韧性进行测算后,进一步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生育政策调整影响城市韧性的效果与机制进行探究和验证。结果表明,生育政策调整会在短期内降低黄河流域城市韧性,且这种负面效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三阶段特征。机制检验表明,生育政策调整并不会使城市的女性失业人口显著增加,但会通过增加老幼人口影响城市韧性。

上海市育龄青年三孩生育意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基于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的调查数据,运用卡方检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影响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普遍偏低;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三孩意愿受到性别、年龄、户籍、学历、婚姻状况、现有孩子数量、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月收入、上海购房情况等因素影响,并体现不同层次生育意愿特征;生育支撑体系、家庭与生育观、个人职业发展、城市人口流动是影响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四大因子,其中家庭与生育观是最大的影响因子。较低的三孩生育意愿不利于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资源投入和优化配置。为进一步提升上海市育龄青年群体的生意意愿,要实现政策导向与生育自主回归相结合,全面提升与有的放矢相结合,提倡科学生育观,完善生育支持体系。

地域文化影响生育意愿吗?——基于方言的经验检验

近几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屡创新低,如何提高生育意愿成为解决人口问题的关键。欲寻低生育意愿的根源应深入到文化层面,中国多样的地域文化为研究“文化与生育”提供了理想场景。研究利用方言测度地域文化,发现地域文化与个体生育意愿相关。进一步研究显示,地域文化通过社会观念、社会压力和社会支持三个机制影响生育意愿,且不同方言区的地域文化影响各异,方言“强势”、人口流入多、宗族文化强的地区,地域文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显著。此研究为学界提供了新视角。解读影响中国生育意愿的非制度因素,为完善生育政策提供数据支持,也为国际学界研究生育领域的文化效应提供了来自非移民国家的新的经验证据。

构建全龄友好社会的重点与关键

构建全龄友好社会既有利于调节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也指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从“全龄”的全景式界定到“全龄友好”的观念更新,再到“全龄友好社会”的治理秩序改革,这一构建历程体现出中国探索的全新视野。构建全龄友好社会是紧紧围绕年龄的社会治理变革,包括全人群、全代际、全要素、全方位、全价值、全生命周期、全生活事件、全行动主体、全角度覆盖和全技术加持十个方面的改革侧重点。从理论倡导到政策实践,构建全龄友好社会将立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依据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和人口及相关领域公共政策体系予以整体性推进。

家庭友好政策能提升青年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吗?

文章基于2022年对3764名20~35岁青年职业女性的在线调查数据,采用重聚影响函数回归方法检验了家庭友好政策对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了不同分组的影响异质性。研究发现,家庭友好政策能显著提升青年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且企业支持政策的影响最大。家庭友好政策系数随分位点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同分位点的显著性水平存在差异。缓解工作-家庭冲突是当前家庭友好政策促进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主要路径,而相比之下,促进性别平等的作用则相对较弱。此外,研究揭示了职业技能培训可以调节家庭友好政策对青年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为进一步激发青年职业女性的生育潜力、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政策体系,包括完善经济支持政策、优化职工生育保障制度、延长育儿照料假期、构建完善的托育服务体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