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扩散基础上的整体性对齐:大模型的开源与闭源之争

大模型的开闭源是目前一个重要的争论点,这种争论主要集中在效率问题、安全问题以及平等化与民主化问题上。促使大模型开源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开源大模型在市场上的独特优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二是带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开发者对技术平等和技术民主的追求。大模型开源亦面临一些挑战,包括经济效益挑战、社会加速挑战和社会安全挑战。后两种挑战需要人类社会进行应对,包括两种方式,一是通过适当的闭源来缓冲技术扩散的速度,二是通过对齐技术来对大模型进行人类社会规则约束。大模型对齐应当是整体性的,包括阶梯性的对齐、人与大模型的双重对齐和大模型生产全过程对齐三个基本方面,而其实现机制包括透明性机制和协商机制。

2010年以来的中国环境政治学研究论评

通观2010年以来我国的环境政治研究,理论著述方面的成果或进展显然要更为扎实,相比之下,国外名著译介、学术机构与重大学术活动两个方面只能说是平稳推进,但亮点不够多。而从环境政治(学)研究的四大议题领域,即环境政治理论、环境政党与运动、政府环境政策、国际环境治理与合作来看,欧美国家的环境政策与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及其谈判,无疑是我国学者最为关注、学术成果也最为丰硕的两个议题领域。我国环境政治研究的主要阶段性进展或提升,一方面,是环境政治学同时作为一个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比较政治分支学科的事实性确立;另一方面,环境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未来成长与发展,还将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挑战与困难。

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的主体性困境及纾解路径

主体性问题一直是无数思想家所探讨的哲学命题,是人类同其他一切存在相区别的典型特征。随着数字技术在人类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使用,公民的生产生活更加倚重于数字技术这一载体,数字化生存业已成为近在咫尺的现实。数字化生存天然所具有的“赋能”本质不断驱动公民主体性的发展,但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公民生存的过程中,对公民主体性的应然发展却也实然落空,数字价值茧房弱化公民主体选择的能动性,数字全景监狱阻碍公民主体发展的自由性,数字异化劳动蚕食公民主体劳动的自主性。因此,亟须积极探索纾解数字化生存视域下公民主体性困境的路径,从技术、公民和社会层面协同发力,最终回归公民的主体性本位。

生物资本主义的生成逻辑、本质特征与中国策略——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探究

生物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在生物时代的最新统治样态,是资本主义的延续、演变和子集,其从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从而实现了人类文明的“飞跃”,但同时,它引起社会关系的消极变革进而表现出对人类文明的“僭越”。“飞跃”与“僭越”的矛盾运动内嵌着“科学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间的背反性,外显为生物资本主义诸多现代性矛盾的生发性特质。立足经济全球化背景,应对生物资本主义扩张和渗透的基本策略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物科技发展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要持续深化对生物资本主义本质、规律及发展趋势的认识和把握,进而在波谲云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不断探索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主义行动方案。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本土化重构及其反思

从外引介而来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被国内学者广泛运用的同时,也不断地被本土化重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是一种二元结构取向的研究范式,其本土化重构逻辑主要体现为范畴式重构与方法论重构两条路径。在范畴式重构路径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本土化实现了从“二分法”到“三分法”的转换,主要包括国家结构的范畴式重构与社会结构的范畴式重构;在方法论重构路径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本土化旨在“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是一种过程”,更加注重从行动者、动态化、互动式的过程性角度理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本土化路径在社会组织研究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本土化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外源性理论与本土性经验之间的融合,但依然存在一定的知识增长空间。

从政治整合到政策统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70年的路径与趋向

分析政党国家对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及其特点,对于理解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建立起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国家,通过国家主导政治整合方式对农村进行改造和建设。此种政治整合主导逻辑在于权力形态和治理结构的高度中心化,即政党及其组织运行成为基层治理的中心。1978年开启农村改革以来,国家通过政策统筹方式调整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分为体制改革重塑基层治理结构、制度建设培育基层民主、农村综合改革统筹乡村发展三个阶段。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在于衔接国家治理目标与农村社会内生性演变逻辑,平衡国家政策导向、农村发展实际与农民现实需求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促进农村综合发展。

政治生态研究的现状、热点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学分析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国家发展、民族昌盛、政党生存的坚实基础。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1994年至2019年7月CNKI数据库中篇名含"政治生态"的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为样本数据。通过文献计量学结合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从文献量、涉及学科、来源期刊、发文作者、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和聚类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对政治生态的研究现状、热点主题、演进阶段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生态研究态势良好,成果较丰富,但没有形成核心作者集群,作者和研究机构合作度均不高。研究内容上,政治生态的内涵不断丰富,分类更具体;其内在逻辑包括实践、主体和制度三维理路。对于实现路径的研究主要从思想性、导向性、民主化、法制化等方面入手,形成了大量宝贵的经验,构建了科学合理的政治生态评价指标体系,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借鉴。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文化安全审视

中国现代政治知识虽然从源头上不能完全排除传统时代的理论影响,但它的概念体系及理论架构等却显然来自西方,以西释中、西主中附,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学术常态。政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具有强烈的价值属性,即使是其中的规律性内容,也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性,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性质及意识形态上有一定程度的敌对性,如果中国在政治知识上缺乏对西方的必要警惕,就必定会面临根本性文化安全问题,并因文化安全问题连带产生政治安全问题。中国必须在政治知识上具有高度自主性,在学习、借鉴和消化西方政治知识的同时,保持文化安全的高度警惕,对西方政治知识中的概念、范畴、命题和判断进行必要的文化安全审视,抵御和化解风险,切实维护文化安全。

论法治视角下党章的修改

随着相关党内法规条例的完善和党章修改惯例的形成,党章修改逐步走上了法治化轨道。二十大党章修改法治化特点体现在参与机关的职责明确、各司其职,修改过程民主化程序的日渐成熟,修改内容的日趋稳定等,并及时将党的十九大以来最新成果和二十大精神融入党章。修订后的二十大党章承载着重要使命,加强党章的有力实施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

智慧时代法学实证研究的坚守与发展--第六届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年会暨第七届数理-计量法学论坛综述

法学实证研究可在“机器智慧”之外,为智慧法治建设贡献“人类智慧”。法学实证研究可以与法教义学展开合作,且在智慧法治建设进程中,法学实证研究可回应智慧建设需求。运用传统实证研究方法揭示并分析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所存在的具体问题,仍是当前法学实证研究的实践着力点。司法体制改革质效、法治实践现状与效果等都是当前法学实证研究的主要分析对象。法学实证研究的破局与发展,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交叉、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同时借力不断发展的数据处理与分析技术。

两岸关系变迁研究的“大系统”分析框架初探

两岸关系研究中存在着政治因素的作用被过度评价的问题。当民进党执政时期两岸政治关系面临严峻挑战时,两岸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仍保有较强韧性,经贸和社会等领域的两岸依存度不降反升。这种现象表明政治因素对两岸关系变迁的影响虽然很大,但也存在局限性。现有的两岸关系研究模式缺乏基于交叉学科逻辑体系的分析框架。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引入两岸“大系统”观,以跨学科和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构建两岸关系变迁研究中的“大系统”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阐释两岸“大系统”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和变迁机制,并在两岸关系现实中进行实证检验。两岸“大系统”分析框架显示,相较于政治体系,整体系统环境更具决定性作用,两岸关系变迁的方向和进程是全要素互动的结果。

历史、政治与社会:历史社会学解释政治变迁的三重向度

政治变迁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基础领域之一,但研究政治变迁却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与研究视角。历史社会学作为一门相对成熟的学科,能够给政治变迁研究提供三种解释向度,即政治变迁的历史性解释、政治性解释与社会性解释。历史性解释强调政治变迁的“整体—历时”性特征并为其建构因果联系,政治性解释围绕政治权力的变迁展开论述,社会性解释倾向于从结构性与文化性两种角度考察政治变迁,这三种解释向度虽非彼此隔离的角度,但在不同的案例研究中展现了不同的解释效力与风格。厘清三种向度间的关系,可以借由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资源加深对政治变迁问题的认识。

科学共产主义是我党始终不渝的信仰——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崇高理想,坚持这一崇高理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鲜明本质特征之一。如同当年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属于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属于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属于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引下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实践。

数字时代的法学教育转型

现代法学教育历史悠久、根基深厚、体系完整,但进入数字时代后却遭遇了“双重危机”。其“传统危机”主要是基于现代法学的自身局限,以及长期积累下来的保守僵化而形成的;其“数字危机”则是基于新兴技术革命,以及数字化转型挑战而形成的,但法学界对此却没有足够的“危机感知”。事实上,面向数字法学教育的变革转型,既源于数字社会发展的强力驱动,也是数字制度创新的客观反映、三大体系建设的时代要求和新文科、新法学建设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在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方式和培养能力等方面进行深度的创新变革。然而,现代法学与数字法学并不是平行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从工商时代转向数字时代所生成的汇流融合,基于此,数字法学教育必将成为主导形态,它反映着数字时代的基本属性、社会规律和发展方向。

现代国家何以同样需要礼治:历史政治学视角的研究

礼治常被视为一种前现代治理机制,但现代各国仍普遍存在礼治因素,中国尤为明显,表明礼治是健全的国家治理所不可或缺之机制。以历史政治学方法分析礼治形成、重建的三个历史关键节点可以发现,礼先于国家而存在,组织了早期人伦与宗教生活。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较高自主性、能动性的政治权力为自己建立了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即“政刑”,但其覆盖和穿透能力毕竟有限;为进行有效治理,政治权力又吸纳了礼及其所塑造、维系的社会,作为国家治理之基础设施,这就形成了礼治。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是国家的本质所在,但唯有通过礼治,政治权力才能对社会进行全面治理、深度归化,此即礼治之必然性所在。因此礼治尽管在历史上多次崩溃,却总是得以重建;今天中国正处于重建礼治之过程中,亦当建立兼容礼治之国家理论。

在风险社会中重估社会批判的价值

在工业社会中,批判与建构是这个社会得以发展的两大支柱,不仅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因为摧毁旧世界的需要而致力于批判,并通过批判开拓出工业社会的建构之路,而且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也是通过批判而寻求建构方向的。批判既是认识也是反思的过程,是一切行动理性化的前提,工业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理论实际上都有着批判的色彩。然而,全球化、后工业化也许意味着一个批判的时代的终结,特别是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无论是批判者还是批判的对象都在虚幻化,以至于不仅无法进行批判,而且使得批判变得没有必要。对于风险社会中的合作行动而言,坚持走在工业社会批判的道路上极有可能使批判变成庸俗化的谴责、抱怨和攻击,这是非常有害的。合作行动所直面的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挑战的问题,是在危机事件面前的即时行动,批判与建构都归于行动。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维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其在发展过程中一度重视制度却忽视观念,因而无法清晰阐释一些政治现象,尤其是内生性的制度变迁问题。在社会科学整体演进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结合自身的理论局限发生了观念转向,推动了制度分析的议题深化、理论建构及方法更新。从逻辑起点、围绕制度与观念关系的基本主张、特点与局限三个方面,可以揭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观念研究的大致样貌。从多学科分析视野与社会科学知识脉络加以审视,可以挖掘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丰富内涵及关键突破。在此基础上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作出综合反思,可以发现各个流派在方法提炼及运用方面独具特色,同社会科学前沿与内在背景脉络关联密切,存在交流沟通、相互转化、彼此联结及整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科学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契合性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超越了“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的野蛮本性,突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和西方现代化的逻辑束缚。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中国的特殊国情,又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密码”;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又体现人类文明的进步性和世界发展的多样性,为探索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科学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高度契合性,着重体现在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4个方面。

论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直接揭示了人的共同发展,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理论对人的本质进行追问,是推动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价值旨归。实现新时代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内在追求,是推动现代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历史实践,是人类文明事业进步史上注定不平凡的一步。

由面及体:基层党组织引领“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之整体性建设研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关键要素。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视角,“自治、法治、德治”相互结合的作用方式构成了有效治理之面,党组织作为“三治结合”的主导,在更高维度上与三者互动,形成治理之体。面对乡村自治活力缺乏、法治建设失衡与德治要素流失的困境,基层党组织要加强自身建设,引导“三治”两两结合,从激发自治活力、发挥法治与德治教育合力、重塑乡村道德风尚三个维度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从而提出党组织领导下“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