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主义视域下的人工智能价值对齐

现有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价值对齐方案试图借助自然科学的经验证据与实证方法厘清人类道德的自然主义基础,并通过技术手段将其应用到AI对人类价值观的学习之中,忽视了道德的自然主义解释的根本性缺陷,引发了AI价值对齐难题。有限主义认为,现有AI价值对齐方案主张使AI具备类人道德,在本质上遵循AI发展的自由主义进路。这过于乐观化、理想化。在现实中,时空有限性、类人有限性与算法有限性等难题导致AI价值对齐的功能有限性。同时,AI价值对齐的功能有限性又伴随着各类技术风险与社会风险,即AI失控风险、人类机器化风险、无人担责风险与AI滥用风险。对此,应坚持有限主义的AI价值对齐方案,反对通用AI价值对齐的路线,坚持AI价值对齐的去道德化,制度化防止AI道德责任对齐,以及控制AI价值对齐的应用范围。

城市“闲置地”耕种经济学分析

随着城市建设进程不断加快,利用城市“闲置地”耕种也更为常见,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不仅涉及城市“闲置地”产权的初始界定,还涉及居民利用城市“闲置地”耕种后的产权特征变化、民间自发的产权界定机制等问题。因而,从产权经济学视角对城市“闲置地”耕种进行研究,不仅可以进一步拓展产权经济学相关理论,还能为提升城市“闲置地”利用效率带来一定的启示。为此,基于巴泽尔的产权理论,首先描述城市“闲置地”耕种前后的产权特征变化,继而对城市“闲置地”耕种的经济学原理和机制进行理论分析,最后给出研究结论及建议。

主观社会阶层与道德判断的关系:独立型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选取523名被试,进行道德判断、主观社会阶层、自我构念与零和博弈信念的测量,以探讨主观社会阶层与道德判断之间的中介机制。结果表明:(1)主观社会阶层显著正向预测功利型道德判断;(2)独立型自我构念和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预测功利型道德判断中起到链式中介作用;(3)零和博弈信念在主观社会阶层和道德判断中起遮掩作用。本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社会性因素影响道德判断的机制。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空间在居民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其建设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然而,传统的公共空间营造模式往往未能充分尊重居民的主体地位,导致空间的功能布局与实际使用需求存在较大的脱节现象,缺乏足够的活力和凝聚力。面对当前公共空间营造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应明确居民在其中的参与地位,坚持以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政府的制度支持和资源协助作用。同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治理能力的提升,并注重相关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价值嵌入与价值对齐:人类控制论的幻觉

价值对齐反映了对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关系进行简化的理论惰性,其本质潜藏着一种价值维度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投射,同时也体现了人类在技术自治性面前的不安感。价值对齐是一种企图将所有的技术-社会的复杂性问题都置于“价值偏差”的系统性盈余中予以整体性解决的技术治理方法。然而,将人类价值观嵌入人工智能系统,一方面会使得技术的发展成为最小化人类责任的借口;另一方面,这种话语以一种抽象性的人机价值差异掩盖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全过程中的价值性因素,从而以价值排他性的方式将人工智能的“问题”建构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外在,使得关于价值的讨论只逡巡在人机的边界之上,而不向人类内部返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已经建构起来的社会历史中的价值无意识和不平衡的数据分布现实,是一个关于“具有自主性的智能体应该和不应该被如何设计”的问题。因此,人工智能的价值判断基础应当由外在的价值嵌入转向具身认知和知觉能力的形成。只有通过有效的人机交互与环境感知,打造开放式人机生态体系,鼓励开发与人类处于更广泛的目的分享和责任分担的人工智能,才能防范由技术所导致的任何形式的垄断。

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批判

世界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向度多维的复合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解读。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世界主义为资本扩张辩护,试图掩盖社会分裂与阶级对立的现实,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经济主张的伪善性,政治主张的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趋向,以及民族问题上的狭隘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泛欧民族主义倾向。当今社会,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基于世界格局的转换和资本主义新变化,演变出复杂多样的形式,部分学者将其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做简单比较或关联,容易造成认识偏颇。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为研判当代世界主义流派提供了重要启示,不仅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分析21世纪世界主义的新变化,善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审视世界主义的各种主张,还要高度警惕世界主义打着各种幌子在思想领域制造混乱。

数字化转型:新质生产力对城市韧性的塑造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成为塑造城市韧性的关键力量。随着城镇化加速,城市面临多重挑战,韧性城市建设被纳入国家规划。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要素优化、产业升级和人才聚集来提升城市的技术、组织、社会和经济韧性。然而,新质生产力应用也面临数据隐私安全、技术整合、可持续性、技术不平等及政策治理等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构建智能基础设施、数据驱动应急响应系统、可持续智能城市规划,并促进跨部门协调与国际合作,以实现城市韧性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数字化转型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新视角,对指导城市战略规划、辅助科学决策及城市管理、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互联网+宣传”工作模式在新公司企业文化构建及传播中的应用探析

随着时代的发展,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尤其是新公司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精神状态、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既是企业发展的软实力,也是企业发展的硬支撑。新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不断创新和完善,才能与时俱进。在当前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宣传”工作模式以其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传播效果好等特点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主观社会阶层、社会公平感对我国少数民族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秉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致力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因此,少数民族群体的幸福感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基于CSS2019数据,运用相关分析及中介作用分析方法,探讨了主观社会阶层与少数民族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社会公平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能够正向预测少数民族主观幸福感且社会公平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持续推进民生政策保障,是提升我国少数民族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途径之一。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产业振兴的现实考量及实现路径

在反贫困策略日益强调区域发展益贫带贫作用背景下,要实现稳得住和能致富目标,唯有抓住国家对重点帮扶县给予集中支持的有利时机,最大限度发挥组织推动、要素保障、政策支持、创新驱动、协作帮扶的综合效应,将兼具规模生产能力、抵御风险能力、收益分配能力、共建共享能力的农村集体经济打造为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成熟稳定载体。同时,把握好农业上云、用数、赋智新机遇,将农村集体经济与农业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作为重点帮扶县突破农业发展瓶颈和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及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长远战略,加快探索农村集体经济与农业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的组织形式和实现路径,不断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包容性、规范性、持续性,充分释放资源、劳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双向流动的合作潜能和发展潜力,并通过集体经济与农业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重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使农村集体经济成为带领农户走上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最有效组织方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民生法治建设的“公平”话语解读

民生法治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民生问题也一如既往地重点阐述。社会公平正义是民生法治建设根本的价值目标,又是评价民生法治建设成效的基本标准。在民生法治层面,社会公平正义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共享正义,以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既强调形式上的公平正义,也注重实质上的公平正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民生法治涉及的公平叙事主要有教育公平、机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的公平,既有基础意义上的公平,又有分配意义上的公平和保障意义上的公平。竞争公平是与民生领域关联极大的公平形式,着力于市场主体的公平资格和通过法治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同时通过国家的有形之手来保证竞争公平法律的贯彻与执行。

企业间存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考察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结合空间计量分析方法研究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溢出问题,构建能够反映企业TFP溢出机制的两类空间权重矩阵,实证分析了企业间存在的TFP溢出现象。结果表明:企业间TFP正向溢出现象是显著存在的,并且企业TFP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前一期的TFP水平对当期TFP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固定窗宽的滚动估计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间的TFP溢出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强。东、中、西地区和高、中、低技术行业企业间的TFP溢出效应强度存在依次递减的特征。其中,电子信息及装备制造业溢出程度最大,烟饮食品制造业溢出程度最小。

地方政府绩效指标体系构建研究--基于BSC、KPI与绩效棱柱模型的综合运用

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价值取向可被视为评估体系之魂,指标体系则堪称评估体系之躯干,二者各自的重要性和相互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为了解决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价值取向与指标体系相脱节的问题,从国内外的现有研究出发,可以综合运用BSC、KPI与绩效棱柱模型,通过分析多个指标设计模型的特点而得到一个整合模型,将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科学发展观融入到指标设计过程中,从而提炼出一套价值取向与指标体系紧密结合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模版,切实改善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

数字资本主义中的阶级斗争

自然辩证法不能直接应用于社会——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会自行崩溃,社会主义会自行出现。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通过工会组织罢工,工人阶级才能创造新的历史。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我们需要为工会和阶级斗争增加新的“数字”维度:首先,阶级斗争和罢工应当利用数字平台作为组织手段;其次,罢工应当发生在网络上,并扰乱数字平台的价值生产,从而用数字力量威胁数字资本。劳动时间问题仍是工人阶级斗争的重要方面,在21世纪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争取更少的劳动时间是数字工人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平台合作社、数字公地等方式是超越数字资本主义、迈向数字社会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

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以汶川“5.12”地震为例

现实中应对公共危机的思路基本上遵循的是"全能国家"逻辑,该逻辑既与公共危机的特性不相符合,又过于简单,甚至扭曲了现代政府治理的制度特征,因而在危机管理的实践中成效不彰。本文立足于利益相关者分析,以汶川"5.12"地震为案例,认为要科学合理地应对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应对思路就必须由"全能国家"逻辑下的政府单边治理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复合治理转型。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的要义就在于通过利益相关者间多元角色的互动,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精神,从而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与回应性。

象征性治理:一种基层政府行为的信号理论分析

象征性治理是基层政府治理的一种方式或者治理状态,它主要以四种形式存在。在政府治理领域,信号可分为能力信号和忠诚信号两类;按照发出信号成本的高低,象征性治理可分为三个层面。象征性治理发生的内在机理是,官僚体制内作为代理人的官员为其预期效用的最大化而发出关于自身能力或忠诚态度的信号;信号的有效性与发出信号所付出的成本呈正比;但随着官员能力的提高,其能够承担的成本也会上升,因而原有信号的有效性是逐步递减的,由此形成这几种象征性治理行为的依次演变。

关于大型基建央企内部巡察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大型基建央企已经成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为进一步推动央企经济文化建设,应对基建央企开展内部巡察工作,并针对巡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对策,从而实现央企经济、文化的更快发展。本文以大型基建央企内部巡察工作开展为研究内容,针对现阶段我国央企内部巡察工作开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深入研究,希望能够通过此次研究得出有利于央企经营发展的指导方案,从而有效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专项转移支付的政治意蕴——基于中部某县的个案研究

我国的专项转移支付总量大、项目杂,在申请时广泛存在"跑部钱进"的现象,使用时又肢解了下级政府的资金分配权,且缺乏有效的内部和外部监督,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倍受理论界和实践界的诟病。然而,专项转移支付却承载着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使命,那就是充当中央主导下的公共财政转型的财政工具。中部某县的个案研究,为我们揭示了专项转移支付的政治意蕴,以及中央主导下的公共支出结构转型所存在的局限性。

理解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方向

为什么中国公共预算改革的方向既是控制取向,又是绩效导向?预算类型的投入产出分析表明,核心预算易于控制,而项目预算则与绩效紧密联系。控制取向的预算改革是不够的,绩效预算是针对专项资金发展起来的预算治理结构,改善了专项资金的分配效率和运作效率。从根本上讲,是国家的内部结构影响了中国公共预算的改革方向。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政府信任风险因素分析

政府信任实质上是一种公众与政府之间以行政权力为媒介的"信托式"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政府行政能力、政府道德责任和公众认知水平等因素引致的信任风险。民主政治以制度化的不信任为假设前提,强调公民参与治理,构建政府与公众之间互相合作、相互制约的多元生成机制,从而尽可能降低或化解政府信任风险,促使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政治关系更加稳定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