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及根本应对

传染病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有时甚至是转折性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传染病造成的生命威胁有所减弱,但对经济的冲击放大。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突出表现了生物安全风险的加大与治理能力不足、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要求、新科技应用与个人权益、安全与自由等矛盾。危中有机,疫情使数字经济借机发展、人类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升级、全球气候治理或将迎来新转机。人类无法消灭传染病,但可以尽量减少疫情的暴发和限制疫情的蔓延。从哲学的高度看,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自身的和解是防控传染病的根本之道。

现代国家之国族与族群的纠缠

现代国家为当下世界范围内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类型,而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民族国家首先出现于欧洲,其本质是民族形成后从君主手中夺取主权而建立的一套体现“主权在民”国家伦理的体制机制。民族国家被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采纳而达至普遍化后,便成为了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可是,欧洲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将国内众多民族群体整合为一个国族而建立民族国家的,欧美最早的民族国家也由于多族化而出现了多种族群,所以现代国家便普遍地面临着国族与族群的纠缠,以及其间的张力所带来的问题。相关国家在应对中采取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就是国族化和族群化两种。两种不同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迥然有别,但国族化的选择显然更有利于现代国家体制的稳定运行和功能的发挥。

柔性渗透: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公共服务路径

现代国家认同关乎国家的存续与发展,其建构的过程与结果统一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进程之中。公共服务作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职能,是实现国家向基层社会渗透、疏解现代国家认同建构梗阻最直接最高效的路径之一。基于西南村寨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作为现代国家建构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策略性选择,公共服务供给下的柔性渗透路径强调以物质性、生活化和非强制性的手段影响国家建构进程中民众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选择,其核心是通过公共服务供给背后隐性的国家权力对国家政权基础、经济社会基础和权利基础的积极性建构与重塑,积极培育民众的现代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重建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从而实现现代国家认同的有效建构。公共服务的柔性渗透不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边疆村寨潜移默化地建构起现代国家认同,而且在当代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和国家认同建设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现代国家仪式的政治效能研究论纲

精准评估国家仪式是推进国家仪式研究的核心工作。本文基于“政治效能”概念来确定评估的方向,并分解出“过程效能”和“结果效能”两种类型,用于评估国家仪式的内在过程和外在结果。借助政治现象学方法,国家仪式的评估方案需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以国家仪式能否促进国家发展为首要内容;兼顾国家仪式的主客观要素;系统性地评估国家仪式。国家能力理论和政治认同理论能够分别实现评估“过程效能”和“结果效能”的目标,也能够接受三个原则的检验,所以适于充当此后指导评估实操的基本规范。

后发国家自主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现代化是人类的共同事业,但现代化并非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而是拥有复杂层次结构和因素变量的长历史演化过程。后发国家被西方“冲击”后的被动现代化“反应”,需遵循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即国家建构、政党领导和政府质量是促成自主现代化的基础要素。从国家建构看,后发国家自主现代化的前置问题是国权问题,国家认同持续注入则是国家建构的根本;从政党领导看,后发国家需要政党的自主现代化共识凝结和政治动员,且后发国家政党应以自身制度化带动国家政治制度化;从政府质量看,渐进经济改革的政策创制是政府质量高低的关键指标,公正、回应和廉洁则是政府质量的价值依归。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建构、政党领导和政府质量的目标分别指向国家人民属性和建设人民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形态以及效能与公信力兼具的法治政府,它们是中国式现代化高度自主性的根本保障。后发国家现代化如果仅聚焦技术层面的工业化或硬性照搬照抄西方制度模式,未基于基本国情以渐进模式促成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相适改革演进,则必然遭遇挫折,沦为西方现代化的“附庸”。

个人权利工具化:当代西方身份政治的价值歧路

当代西方身份政治的实质是极端个人主义冲击自由民主与公民政治的群体镜像。西方身份政治最初只是谋求个人权利的族群政治,但后期日趋明显的极端化倾向却将个人权利推向价值异化的边缘:个体的权利诉求开始超越宪法和法治层面,升格为少数族群政治对抗的话语工具。全球化、市场化、政党极化与传播数字化等新兴浪潮在推动个人主义深度扩张的同时,也构成了个人权利工具化的时代诱因。个人权利的工具化态势扭曲了权利的核心意义,构成了对自由民主重大而深远的冲击:它非但无法调和族群冲突,反而加剧了族群间的身份张力,加深了个人权利与自由民主之间的价值区隔与断裂,将西方社会引入身份分裂与政治极化的泥沼。身份政治是当前西方各国正在遭遇的冲击和挑战,它所蕴含的草根化、动员性和反民主倾向应该引起所有面临现代化议题的转型国家的重视。

责任的分立与融合:现代责任政治发展的模式变迁

责任能够协调并强化公共生活中各部分的有机联系和良性互动,是构建良序政治生活的重要规范,这也使得基于责任意识形成的责任政治日益成为现代政治的重要原则。随着社会发展,责任政治展现出从分立走向融合的模式变迁趋势:从传统社会逐步转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权力基础与公权力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推进了伦理责任向契约责任的转变;社会分工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化不断细化,以角色为归属性存在的责任呈现出一元向多元转变的趋势;责任政治的现代化转变融入了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价值,促进了政治秩序的现代化演进。立足于中国场景,以责任政治建设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在“两个结合”中完善责任政治建设,有利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亚当·斯密论“国家的智慧”

围绕自然自由体系,斯密为政治行动划定了恰当的范围。在他看来,理解以及在历史中维系自然自由体系,进而弥补其相应的不足与缺陷都需要政治智慧和积极政治行动的卷入。换言之,在“看不见的手”这一路径之外,他也支持更为传统的通过政治实现公共利益的路径,也就是尊重社会逻辑的“国家的智慧”的作用。此外,尽管不像之前的思想家那样关注主权问题,斯密也为一般性的制度改革留出了空间,给出了实践和伦理上的标准。

现代官僚制功能缺陷的再审视——基于重大灾害应对视角

几乎所有公共机构现今仍未摆脱现代官僚制,但现代官僚制在应对重大灾害上具有功能缺陷:灾害的突发性要求公共机构进行前瞻性准备,但官僚制例行公事、终身任职、去人格化等特征抑制官员的风险意识和主动精神;灾害的危急性要求公共机构快速反应,但官僚制照章办事、权力本位、层级节制等特征使其难以快速行动;灾害的受关注性要求公共机构运作透明规范,但官僚制的封闭性、非民主性等特征不利于公共机构规范透明运作。尽管如此,在目前尚未找到更佳替代模式的情况下,应在重新认识现代官僚制的基础上,将它的一些固有特点转化为应对重大灾害的优势,并从思想、机制、技术等方面对公共机构进行现代化改造,提升公共机构应对重大灾害的能力。

复杂全球化场景中的社会个体身份认同变迁——兼谈非国家行为主体兴起时代的国家认同重塑

当前的全球化发展既有时间趋势上的“东升西降”“逆全球化”与“再全球化”并存,也有地理空间上的多主体与多中心的竞争,展现日益复杂的图景。这种态势不仅对民族国家构成挑战,还深刻影响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随着超国家、跨国家和次国家政治集团、经济组织、文化团体在世界范围内的涌现,非国家行为主体也成为与国家争夺社会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社会个体除被国家赋予的国民身份之外,还被超国家、跨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主体赋予其他诸多身份。由此,个体身份认同出现从国家向超国家、跨国家、次国家等行为主体迁移扩散的趋势。为重塑社会个体的国家认同,民族国家需要进行全面自我审视调整,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进行主体性建设,在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巩固国家认同基础,以便在复杂全球化场景中保持自身对社会个体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阿伦特国族凝聚力思想的三个维度

国族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政治资源,国族认同建构是现代国家良序运转的基础,现代国家建构莫不致力于国族凝聚力的提升。然而,全球化时代到来,不但深度解构传统国族内部凝聚力,而且消解国家既有的国族建构方略效力。随着时空场域的变迁,使得既有的国族建构,既不能简单地凭借民族主义情绪实现公民的聚合,又难以单纯地借助国民权益的增长换取政治效忠。国族凝聚力的建设需要思想家富有洞见的思想作为源泉,从而获得全新的启示。阿伦特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从她本人对犹太民族观念的反思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国族凝聚力思想的三个维度:容忍他者的包容社会,有序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理性,以及实现国族凝聚力建设的最终目标——正义之国。

国家安全体系的定义与特征:基于体系思想的分析

[研究目的]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安全学的核心概念,是当前国家安全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热点。然而,由于国家安全体系是国家安全学领域的一个新术语和概念,它的含义尚未明确,亟待回答何为国家安全体系这一关于国家安全体系概念的基础性理论问题。[研究方法]基于体系思想,提出和解读国家安全体系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分析国家安全体系的主要特征。[研究结论]研究发现,国家安全体系是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为总体目标,由大规模分布与相互协作的独立国家安全系统按一定秩序和内部联系综合集成的用来生成国家安全能力的整体,它具有涌现性、开放适应性、演化性与复杂性等主要特征。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理路——基于“势能—效能—动能”框架的分析

新时代以来,面对农民增收的应然需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张力,基于“政治势能—治理效能—内生动能”的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在场、外源嵌入、组织振兴的综合过程。其中,以国家在场凝聚政治势能是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起点,以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土社会释放乡村增收治理效能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以组织振兴培育农民增收的内生动能则是农民增收的保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优行动策略就是通过构建国家政策链、完善乡村产业链、优化村社组织利益链,形成“三链同构”的合力推动。

广义安全的本体、视界与范式:“关系和合度”解析

基于中国关系本体论对安全的本体和视界进行解析,并且建构中国的安全理论范式,是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方面。安全是一种什么样的“实在”,这是十分重要的本体论问题;而以什么样的“视界”考察安全,则是非常棘手的认识论难题。“关系和合度”解析为“广义安全论”视域下的安全本体、视界与范式提供了哲学诠释。安全是“关系性实在”,是和合状态的共享性秩序,是呈现人与世界“广义性联系”的“关系和合度”。如果关系的和合程度是安全获得的程度,那么安全就是以“关系和合度”为自变量的函数,广义安全便是呈现人与世界“关系和合度”的安全,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广义安全凸显“关系和合度”的适然性,安全之境即是保持优态共存的“适然之境”,是当下所发生的一切关系的总体性和合,这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全球安全观提供了理论支撑。广义安全观是集成与整合诸安全构成要素与安全领域的大安全理念,是“场域安全”思维的完好体现,是多重时空关系状态与多种活动性质特点的融合。

道阻且长,“行”者将“治”:公共事务的行为治理之道

行为治理是将行为科学洞见应用于公共治理场域而发展出的治理新模式。行为治理关注政府、组织和公民三类核心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及行为规律,并分析治理主体互动关系的元素特征如何影响主体行为,同时更全面地考虑环境因素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汇聚为集体行动并产生更广泛治理结果的机制。行为治理呼吁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强调“助推”和“助力”两大行为工具的内部融通,重视行为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外部联动。行为治理脱胎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更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更重视环境的复杂性,更主张治理工具在内外部及各层次上的融会贯通。行为治理紧扣治理主体的行为要素,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库和工具箱。

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天下一家”语境下,四裔归属意识的不断增强,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认同获得空前发展的根本机制。郡县制管理体制机制下东西南北各地、各族居民先后被“编户化”而统称为“秦人”和“汉人”,意味着在秦汉王朝疆域版图之内各族居民在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下,相互认同而实现的空前民族统一,体现出当时东西南北各族对以秦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下的全方位认同。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民族内涵及其关系格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机,这种直接以统一帝国疆域划定的规模空前的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对于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理论图景与实践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合作生产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被引入公共管理实践,并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前沿文献可以发现:合作生产是政府和公民围绕公共服务递送而结成的新型关系和进行的混合活动,包括个人、团体以及第三部门等主体,涵盖公共服务的规划、设计、交付与评估等各个环节;合作生产的理论嬗变内含于从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治理的范式演替,其主导理念经历了从控制参与逻辑、产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和公共服务逻辑的转变;合作生产的实践轨迹映射出政府与公民的角色转向路径,形成了一元操纵型、吸纳安抚型、政社互补型和公民主控型等基本模式。未来,应探索和构建本土的合作生产模式,引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形成制度化的合作网络,在实践基础上贡献富有中国风格并兼具学科一般性的合作生产理论知识。

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物业管理互信共治新模式

通过梳理我国物业管理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传统“中心型”的物业管理模式面临难以摆脱的“周期性危机”,制约了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导致危机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看不透的“黑箱”,即物业管理低透明度引发的信任关系紧张;难以达到的“专业化”,即专业能力缺失致使物业管理陷入“囚徒困境”;涨不动的“服务质量”,即共识机制缺失激化了物业管理的“价值矛盾”。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物业管理方式在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三方之间搭建起信任纽带,构筑了物业管理的“互信共治”新路径,打破了物业管理的“囚徒困境”,实现了物业管理的良性高效透明运转,建构了住宅小区“去中心化”物业管理新模式。

党建引领下治安共同体构建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治安共同体成为推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重要抓手。然而,由于价值疏离化下的共识瓦解、社会原子化下的关系割裂以及权力碎片化下的协同不足,使得多元主体难以在社会治安治理中形成整体性合力。党组织的权威嵌入和枢纽作用为治安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新的联结路径,即通过政党文化整合下的价值联结推动了治安共同体的共识凝聚,通过政党社会整合下的关系联结织密了治安共同体的治理网络,通过政党行政整合下的制度联结激活了治安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同时,党组织在治安共同体塑造过程中的主导性,还呈现出“行动主义”的逻辑取向与“简约主义”的治理智慧,这使得其在应对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治安治理事务中展现出巨大优势。

论政策共识构建中的算法支配:模式与维度

人类社会进入算法时代,政策共识构建无论是在科学化发展还是在民主化进程中都受到算法影响,当这种影响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则会出现算法支配的现象。根据算法的自动化程度与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政策共识构建中的算法支配可分为四种模式:工具性支配、平台式支配、博弈性支配、自动化支配。四种模式对政策共识构建的影响体现在不同层面,但都是从四个方面展开:通过代码设计对政策诉求进行标准化解读;对个体感知做出隐蔽控制以此编辑诉求内容;形成严密的审查体系对行为进行监控并做出引导;设定计算规则塑造共识构建的程序和方式。总体而言,政策共识构建的算法支配体现为技术支配与权力支配的混合,需要基于对算法的全面认知做出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