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之一。爱好和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和平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快速发展得益于世界的和平发展,又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要以和平发展来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

演化博弈论视野中的周礼与暴力——以春秋与东汉为历史切片

西周建立以后,基于宗法的周礼对军事行动合法性的约束曾长期有效,与之对应,《司马法》《六韬》等周礼色彩浓郁的兵法亦强调战争的伦理性质对战争自身胜负的重要影响。但从春秋中晚期开始,周礼对于军事行动的约束作用逐渐衰微,战争中的欺瞒等非伦理行为也日益频繁起来。作为春秋中晚期战争实践学术反思的产物,孙武的《孙子兵法》基本绕开了对于战争伦理性与合法性的讨论,并毫不掩饰地探讨诈谋的使用,最终完成了对基于周礼的西周军事观念的“马基雅维利式转向”。解释这一转向的主要资源将来自演化博弈论。大致而言,周礼在战场上的应用是以基于贵族核心地位的车战为技术载体的,而随着春秋的争霸战争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拓展到了不适合车战的中原边缘地区,步兵战法便慢慢淘汰车战,并由此边缘化了贵族的军事—政治地位。而步兵在古典中国语境中的廉价性又降低了每一个普通士兵的博弈权重,由此铺就了通向秦政之路。代秦的两汉虽然在表面上崇周,却已无法恢复周政下的贵族博弈传统。毋宁说,在东汉朝政中进行政争的各种势力——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与清流集团——都因自身的“祛地域性”而丧失了在必要的博弈缓冲区内长远筹划的能力,而往往本着赢家通吃的妄念而进行不必要的政治冒险。而鼓吹复仇的公羊学又在意识形态上为这种冒险提供了思想助燃剂。汉末大内战的不可避免性,由此便得到了一种基于演化博弈论的说明。

民本归于王权:“阴阳组合结构”中的儒家政治理论

先秦时代战争频发,诸子在探寻弭战策略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儒家政治理论以民本、正义为特征,其他一切观念皆由此引申而出。义利之辨是儒家民本观念的核心议题,儒家反对不义之利、追求公利、倡导以义制利,以“义”制约先秦时代普遍存在的好战、逐利倾向。义利之辨作用于政治实践层面,则有了王霸之辨,它聚焦政权之正当性与政制之合法性问题。儒家有关王道理想的设计是其对良好政治的系统性阐释,它主张摒弃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杜绝工具化地利用民众。在儒家政治理论中,民本的政治归宿乃是王权,二者在“阴阳组合结构”中成为儒家重整秩序、消弭战争、实现善治的思想武器与路径选择。

读莱尼亚诺的乔万尼《论战争、报复与决斗》

“正义战争应该被定义为那些为修复伤害而开启的战争”(Justa bella solent definiri quae ulciscuntur iniurias),奥古斯丁如是说。(①)这句话被收录进格拉提安教令集。(Decretum,II.xxiii.2.2)奥古斯丁使“伤害”成为正义战争的辩护性论证中的一个核心法理概念:针对伤害而开启的报复性战争是正义的。阿奎那继承了这一主张,但更加严苛,以至于他认为敌对方的主观过犯(伤害意图)即足以招致正义战争。

当代帝国主义的无限战争及其内在逻辑

当代帝国主义不仅是经济垄断的资本主义,而且表现出军事垄断的新特征,它突出呈现为某种隐匿的新型模式——以“无限战争”为主导的军事帝国主义。无限战争具有战争期限的延绵性、战争军事目的的不确定性、战争手段的不适度性以及战争空间影响的开放性等多重维度。这一新的战争模式并非公开的,而是以某种隐匿的幽灵式的方式存在,它集持久性、无形性、威慑性和悖论性于一身,本质上是一种以客观性、系统性和匿名性为主要特征的客观暴力。作为资本主义当代化的产物,无限战争的动力来源和最终目的仍是资本逻辑,但资本逻辑的运作方式已发生了变化。它呈现为一种去实向虚的精神分析化倾向,以此实现与无限战争的相互助益,即当代资本在以某种崭新的、隐形的、强劲的方式(齐泽克所谓对象a的方式)为无限战争注入充盈动力的同时,又通过无限战争保证与加速了自身积累和扩张的脚步。面对21世纪世界之大变局,更需深化对帝国主义战争新模式的研究,反对帝国主义霸权逻辑,以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新中国60年主要领导人时代观探析

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时代的认识从"战争与革命"转变到"和平与发展",相应地,内外政策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探析新中国60年来发生的这些变化,对于冷静分析国际形势,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正确制定内政外交方针政策,实现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启蒙为何未能带来永久和平？

著名启蒙思想家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使人们摆脱自己加诸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启蒙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P22)在康德看来,战争是道德进步的最大障碍,但经过启蒙,人类就能够使战争"一步一步地人道化,从而逐步地稀少起来",直至完全消灭战争,达到永久和平[1](P161-162).

欧洲战争原因论——对中世纪以来欧洲战争起因的研究

17世纪中叶以来,欧洲发生了数百次战争,其起因大致可以分为13种类型。本文的统计和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起因引发的战争的比例和趋势在变化,我们试图从中寻找出战争发生的规律。鉴往可知未来,研究欧洲历史上战争起因的目的在于分析未来欧洲有哪些问题可能引起战争。当然,知道未来可能引起战争的原因并不等于把握了战争就会真的发生以及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但希望它有助于人们对欧洲安全进程的认识。

“2013年南亚地区形势发展＂会议综述

2013年12月17日，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召开了“2013年南亚地区形势发展”学术研讨会。来自四川省政府、四川省对外友好协会、四川省博览局、四川省贸促会、《国防时报》、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国际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四川大陆南亚经济文化交流中心、中印教育与科技联盟、四川省巴基斯坦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和四川大学近二十个单位的六十多名专家、学者与会，分别围绕南亚政治、南亚安全和南亚经济三个专题作了发言。现将观点综述如下：

孟子的战争观

孟子坚决反对诸侯之间攻城略地的战争。孟子的战争理论是一种努力向孔子"大同"理想不断进发的政治理论。孟子最根本的措施是要把战争的可能性消除在未萌之际。只有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不公正、不公平、不诚信、不和谐,战争的根源才能真正消除。

当前人类和平发展面临的重大阻碍及挑战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诉求。当今时代主题虽未改变,但和平与发展却面临诸多挑战。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大国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行径阻碍国际合作,是当前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在这个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的世界,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和平发展道路应是世界各国不变的选择。

论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共同体意识

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共同体意识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全面深化改革进重要的程中的共同体意识包括职业共同体意识、利益共同体意识、政治共同体意识、文化共同体意识、生活共同体意识、民族共同体意识、区域共同体意识。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共同体意识构建的路径是建设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社会共同体、职业共同体。

试析加尔通和平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被称为"和平学之父",是和平学的领军人物和集大成者。正是他将和平区分为"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提出"结构暴力""文化暴力"等概念,确立了和平学的分析基础和理论范式,成就了和平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但加尔通的和平思想也如其他任何理论观点一样有其局限性与不足,受到许多和平学者的质疑与批判。客观局限的存在并不会影响加尔通和平思想的价值。我们必须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既重视发掘这一和平思想,又不能将其绝对化。

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探析——以中东为例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实现其反恐战略的重要步骤,然而战争并未遂美国之愿,相反,催生了新一轮恐怖袭击高潮。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了袭击主体基层化、范围扩大化、形式复杂多样化、危害民众化的新特征。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泛滥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其直接原因是全球范围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抬头所致。面对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国际社会既要反恐又要反霸,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加强国际反恐合作,从根本上铲除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国家战略能力与世界和平

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本世纪初以来发生的战争使人们认识到全球化时代世界并不和平,世界充满战争风险。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低是国家兴衰的关键。国家战略能力是战略文化、战略思维和战略管理的有机统一。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的战略文化氛围、战略思维能力、战略管理能力在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下正迅速提升;相反,美国和日本的战略能力都在快速衰落。

小额信贷在我国的发展及对策选择

小额信贷的含义，国内外不同的学者和机构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美国学者Morduch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向贫困农户直接提供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小额贷款并保持了高还贷率的扶贫到户方式。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总裁、国际小额信贷运动领袖尤努斯博士所倡导的小额信贷项目是“不用任何抵押，穷人也能贷款；没有一点利息，乞丐也能借钱”。

和平崛起的中国要给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评价一国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准,是要看其是否构建了反映人民心声、体现人心向背的政治新型形态,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拥有数千年和平基因,秉承和平发展理念,积极参与、融入现行国际体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崛起的中国要给世界提供中国方案,必须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积极回应国际体系利益攸关方的关切,持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池田大作人间外交思想初探

池田大作人间外交思想是池田大作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池田大作人间外交思想是以其"人学"思想为基础,充分地重视着生命的尊严,积极地进行着新人本主义的思索,深邃的思想中又饱含着扎根庶民的情怀。与此同时,池田大作人间外交思想中又彰显着他对外交的独特见解和视角,地球民族主义的视野和世界公民的姿态,对和平生生不息的追求,极力反战并寄希望于人与人的对话来促进心灵的沟通等使人间外交思想的内涵极为丰富而深刻。池田大作人间外交思想本身也折射出明确的促进人类和平、追求世界和谐的目标价值取向。

高技术条件下战争与和平的新特点

始于本世纪７０年代以高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以亘古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了爆炸性的突破和进展。９０年代以来，各类高技术及产业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高技术已成为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经济、政治、军事竞争的焦点。高技术发展究竟会给国际安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台湾青年的“两岸观”初探

2008年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积极投身两岸的时代浪潮中去,在亲身参与两岸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两岸观"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变化、新趋势。本文通过研究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时期台湾青年"两岸观"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探讨影响台湾青年"两岸观"形成与变化的复杂原因,及其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