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中共与北伐战争期间的蒋唐之争

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势力急遽崛起,蒋介石的军事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共产国际与联共(布)中央希望维持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首领地位,中共中央虽赞成“扶蒋”政策,但反对“抑唐”,有意在北伐军内部寻求蒋唐“均势”。江西作战结束后,蒋介石日益右倾,唐生智的战略地位降低,苏联顾问仍只将唐生智作为迫使蒋介石左转的外部压力使用。由于中共中央对唐生智的好感加深,要求苏联顾问改变对唐生智的消极态度,破除军事上“以蒋为中心”的局面。随着蒋唐交恶与赣汉冲突加剧,鲍罗廷作出抬唐代蒋的新决策,引发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反对。共产国际、中共对蒋唐之争的策略因应与分歧,折射出南方革命阵营内部新旧各势力关系变更的复杂面相。

双重聚合: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协同的实现路径——基于50个基层治理创新案例的文本分析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然而,在实践中,多元主体协同经常存在动力不足、总体分散、局部协作的问题。通过把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多重动因与过程性特征,建立“动因推动-过程推进”分析框架,选取50个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案例进行文本分析后发现: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资源配备、权力配置是影响多元主体协同效能提升的主要因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表现为“双重聚合”:第一重聚合指战略要求、党建统领、需求驱动、问题推动下多元主体形成共同治理目标,实现“目标聚合”;第二重聚合指以资源配备、权力配置织成主体协同网,实现“主体聚合”。

莫斯科中山大学党小组指导员问题研究

早期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导已为学界熟知,不过后者如何指导却是习焉不察而又颇具分量的学术问题。总体而言,共产国际在早期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指导中共:一是经常性地派专使赴华;二是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传达指令;三是招收中共党员、团员赴苏联的革命大学学习,而后充任中共各级重要干部。前两种方式较为直接,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赴华专使的临时性和文化差异容易造成沟通不畅,而中共代表团又远离祖国,共产国际的指导存在诸多问题,中共早期出现的路线偏差与此不无关系。第三种方法需持续投入精力,见效较慢,但有利于中共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模式发展,符合苏联的长远利益,故共产国际积极推动。20世纪20年代,约有3000余名①中共选派的学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以下简称“东大”)、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②、列宁学院、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等院校读书,他们后来成为影响中共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力量。

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抗日战争期间,围绕统一战线及抗战的领导权问题,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存在不小的分歧。中共认为,维护统一战线及对日作战,与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必须以斗争求团结,并且通过政治领导过渡到实力领导地位,才能带领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并最终决定中国的命运。共产国际则事实上要求中共放弃争取领导权,甚至不惜牺牲政治军事的独立地位,以保证国民党统一军令政令,从而实现对日作战并获取胜利。幸而共产国际部分改变了以命令代替指导的领导方式,中共则坚持从实际出发独立决定重大方针政策,尽管双方争议不断,却形成另一种“斗而不破”。中共用事实证明自己更加胜任中国革命的领导,并在共产国际解散后很快取得统一战线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历史性反转。

共产国际柏林西欧书记处活动研究

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将德国作为欧洲革命的桥头堡,在柏林设立西欧书记处,由共产国际著名活动家雅科夫·赖希领导。书记处肩负为欧洲乃至世界革命提供现实保障的使命,在德国进行了一系列机密性活动,包括在西欧建立共产国际网络,向欧洲左翼政党提供宣传材料和政治咨询等。其中,书记处最重要的作用是用苏俄外汇资助西方的共产党和左翼人士,充当共产国际在德国乃至整个西欧的地下经费中转站的角色。这些活动是共产国际初期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苏俄打破外国封锁和传播共产主义理论提供了巨大帮助。但值得注意的是,书记处在组织管理方面较为松散灵活,体现出共产国际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主要是由欧洲局势以及共产国际的策略所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到经验不足上来。书记处直接推动了共产国际对自身组织及工作方式进行变革,体现出苏联以及共产国际身份的转变:如果在20世纪初,世界革命的成败被认为是保卫新生政权的先决条件,那么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情况则有所变化,苏联成了未来世界革命的保障。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黄埔军校的创办

孙中山为完成中国革命而重视武装斗争,苏联出于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的考量支持和帮助其创办军校和建军。20世纪20年代初,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不断派人到中国面见孙中山,建议其建立军校和创建革命新军。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后,苏联从智力、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为黄埔军校的办学和校军建设指明政治方向,派遣顾问团参与军校管理与教学,指导军队建设并亲临战场作战。黄埔军校开办后,不断从经费和武器装备方面给予援助,共同保证军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张和校军发展壮大,推动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

中共“二大”代表考证

中共“二大”是党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相关原始文献资料严重缺失,会议地点频繁更换,以及会议代表未经民主选举产生等原因,中共“二大”代表的名单始终难有定论。文章通过史料的比较、鉴别,在分析中共“二大”代表构成的基础上,梳理出包含12名代表的完整名单,并对大会的列席人员进行了考证。

红色俄侨李泽洛维奇与中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

文章通过对李泽洛维奇这样一个在中共创建时期起过一定作用的人物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阐明了苏俄、共产国际早期在华进行的联络、宣传和组织工作曾得到俄侨非常有力的帮助,同时苏俄以外的其他外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及其政党也对处于初始阶段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给予过一定的促进与支持。文章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并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和苏俄、共产国际的战略与策略做总体的考察,旨在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探究向前推动一步。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内涵解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概括,深刻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定性,明确设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和战略规划,集中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视野和世界性贡献,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最新的理论贡献。

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面临的考验和挑战长期存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永恒的课题。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体现了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管党治党的战略自信、战略清醒、战略自觉。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积累了宝贵经验。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共产国际东方战略再探讨——从世界革命理论的视角看

共产国际在成立初期对于东方革命的总体构想,学界通常以"东方战略"名之。这个说法流行虽广,却有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之嫌。最大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共产国际对东方革命的设想是从世界革命总体布局出发的。直到1920年,列宁和共产国际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意义上坚持世界革命理论。尽管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对东方革命的前景作出了超越阶段的乐观估计,但仍然是以欧洲革命胜利为前提的。直到共产国际四大,随着欧洲革命陷入低潮,东方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才变得突出,但却脱离了原来世界革命理论的框架,这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一系列错误的总根源。

自然辩证法的现代化蕴意及其当代价值

因为理论基础和思想范式的不同,人类现代化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与西方现代化迥然有异的中国道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因其强调变革与创新、倡导人与自然相统一和呼吁科技造福于人类,故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理论渊源。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势,重温自然辩证法的精神内核,既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又能为人类走出变乱困境提供思想启示。

共产国际后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作用

1938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1943年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并在党内得到普遍接受,在时间上绝非偶然,而是与共产国际的动向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与实现,与共产国际后期在组织上、理论上的支持,以及对作为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的宽松态度有直接关系,否则,这将是一个更加艰难、长期的过程。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文献资料述评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是整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其关键在于面临着许多档案文献方面的限制。上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披露出来的档案资料,使得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多的进展。然而,研究者对于集中披露了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文献史料和历史线索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日记和俄国学者在英国发表的相关史料,却鲜有利用和研究。事实上,仔细阅读和研究这些近年来披露的新资料,不仅可以了解到两者关系发展变化的种种复杂背景,而且可以发现引起这种变化的一些重要历史细节和鲜为人知的内幕情形。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选任风潮——孙中山与陈炯明分歧溯源

民国初年,广东都督胡汉民随孙中山离粤南下,副都督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从此至南北议和成功,胡汉民再度回粤任都督,广东发生了长达4个月的都督选任风潮。由于孙中山对陈炯明不信任,在举荐粤督过程中措置失当,使陈炯明对孙中山产生了隔阂,成为孙陈后来合作过程产生分歧的源头,并由此逐渐发展进而导致两人关系的最终决裂。

共产国际与中共早期对议会斗争的认识

中共早期对议会斗争的认识,曾经历过从一大前后的完全排斥,到二大时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议会斗争策略的演变过程。在排斥阶段,党内仍存在认知分歧,并受到列宁批判考茨基主义的主导性影响,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有关思想也发挥过作用。排斥阶段延至1922年4月,此前共产国际二大批判"左派幼稚病"的革命议会制策略,其实并未为国内的中共领袖所知,此后该策略传达至国内,才得以对中共产生思想导向意义。二大之后,中共还曾一度有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议会斗争尝试。

列宁执政能力建设思想论析

以列宁为核心的世界第一代无产阶级执政党,在领导俄共(布)和苏俄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对党的执政能力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初步的、独具特色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发展和驾驭经济建设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点;健全民主集中制,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制度保障点;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着重点;提高党员质量,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点。

加里宁纪律思想研究

苏维埃卓越的天才革命家加里宁同志的纪律思想十分宝贵,他提出了"纪律性是马列主义者的品质,是无产阶级进步性、先进性的体现"、"纪律教育是无产阶级教育,是集体精神教育"、"纪律性应是一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纪律养成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等论断,为无产阶级革命建设事业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思想和智慧。

苏俄、共产国际与陈炯明接触始末

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在东方战略的指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在华寻找政治同盟。南方实力派陈炯明资深的革命经历、对新生苏俄的赞美和尊崇、反帝爱国的政治态度曾一度使他成为苏俄、共产国际选择的联合对象。然而事实证明陈炯明并非莫斯科式的革命者,"六一六"事件发生后,陈氏对莫斯科和中共的态度也急转直下,苏俄、共产国际结束了联合陈炯明的尝试,从而转向与孙中山的合作。

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新论

在列宁统战思想的指导和当时局势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二大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斗争的策略,这是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首次正式提出。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策略在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指导下,共产国际各支部纷纷将统一战线策略运用到本国革命的实践中,有力地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促进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最终胜利;在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结合本国实际,逐步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并不断丰富其内涵,使统一战线策略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革命的胜利,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向了新的高度。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共产国际在实施统一战线策略的过程中,在对待联合对象的态度上,出现过左倾或右倾的偏差,左倾的问题更严重一些;二是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在执行过程中没有考虑各国具体国情不同,一些支部迫于压力贯彻了共产国际某些教条化的指示后,蒙受了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