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新的文化使命”

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在文化建设方面提出的新命题,是党和国家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文化使命”是党领导人民所担负的文化责任和文化任务,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文化繁荣”指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丰富多样和蓬勃兴盛,“建设文化强国”指现代化建设中文化软实力和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增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指文化发展的升华与远景目标,意味着中华文明迈向现代化。新时代文化使命的3个方面相互依存、逐步扩大、逐层递进,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新征程上担当和践行新的文化使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我国文化繁荣发展,实现从文化建设到文明建设的跃升,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论全面从严治党与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共产党人政治生命的基因,是党的事业枝繁叶茂的根系。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为如何实现长期执政、如何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新时代,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的塑造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推进具有内在一致性,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塑造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二者相互贯通来推动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文化思想基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既创造性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又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标志着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新高度。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的精髓要义,尤其是其中蕴涵的重大原创性理论成果:创造性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新发展;创造性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重大判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发展;创造性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主体自觉,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及其内在结构的理解;创造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新范畴,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理论的新发展;等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科学体系,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对其原创性贡献的理解也必将日益深化。

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政治逻辑和策略取向

大党治理因组织规模的缘故而面临其他政党所少有的难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独有难题表现在永葆初心使命、统一思想行动、锻造执政能力、克服精神懈怠、勇于自我纠错和涵养政治生态等方面。从组织类型学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没有越出应使命而生的逻辑,属于使命型政党;从历史方位来看,中国共产党置身于领导和执政复合背景下;从功能定位来看,中国共产党须充分履行代表功能并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进而增进社会支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不能抽离对上述情境的观照,才能在增强危机意识、推进自我革命、保持制度增量和扩大社会参与的策略取向中,推动政党发展的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

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实践逻辑与规范协同

党的领导是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与动力引擎。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同为农村核心治理主体,二者关系处理是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实施依据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契合了当前农村治理衍生关系复杂性对于治理主体利益协调能力、责任服务意识与良好道德品行的客观需求,体现了党对于农村实现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组织安排。厘清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制度的实践逻辑、内在结构与规范协同,有助于从整体架构层面廓清和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为其治理能力提升提供制度势能。基于功能主义视角审视,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蕴含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推进“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实现利益协调治理效果的多重实践逻辑。结合制度文本分析,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针对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文本表达既有耦合性与交叉性特征,也有“具体—概括”“顺序承接”“并列关联”“严格—兜底”等规范形态。但实践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不畅可能造成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主体的担当能力不足、民意基础薄弱、权力行使失范等问题。秉持立法与立规统筹、中央与地方互动、激励与监督并重原则,着力从领导规定、选举程序、民主决策以及权力监督等层面促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规范协同,有助于实现村党组织书记“一肩挑”的预设功能。具体而言包括:在领导规范层面,完善上级党组织领导村党组织、村党组织领导农村其他组织的规范;在选举规范层面,应将民意征集设置为村党组织书记选举必要程序,阐明村党支部书记未当选村民委员会主任的补救措施;在决策规范层面,明确应经村党组织讨论和决定的内容并优化农村民主协商的决策程序规范;在监督规范层面,应出台针对村(社)巡察专门规范并完善村务监督补充性规范。

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的正当性检视与教义学重塑——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切入点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代表的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宏观层面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中风险预防的内在逻辑,在中观层面契合我国“严而不厉”的刑法理念,在微观层面有利于化解司法解释立法化所引发的合法化危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刑法教义学不应是立法规定的简单背书,所有立法规定都应回归到教义学原理进行理性审视。当前刑事立法的扩张趋势可能会造成公民自由的不当限缩,从而使网络犯罪预防性规制模式在刑法外部关系层面和刑法内部体系层面都面临正当性危机。为最大限度地协调个人权利保护与犯罪扩张化态势,必须对网络犯罪预防性刑法规制模式进行必要的限制。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构成要件不宜进行概括性、宽泛性的宽松解释,而应采取类型化、限缩性的严格解释。将立法论中的适度扩张与解释论中的目的限缩结合起来,才能在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秩序的同时,遏制刑法过度扩张的趋势,在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中形成适应社会发展的理论张力,实现网络时代刑法治理语境下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以“第一议题”制度效能提升领导干部政治能力

“第一议题”制度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开展理论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新时代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能力建设的创新之举。探究“第一议题”制度与领导干部政治能力的概念,分析“第一议题”制度创新与领导干部政治能力提升的一般机理,从创新方式方法、考核监督机制、实际工作难点等方面探讨“第一议题”制度创新促进领导干部政治能力提升的关联因素,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学习方式、统筹学习安排、加强学习考核、强化跟踪问效等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于不断提升领导干部政治能力和政治水平提供重要路径参考。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一理论体系有着严密的生成逻辑、深厚的科学内涵和显著的时代价值。只有从这三个方面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才能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何以生成、阐释了什么以及产生了何种影响做出符合时代的回答。

一级学科视域下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的建设

作为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要有源自并属于本学科的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是必设的二级学科。搭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自主的整体性框架,主要包括基本结构层面和功能运行层面。前者针对的是内部组成要素,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后者则针对研究过程中的边界与操作,从学理上将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研究同史学理论研究、政治学理论研究等相邻学科理论区分开来。作为独立的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既不要理论依附、理论移植,也不要理论泛化,而是基于理论与实践通过有机联动、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等手段而最终定型。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不仅能够促进学科建设,更有利于服务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调查研究的历史必然与守正创新

调查研究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优良传统和独特密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调查研究已成为势所必至、时所必需,既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现实需要,更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系统工程的有力举措。立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推进调查研究的守正创新,其精髓要义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一脉相承,着力推动优良传统与时代要求的深度融通,努力实现群众路线与调查研究的互动升华。奋进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推进调查研究的守正创新,持续聚焦实践、优化制度、提升效能,推进调查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数字化建设,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先行探索及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革命政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党对自我革命先行探索的良好开端,不仅为新时代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成功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党成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锻造了新型革命政党;土地革命时期,党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党积极开展整风运动,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解放战争时期,全党以“两个务必”抵御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进攻,在强烈的自我革命意识的指引下,探索了应对革命胜利后新挑战的新举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行探索对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启示。

调查研究要在“实”字上下功夫——向陈云同志学习调查研究

陈云同志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陈云开展调查研究的精髓是一个“实”字,他始终秉持“只唯实”的调查研究思想;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调查研究态度,从党和群众的利益出发,真研究问题,研究真问题;始终保持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作风,反对官僚主义,不搞形式主义。向陈云学习调查研究,对于开展新形势下的调查研究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中共党史党建学成为法学门类一级学科后,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相关部门确立了4个二级学科,即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这4个方向的研究是构建学科体系的基础工程。在这些研究方向中,有些是学界比较熟悉的内容,例如,中国共产党历史旨在考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进程、重大成就、基本经验和历史规律;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旨在研究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党自身建设的根本目的、基本方针、战略布局、重点任务、实践要求等;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旨在研究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研究党务工作的基本方法,总结党务工作的基本经验,揭示党务工作的基本规律。但是,作为新设置的学科方向,学界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内容仍有不同的认识,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世界眼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显著特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中形成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体现了宽广的世界眼光。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现了大历史观的思维,强调以宽广的视野、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方向,引领文化建设始终紧跟世界潮流、站在时代前列。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了正确文明观的立场,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征、建设要求、价值功能和客观规律,为认识人类文明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了胸怀天下的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相统一的思想取向和行动逻辑、把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相统一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建设美丽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习近平文化思想表达了为世界作贡献的志向,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文化创新实践将向世界证明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仅拥有创造物质财富的巨大能力,而且蕴藏着创造精神财富的强大力量,将为人类文明发展增添新经验、新智慧、新能量。

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

文化领导权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议题,也是我们党长期高度关注的课题。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高度重视党的文化领导权,并明确提出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大命题。显然,这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数千年文化领导权建设智慧、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建设思想、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经验的凝练和升华。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地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主体地位。要充分利用执政党的优势和条件,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培育党的知识分子、拓展教育宣传渠道等方面着手,全面加强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新时代党在制度建设上推进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与重要举措,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等维度出发,立足于党的建设实际,对如何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进行了深入思考与实践探索。准确把握和深刻诠释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核心要义,旨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行动指南与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建设教育强国的演进历程、逻辑理路与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在思考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肩负的使命和党的中心工作任务提出了不同的教育主张并加以贯彻,经历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教育强国”的演进历程。中国共产党建设教育强国有着深刻的逻辑理据,是推进我国教育事业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递进,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生动彰显,是从贫穷落后旧中国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大实践的教育发展缩影。新时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要始终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等宝贵经验,才能早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目标。

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数据要素在产业间的深度融合将深刻改变要素市场的运行机制与逻辑。文章实证考察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参与对制造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出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即当数据要素参与上升到适度阶段,其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才转变为促进效应。进一步,仅从生产要素属性看,无论是国内数据要素参与还是国外数据要素参与,两者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无二致。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是导致数据要素参与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产生“U”型影响的机制。其中,信息效应会同时影响“U”型关系的顶点和曲率,随着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U”型关系变强,并且顶点右移;而资源效应则影响“U”型关系的曲率,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强时,“U”型关系变强。异质性分析发现,随着企业所有制类型、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数据要素参与对资本配置效率“U”型关系拐点呈现出显著差异,民营企业、初创期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高市场化程度区域企业进入数据要素参与“适度区间”的阈值相对更低。

中国共产党对乡贤认知与政策的历史考察

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乡贤的认识,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对乡贤的有关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乡绅发生分化时,对其中蜕变为劣绅者,中国共产党将其列为革命对象之一;对成为开明绅士者,则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主客观原因,乡贤缺位于中国社会生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乡贤重归社会,中国共产党积极培育和引导,使之成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乡贤登场,中国共产党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使之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理论表达、生成逻辑与阐释路径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经典表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的构成特点及表达特色。基于超越和适应的生成逻辑,既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鲜明的比较意涵和自主意涵,也使其呈现出解构与建构、拒绝与包容、特殊与普遍、阐释与叙事、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特点。新时代,推进党的民主话语走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新形态,需要加强基于一般性政治语言的理论阐释和传播,处理好话语竞争与对话的关系;需要推进基于实践的话语证成,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充分、健康、有序运行,在持续的创新实践中证明和展示其生命力、优越性和类型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