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被释放时间考辨

关于刘志丹被释放的时间,迄今仍未形成一致而又准确的表述,目前四种主要说法,缺乏可靠的历史事实依据,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综合运用多种文献资料,特别是新发现的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考辨可知,1935年11月7日、12月13日或其后释放刘志丹不可能,11月18日至20日之间、11月29日或30日释放刘志丹难以成立。11月7日,中共中央到达瓦窑堡,后经过核实、调查、审理,应是在11月13日或14日释放了错捕的刘志丹等人。

金陵破晓前夕——百万雄师渡江前的南京地下工作者

南京解放前夕,南京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统战与情报工作,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形成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为里应外合解放南京作出重要贡献。民革、民进等民主党派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参与收集情报、策反起义,有力配合了南京地下党组织的革命行动。

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南路组织建设特点及其影响

大革命时期,广东南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颇有成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主要包括:坚持“党内合作”的组织原则;党团(共产主义青年团)联动扩充革命队伍,扩大党组织影响力;积极吸纳进步人士入党,加强组织纪律,入党程序完整;严格进行党的组织生活,广泛建立党的地下活动组织,加强上下级联系,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指导组织建设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组织建设与工农运动同时并举,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有效组织工农运动,积极响应广东全省的革命形势;涌现出一大批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惜牺牲生命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所表现出的南路革命精神激励着广大南路子弟投身革命。

基于闽东革命优良作风的“闽东之光”的历史经验启示与实现路径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闽东之光”的重要组成部分——闽东革命优良作风为切入点,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关于“闽东之光”的重要论述和关于作风的生动实践,总结闽东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贡献,指出闽东革命优良作风的4大经验启示,从思想理念、方式方法、体制机制3个方面提出传承弘扬“闽东之光”的实现路径。通过研究阐释,厘清基于闽东革命优良作风的“闽东之光”的时代价值意蕴,坚定作为闽东人的文化自信,坚定“把闽东之光传播开去”的历史自觉,推动“闽东之光”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命力。

中共在浙江的组织建设研究(1922—1929)--以“兼团党员”“兼党团员”为中心

组织建设是中共由“小团体”转为“大政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但就浙江而言,省委在条件尚未成熟时,过于急迫地将工作重心由扩充组织转变为改造组织,要求各地“在斗争中改造党”,实现组织的“布尔什维克化”,反使原有基础再次遭受破坏性冲击,党员数量缺口不断扩大。由于幼年期的中共并不具备平衡党员质量与数量的能力,青年团顺势成为调适内在张力的有力抓手。中共发现,在要求青年团积极提供“兼党团员”等活动分子的同时,使“兼团党员”由“积极参加团的活动”转为“非必要不兼团”,可在短时间内弥补数量缺口。吸纳青年团员入党的能力,是考察中共组织能力的一个新维度。

对中共广东党组织教育培训工作的历史考察(1920—1927)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广东党组织就成立了专门机构培训革命骨干。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教育培训工作在国民革命策源地渐成风潮。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劳动学院和妇女运动讲习所等培训了大批革命骨干。1926年6月,中共广东区委党校成立,开始有计划地教育培训党团员和革命群众,极大地促进了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教育培训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推进作出了重要贡献。

赵醒侬与江西党团组织的创建

1924年5月,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中共南昌支部(亦称中共南昌特支)成立,赵醒侬任书记。这是继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隶属中共湖南支部领导)之后,在江西省域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担负着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中共南昌支部的成立,标志着江西人民的革命事业从此有了坚强领导核心。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东江游击队武器来源渠道研究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即在敌后战场筹建抗日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并在与日伪顽军的较量中不断发展壮大。全面抗战时期,东江游击队为获得部队发展所需武器装备,付出了巨大努力。从与日伪军、国民党军及与民众互动等角度梳理相关史实,能较为明晰完整地呈现这一艰难的过程。而来自香港地区的有力支援,则表明地缘环境是考察中共华南革命不容忽视的因素。

中共广东南路组织建设史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百年党史是一部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史,更是一部党的自身建设史。毛泽东主席总结取得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起自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组织体系,以党章为准绳的组织纪律。我们以党的建设为课题研究方向,以各时期的党章、组织决议案为依据,辅以中央到省、市、县各级党组织史档案、资料等,以文献分析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去探究各个时期中共广东南路组织机构中的建设依据、建设程序、建设历程、建设效果等,对现代党的组织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旧址

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旧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独山路大吉里31号。1928年冬,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仍笼罩津城。北方党内由于受到“左”、右倾错误干扰,一些党组织遭到破坏,革命工作出现曲折。12月11日,党中央派周恩来来津,贯彻中共六大精神和党中央关于解决顺直问题的决议,整顿顺直党组织。经周密准备,12月底,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法租界大吉里31号召开。会上,周恩来作了题为《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阐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主要任务,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顺直党内矛盾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指出必须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提高党员思想政治觉悟,在斗争中吸收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人党,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增强党的战斗力。

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调研组来我校调研指导校志编纂工作

2024年4月17日,自治区党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二级巡视员孟秀芳一行五人到我校调研指导校志编纂工作。孙永刚副校长陪同考察调研,《赤峰学院志》编写工作专班工作人员参加专题座谈会。座谈会上,孙永刚副校长简要介绍了我校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校志编写基础等情况;孙国军主编汇报了《赤峰学院志》编纂工作安排、近期开展情况存在的困难和下一步工作方向。自治区志业务处处长赵海渊介绍了启动内蒙古高等学校志丛书相关要求,并对高校志书编纂工作流程、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说明,结合在志书编纂过程中的重点环节、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思路和对策建议。

1936年中共天津市委机关旧址

1936年,为适应党的秘密工作需要,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先后设置在英租界松寿里1号、和平区曲阜道长兴里47号与和平区建设路福荫里1号。1936年3月,林枫被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以报社记者身份住进英租界松寿里1号,在此设立中共天津巿委秘密机关。为避免引起怀疑,党组织调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郭明秋来津与林枫假扮夫妻,掩护机关工作。不久,林枫将市委机关迁至曲阜道长兴里47号楼上。1936年4月,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林枫任北方局秘书长和刘少奇秘书。因长兴里47号人员往来频繁,不适宜作为秘密工作场所,机关后搬至便于进退、适于隐蔽的福荫里1号,同时作为刘少奇与林枫接头的地点。

1928年阜阳武装起义称谓问题新探

1928年4月9日由中共皖北特委领导和发动的阜阳武装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后时间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毛泽东同志曾给予高度评价。关于这次起义的称谓,文献中有“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皖北暴动”“阜阳暴动”“四九暴动”“四九起义”和“阜阳起义”等多种表述。当下党史著作和宣传教育中广泛使用的“四九起义”称谓没有遵循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武装起义称谓“地名+起义”的一般原则,不利于革命精神的传承弘扬。使用“阜阳起义”这一称谓,既体现了称谓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又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拓展、遗址遗迹的保护利用和红色血脉的赓续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湘鄂赣苏区研究回顾与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湘鄂赣苏区研究在文献资料收集与整理、苏维埃革命的叙事与阐释、局部执政视野下的治理体系与经验、革命历史人物、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拓展。同时,相比于中央苏区研究,湘鄂赣苏区研究存在未能突破传统革命史叙事,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不足,研究资料过于单一,缺乏对相关史料的考辨、互证与阐释,以及研究观点“同质化”现象严重等客观问题。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学界予以足够重视,以寻求新的突破。

浅析才溪对基层民主政权建设的贡献

才溪是中央苏区有名的模范乡。1930—1933年,毛泽东先后3次深入才溪开展革命实践和社会调查。1933年11月,为进一步探索论证革命战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关系、怎样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等问题,同时为两个月后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准备,毛泽东专程前往福建上杭才溪总结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

紧跟党走的阳新红色家族聚群现象探析

湖北省阳新县是鄂东南最古老的县城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阳新人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积累了特色鲜明的红色资源,形成了底蕴深厚的红色文化。这里是马克思主义在鄂东南的深度传播地,是大革命前后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群组织的密集创建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策源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特别突出。

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见证——东北救亡总会成立签到会旗背后的故事

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中,陈列着一面长130厘米、宽100厘米白地蓝边的旗帜,上面绘有20世纪30年代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地图,并用鲜血写着“打回老家去”5个大字,旗上签满了268名爱国志士的名字。这面旗帜是东北救亡总会的会旗,也是该会成立之日的签到簿。这面旗帜,见证了东北救亡总会的成立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全过程,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民众开展抗日斗争的光辉业绩,也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民众在抗日斗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

辽宁第一个党支部:星星之火耀百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辽宁,选派优秀共产党员到这里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的组织。其中,目前有据可考的辽宁地区第一个党支部是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沟帮子是关内外咽喉要道。1907年,铁路当局在沟帮子设立了机车修理工厂。

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时”“空”起点解析

大别山是“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的红色热土。从建立地方党组织到解放前夕,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地区的党组织活动从未间断,革命火种始终不灭,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历史奇迹,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百年回望:湖南最早农村党支部为何在这成立

1924年6月15日,中共金家堤支部在益阳兰溪金家堤(今益阳市赫山区八字哨镇金家堤村)成立,欧阳笛渔担任支部书记,这是湖南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今年,是中共金家堤支部成立100周年,我们探析湖南最早的农村党支部在益阳金家堤建立的原因,缅怀革命先烈,感悟革命艰辛,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