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农村贿选问题及其治理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点,是建设美丽乡村、夯实乡村振兴的根基,也是巩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村级组织给广大村民和政府之间提供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增强了亿万农民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是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治理参与者的重要渠道。其中,村委会作为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选举中存在的贿选毒瘤不断侵蚀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肌体,破坏着农村有效治理和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探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面临的贿选问题及治理对策,对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生”功能视角下城市近郊区村庄发展适宜性评价与分类——以江西抚州临川区为例

城市近郊区是城乡融合的关键地带,识别该地区村庄类型有助于统筹城乡发展格局。本研究以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三生”功能视角构建临川区村庄发展适宜性评价体系,利用空间自相关揭示其空间集聚特征,采用村庄类型识别系统划定339个行政村的村庄类型,进而提出村庄发展策略。结果表明:临川区村庄发展适宜度指数总体较高,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指数平均值分别为0.592、0.585和0.466,前二者在空间上呈现“北强南弱”的分布格局;临川区村庄发展适宜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具体表现为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指数的“北热南冷”以及生态功能指数的“中间冷边缘热”;临川区村庄类型分为4类2型,城郊融合类与集聚提升类中的集聚发展型村庄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发展对象。根据村庄类型识别结果提出以地类管控为基础的村庄差异化发展策略,可以明确村域国土空间的优化布局,推动城乡深度融合。

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诊断——以山西省为例

在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定量分析山西省11个地级市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其耦合协调关系的障碍因子进行诊断。结果表明:(1)各地级市乡村旅游水平、农村人居环境水平的区域差距较大,且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2)晋中、临汾和运城为中度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领先型,晋城、长治和吕梁为中度耦合协调级同步型,太原和阳泉为中度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滞后型,忻州和大同为勉强耦合协调级同步型,朔州为初级耦合协调级乡村旅游滞后型。(3)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机构是限制山西省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障碍因子,且7个维度的障碍分布状况差异较大,各地级市的关键障碍因子并不一致。(4)山西省今后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优化乡村旅游供给,并结合各区域的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因子状况,采取合理措施推动乡村旅游与农村人居环境持续协调发展。

找回传统与再塑组织:乡村治理中的“嵌入式协同”何以有效运转——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视角

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协同治理网络中的主体、组织和规则都存在着内生性与外生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分殊。因此,乡村治理网络必然要在“嵌入”基础上实现协同。此文通过对华南地区B镇进行长期追踪,发现挖掘传统治理资源,并将现代化的组织形式与组织规则嵌入乡村内生治理系统,能够有效地为乡村治理共识凝聚、主体参与、资源动员提供组织化路径,构建极具韧性的制度化协同网络。基于此,乡村社会“嵌入式协同”的治理有效性逻辑在于,其能够使来自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中承担不同角色的治理主体在关系互嵌、组织互融、规则互补的基础上,建立起功能适配、运转和谐的协同网络。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维度、基本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治理实践的讨论

在梳理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本研究厘清了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并将其实现机制划分为利益协同机制、权利义务协同机制和情感协同机制三个维度,进而结合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实践境遇及其形塑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共同体蕴含的鲜明实践性,还是治理主体关系形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均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不是技术治理内部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供给和制度改革,而是涉及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治道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借助当下财政和体制资源实现农村基层的“再组织化”,以提升村庄社会自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实践平台、统一基层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可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协同视域下促进湘赣边区域人才合作的策略探究

人才是促进湘赣边区域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必须把加强和促进湘赣边区域人才交流互补与合作、引导人才有序流动等作为重要举措。本文站在湘赣边区域协同发展的视角,分析了湘赣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强调了加强和促进湘赣边区域发展中人才互补交流与人才合作的重要意义;并从“加强省际合作建立人才专家库”、“增强人才使用的便利性”等方面探讨研究了协同促进湘赣边区域人才合作的策略;指出了加强和促进湘赣边区域人才务实合作必须注意的问题。

“新乡贤”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乡村振兴是国家的重要战略,其中人才是关键。政府鼓励“新乡贤”回乡参与乡村振兴,缓解乡村振兴人才短缺的难题,具有重要意义。“新乡贤”作为传承乡村文明的重要力量,通过长期定居、短期服务、项目投资、返乡创业等参与乡村振兴;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引领乡村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有效治理、提升乡村服务水平等领域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地方政府通过为“新乡贤”提供温馨的生活环境、创造良好的工作平台、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建立有公信力的评价体系,挖掘“新乡贤”的潜力,激发“新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多中心协同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基于江苏C县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经验诠释

从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理论逻辑出发,构建“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多中心主体下的协同治理机制,聚焦主体之间互动关系的生成机制和运行逻辑,并以江苏省C县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实践作为典型案例进行解析。研究表明,多中心协同治理是一种节本增效且具备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具备中国乡村场域的现实支撑,即主要通过沟通协作、资源整合、目标耦合以及利益联结,明确治理体系中各主体的功能定位,进而对行政规制、市场经济、村民自治、社会参与等进行界定分工,由此有效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激励相容与优势互补,最终形成治理合力。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视域、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重要途径。作为一个发展视域性命题,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超越微观服务质量管理逻辑。数字技术突破时空、资源限制,赋能农村公共服务,让农业农村农民提升人力资本、享有数字红利与共享公共服务资源,促进微观农民个体的全面发展、中观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宏观城乡融合发展。公共服务数字化是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的重要机制,然而现实中存在数字人才、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资源配置等三大限度。超越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现实限度,要从农民数字素养培养、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城乡数字公共资源体制改革等方面着力,以更好发挥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作用。

“千万工程”经验助推乡村建设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路径

“千万工程”成功推进了浙江整省全域的乡村振兴,对于当下推进乡村建设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千万工程”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它继承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和党在乡村建设中的宝贵经验,传承并发展了中华五千年乡村建设史中的优秀传统,总结了世界乡村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经验教训,并在自身21年的实践史中不断自我完善,展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第二,“千万工程”明确了乡村建设的目标原则,对于破除当前乡村建设中忽视农民主体地位、破坏生态环境、无视历史传承等问题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为我们解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乡村”的重要问题。第三,各地在推广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的实践中,必须坚持久久为功、量力而行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将“千万工程”视为一种刻板的教条,而要深刻参悟其中蕴含的理念方法和价值取向。

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这意味着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将承担更多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为此,需在共同富裕视域下建设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有效的高度统一。就其联系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基本前提与价值导向,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则是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与本质要求,由此表现出二者互为实现途径与目的的内在耦合关系。就其理论逻辑而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城乡关系理论内在统一的思想奠基是其理论本源,习近平共同富裕观与乡村治理思想内在统一的现实指引是其理论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乡村治理思想的当代升华是其理论底蕴。就其实现路径而言,需坚持和加强党建引领,强化统筹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筑牢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完善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城乡融合,激活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动力。

找回群众与双向赋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有效的韧性机制——基于C村美丽屋场建设的个案考察

治理有效是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基本目标。本文从群众路线视角出发,对C村“党建引领美丽屋场建设”实践探索进行剖析,探讨党建引领与乡村治理有效之间的机制。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在于,通过群众动员和组织建构两种策略,在过程层面促进党领共治的治理行动生成,在结构层面实现党领共治的治理网络重塑。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关键要素在于,以政党力量融入为牵引、以群众路线回归为主线,实现农民群众主体性回归和村民自治的职能归位,进而以“政治引领自治、行政助推自治”的双向赋能,充分激活乡村社会自主治理效能,持续形塑乡村治理有效的韧性机制。

乡村数字治理的村民参与行为研究——基于湖南省36个村务微信群688名村民的实证分析

结合社会认知理论和PEST理论模型,基于湖南省36个村务微信群688名村民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行为。研究发现,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明显多于创造性行为,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外部环境以及村民自我效能感与结果效能感正向显著影响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受邀性行为和创造性行为,且村民自我效能感和结果效能感在外部环境与村民参与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建议进一步优化乡村数字治理的外部环境、增强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效能感,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数字治理的创造性行为,以此促进乡村数字治理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治理现代化。

以“三治融合”促进基层治理:基于村庄社会差异的分析

完善基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然而,近年来伴随着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乡村治理却出现了一些效能低下和形式主义的问题。对此,应该充分重视乡村区域差异和村庄事务类型差异,厘清阻碍基层治理有效的现实因素;深入分析基层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挖掘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的理论资源。基于上述分析,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在理解乡村社会治理基础、兼顾规范治理和简约治理优势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三治之中,自治是建立村庄内生秩序并整合村庄内外资源的基本前提,法治是界定不同类型的村庄治理边界并优化相应问责容错机制的制度保障,德治是激发群众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并有效运用各种治理手段的价值导向。三者的良性互动为优化资源下乡、完善基层治理、克服形式主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路径,从而为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中国式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独特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特点之一是创新了中国式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独特道路。经过70多年持续努力,长期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农业增加值跃居世界前列,谷物和粮食生产总量一直居世界首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农业水利现代化取得重要进展,长期持续的良种革命,农业科技进步率不断提高;长期不断推进农村现代化,农村各类现代化要素持续投入和普及,初步实现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长期不断推进农民现代化,农村人口向城镇超大规模转移,农村脱贫人口收入持续增长,农民健康人力资本水平持续提高,农民教育人力资本持续提高,农村居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农村成为国内旅游大市场;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独特的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的新道路,成为中国式“三农”现代化长期目标与长期主义最好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共同富裕研究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始终是一项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点关注的问题。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极其繁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乡村共同富裕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路径和历史选择。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是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解决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重要问题,就必然要聚焦于乡村场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时,乡村全面振兴不可能仅以乡村资源要素实现乡村现代化,更要从上层政策制定、下层举措落实等全方位推进乡村全面建设。通过梳理乡村共同富裕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并基于乡村共同富裕发展建设现状发现,我国乡村共同富裕以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建设为着力点,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阶段性发展目标。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依旧存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共同富裕难以有效推进;乡村生产资源要素缺乏,难以满足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要素需求;乡村缺乏优势产业支撑,乡村共同富裕建设难以切入等诸多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减缓了乡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进程。新阶段新征程,乡村发展建设现状明显难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步伐,故而要从高处着眼,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现实意义,从细节入手,解除当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现实障碍,实现乡村共同富裕。加快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加大其建设资金投入,加强其规划引导和管护,为乡村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破除乡村资源要素制约,革新村集体产权制度,优化乡村社会保障政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资源要素保障。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现代化发展,加强龙头企业对集体经济的带动作用,切实推进乡村产业化经营,打破城乡二元壁垒,实现生产资源互通共享,释放要素活力,实现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乡村振兴实际工作为切入点,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主线,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分析当前乡村共同富裕建设中的发展逻辑和现实问题,补齐短板,提高质量,以探寻实现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乡村建设行动中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过程及运行机制——以Q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为例

乡村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目标,要求其向一种“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模式转变。治理共同体依托于乡土社会长期孕育的共同情感,是一种富有弹性、可依情境变化而被灵活建构的治理样态。对Q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案例研究发现,乡村建设行动中治理共同体的生成遵循着“激活-形塑-行动”的整体过程。需求与资源两种要素的双向耦合刺激“共同意识”的生成,而通过共识汇集、规则筛选和约束吸纳三重维度,治理共同体得以形塑和明确行动边界。在具体行动中,民主协商、核心领导、行动激励和风险包容等四项机制保证了治理共同体的有序运行和效能发挥。

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理论逻辑与实践支持

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耦合是实现我国农业强国目标的重要路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的基本要求,也是让广大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有效方案。在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耦合的过程中,应明确二者耦合的主体逻辑、运行逻辑、情感逻辑,以解决“三农”问题为根本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以鼓励各方共同参与为路径全面打造乡村振兴格局,以促进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现代化乡村建设征程。在此基础上,还应改善农业产业结构,优先发展农村农业,打造乡土人才队伍,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2023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高峰论坛”为例

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实属当下我国重点发展方向,而作为其核心要素之一的农村区域社会治理创新,更是迫在眉睫并意义重大。然而,面对农村社会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与改革转型,囿于传统观念的治理模式显然已无法高效地解决当今环境下所涌现出的诸多全新难题。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现实之需、束缚所在与破解之路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生态宜居美丽家园,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实现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抓手,人居环境整治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事关农村居民民生福祉,事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当前人居环境整治面临治理制度不完善、协同治理困难、主体意识欠缺、基础薄弱等诸多束缚。和美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以完善治理制度为核心,以加强治理协同为驱动,以强化治理主体意识为重点,以健全治理基础为根本,多措并举推进齐发力建设宜居宜业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