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数字治理赤字:表现、成因与中国的应对

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当前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对全球数字治理的需求,全球数字治理赤字已然显现。全球数字治理赤字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器物、制度及理念等治理基础的供给赤字,主要表现为全球数字鸿沟进一步拉大、制度建设缺失严重、主导理念严重滞后;二是治理运作中的效果赤字,主要表现为数字霸权主义、数字保护主义和数字帝国主义。全球数字治理赤字的形成来自治理环境、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共同作用。面对严峻的全球数字治理赤字,中国挺膺担当,通过深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和数字人才合作来提升全球互联互通水平和弥合全球数字鸿沟;通过主动创设治理机制、先行探索治理规范以及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对接来提升全球数字制度建设水平;通过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全球数字治理理念方面贡献中国智慧。

地缘政治与战略资源产业链重构——以关键稀土矿产和材料为例

大国清洁能源转型尤其是快速扩张的电动汽车、风电等产业刺激了稀土等战略资源需求,稀土产业链成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焦点领域。该研究基于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方法,从全球治理的经典范式出发,考察美国力推全球稀土产业链重构的深层动因及地缘政治影响,在美国地缘战略“产业链控制”与“联盟制华”两大特征下,揭示中美稀土产业链脱钩与全球“双链”格局、美国“三大法案”与清洁能源产业体系主导权、中美大国博弈与日本产业安全等重要政治经济关系之间的底层逻辑和战略呼应。研究发现:①在产业链控制方面,下游企业开展技术“去稀土化”与美西方“去中国化”的产业链布局导向相互加持,共同推动形成全球战略资源“双链”格局;②在与盟国联合制华方面,美国要求日本等盟国分担与中国地缘竞争的“缔盟”责任,而日本出于自身利益高度介入全球稀土产业链重构,由高度依赖中国稀土进口转向深度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稀土产业链;③美国出台“三大法案”是其一贯以国内法塑造地缘关系又一力证,背后的深层动机在于通过重塑战略资源产业链,掌控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主导权。为应对日益升级的战略资源大国博弈,要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利用好产业链中前端的资源和产能优势,创新引领战略资源产业链自主延展;另一方面强化战略布局,整合全球关键矿产资源,丰富反制手段,不断增强稀土等重点产业链韧性,提升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保障水平。

全球治理的“内卷式”困境与中国的作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治理逐渐陷入困境,但与此同时全球治理中各类制度、规则广泛建立。现有研究解释不了全球治理失效但各类制度、规则又不断建立的现象。通过引入“内卷”概念,并分析全球治理“量的增长”与“质的停滞”的情形,可以将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称为“内卷式”困境,即全球治理中制度、规则数量的增长并未带来全球治理质的提升。究其原因,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性在全球治理层面的反映可以解释这种“内卷式”困境,包括国家内部的矛盾性引发对全球治理的质疑、国家主义阻碍了全球治理向全球主义的升级、大国竞争削弱了多元主体的协同性等。面对全球治理的“内卷式”困境,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区域治理发展,减少因大国竞争造成制度、规则间的不一致,为推动全球治理质的提升而贡献力量。

意图孪生: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国际安全挑战与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并不是它在智能上的不断升级并最终进化出“类人”意识,而是它所承载的人类意图。神经网络技术的进步显示,人类正在将其意图复制到人工智能载体上。当前,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浪潮承载着人类的消极意图,它将颠覆大国之间的军事实力平衡,更重要的是,它将导致国家之间的敌意孪生到人工智能系统中,进而给人类整体带来重大威胁。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的管控,应该以人类共同安全为指导原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引领,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知识共同体,从科学层面判断人工智能意图孪生的技术拐点,并通过国际军控机制和国家之间军控协议缓解安全困境,多轨并行推进以精准管控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安全挑战。

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全球治理视角下“双碳”人才培养机制——基于能源环境类国际组织职员的数据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亟须一批高素质专业人才发挥引领作用。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思考这一问题,需要聚焦能源、环境类国际组织,对其职员的素质能力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双碳”类国际组织对于较低级别职员的发展有较高的期望,体现在选拔、绩效考核和晋升等多个环节。基于此,在“双碳”人才培养方面,需要统筹协调机制、完善科研体系、建设交叉学科专业、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实现高校、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协同联动,才能推进“双碳”人才高质量发展。

“双向奔赴”: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互鉴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出来”,从以我为主到兼顾他者视野再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演进逻辑。身处“走进去”的当下,如何依托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精准化水平,如何将媒介与传播逻辑融入区域国别研究,不断增强两个领域的交叉互动,共同创新国际传播的学术议程、拓展国际传播的实践面向,成为当下的重要问题。国际传播学者和区域国别学者的自觉、创新合作将展现出“双向奔赴”的不竭动能。

南南合作的中国实践与贡献——基于“全球南方”的视角

“全球南方”这一术语的定义多种多样,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增添了难度。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说“全球南方”是“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词,那么中国就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日益凸显。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为推动南南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在涉及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加强技术转移转化,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大力支持联合国为推动南南合作而开展的工作。

从2024年大选看印尼政党政治新特点

“五合一”的2024年印尼大选,是印尼民主改革时代的重要里程碑,将对印尼未来政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佐科总统执政近10年,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开创了“佐科时代”。在佐科总统鼎力支持下,普拉博沃—吉布兰组合取得大选胜利,从中彰显了“佐科效应”。在本次选举中,年轻选民约占选民总量的52%,成为影响大选走向的“风向标”。此次大选也呈现出总统和议会选举选票分离、政党碎片化和政党卡特尔化同步加速、身份政治退潮和道德政治增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交织上升等新特点。总的来看,印尼民主政治的纠错机制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民主改革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政党政治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选举大年”全球政治局势前瞻

2024年,全球的政治极化现象将在选举政治中得到集中体现。美国大选当前,两党在移民、堕胎、枪支管控等议题上差异明显,政党精英和大众选民都出现了议题极化和情感极化的现象。欧洲议会选举预期将“向右转”,在欧盟各国国内极右翼政党崛起的背景下,欧洲议会极右翼派的席位呈现增长趋势。印度大选中反对党首次组成28党联盟来对抗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而莫迪则大打“宗教牌”和“民族主义牌”,不断加深着印度国内的政治极化程度。墨西哥大选恐将成为又一次“暴力选举”。政治极化与选举政治相互强化的趋势,将给当前的国际政治、大国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带来深远影响。

社会保障学科发展的三个转向

在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保障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随之发展。当前,社会保障学科发展将呈现以下三个重要转向。一是关注并参与人口问题的研究,厘清人口学的基本概念,把握人口学的基础理论。各项公共政策与管理都以人口政策与管理为基础,社会保障作为福利政策与管理,也不例外。二是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其“普照的光”,当今我国的“普照的光”已由“小康”转变成“共同富裕”。在其照耀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将由“扩面”“保底”“助弱”转移到“调结构”上来。三是社会保障的研究范式也相应地会由经济学、社会学为主导转向管理学为主导。

共有、共治与共享:大模型技术的发展之路

大模型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社会,并可能产生出新的弱势群体。大模型技术的发展需要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因为通过人民民主可以让那些新弱势群体在大模型技术发展过程中直接表达其诉求,通过温和谈判来缓和剧烈的利益冲突,同时用人民民主制度来保障大模型技术产生的效益被社会大众所共享。人民民主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人民共同参与政治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等内容,体现在大模型技术领域就是大模型技术的共有、共治和共享。大模型技术的共有意味着其未来作为智能技术时代的基础设施而存在。为了防止大模型技术被资本吞噬,国家需要以某种方式介入,通过构建统一公共算力平台,并使得创新型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大模型技术的共治意味着,要形成以积极公民为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去商品化的共治逻辑、国家的适度干预,并从新弱势群体中发现新的奇异吸引子。大模型技术的共享意味着,需要更多重视再分配、差别原则和再承认等核心内容。再承认的关键是,要使得那些新弱势群体在能力建设的基础之上获得其第二次降生的机会。

绿色消费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培育绿色理念,促进绿色消费,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对实现“双碳”目标意义重大。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绿色消费发展,但绿色消费的现状、趋势和实践折射出人们对绿色消费仍存在一些误区。以绿色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从理念、政策、产业发展、保障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全面创新,坚持节约优先的绿色消费理念、完善绿色消费的政策体系、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快绿色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绿色消费长效机制。

农村养老的模式选择与影响因素研究

老龄化已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而中国步入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农村养老的解决方案更是迫在眉睫。基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4镇6村202份调查问卷,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基本特征、经济特征、心理特征、社会支持特征4个维度15个指标构建农村养老模式选择模型。研究表明:基本特征中,受教育程度、性别、年龄、婚姻、居住情况、子女个数、家庭收入来源、月收入和稳定性对养老模式选择有一定影响;心理特征中担心无人照顾会对机构养老和互助养老产生影响;社会支持特征中社会养老保险补贴满意度会对社区居家养老产生影响。在家庭养老模式中,性别、年龄会对模式选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居住情况则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机构养老模式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家庭收入来源、家庭月收入对模式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害怕被遗弃和对社会养老保险补贴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社区养老模式中,受教育程度、居住情况、子女个数、日托、担心无人照顾以及对社会养老保险补贴满意度对模式的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来源、年龄和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互助养老模式中,性别、婚姻、居住情况、担心无人照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养老保险补贴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七十年来的抗战外交研究

学界关于抗战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文章以中国抗战外交发展的线索为依据,重点介绍一些有重大影响并与战时外交发展线索有关联的事件,试图展现抗战外交的全貌。相较于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而言,目前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学界需坚持科学态度,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科学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体来讲,需要继续加大国际法理论的引入,注意历史细节对于历史事件意义的重要性,重视对中外档案的全面仔细梳理和判读,并继续深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证据驱动的循证决策国际进展、趋势与展望

起源于上世纪90年中期英国政府的循证实践,近年来在全球战略规划制定、国际学术交流、国际合作网络搭建、跨部门协作等方面涌现出诸多新进展,推动了循证决策的快速发展。上述新进展显示出循证决策已成为全球治理和政策制定的共同愿景、循证决策制度化成为全球共同追求的治理创新、证据流动系统成为循证决策的基础遵循、多元化证据产品贯穿于循证决策全过程等发展趋势。随着循证决策助推国际战略规划制定更加科学和有效,证据获取体系、证据评估系统、多样化证据产品将得到快速发展,政府决策者的循证决策能力将得到快速提升。

融合威胁情报与知识图谱的网络攻击溯源方法

[研究目的]攻击溯源是网络空间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网络空间数据海量、异质多元、结构松散等特点,亟需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相结合,有效识别敌手攻击威胁,溯源攻击链和背后的攻击组织,并实施针对性防御。[研究方法]针对攻击威胁特征识别难的问题,提出了知识图谱驱动的网络攻击溯源方法,以脆弱性利用动作为核心构建攻击事件框架,并以事件为单位实施告警关联,重构攻击场景。在此基础上,利用威胁指纹知识图谱,整合已公开的威胁情报知识,并抽取攻击场景中的威胁特征作为指纹,分析两者相似性,溯源攻击者。[研究结论]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利用攻击事件框架充实攻击行为的上下文信息,并基于知识图谱有效溯源攻击者,从而利用攻击者已有的威胁情报,增强高级可持续攻击威胁特征识别的全面性。

国内外应急情报研究热点、演化趋势与未来展望(1990-2023)

应急情报在重塑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中承担了数据化、智能化的重要角色,识别分析应急情报研究热点与趋势,能为完备应急情报体系、促进应急管理方式蜕变提供决策支持。文章从文献分布特征、科研合作、术语和引文关系等方面对国内外应急情报研究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提取应急情报研究热点,并根据可视化研究脉络分析总结演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应急情报研究呈现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融合趋势、应急情报核心研究力量亟待形成、围绕数智转型的多元化发展态势和聚焦公众参与的群众路线倾向的特征,未来研究方向主要有建设应急情报学科、深化应急情报体系、创新应急情报数智技术和探索应急管理情报实践。

新时代中国民众反腐败效能感:本土概念与量表构建

意愿等心理机制是决定民众积极有序参与反腐败活动的重要因素,反腐败效能感概念的提出与测量正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学理性探讨。反腐败效能感涵盖民众基于自我能力认知的内部效能感和基于对反腐败政策发生效用的外部效能感,其中对于具体反腐败政策的评价、对于不同层级的官员廉洁形象的评价以及对于反腐败参与意愿的倾向性态度等是中国本土的独有特征。基于民众反腐败效能感的微观测量为构建反腐倡廉宏观方略的长效动力机制提供了科学依据,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从严治党背景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进行具有重要的知识积累和政策咨询意义。

政策制定对学术研究的使用:程度测量、影响因素、对策及启示

[目的/意义]循证决策是西方国家政策制定科学化和改革型政府的核心。作为一种较为前沿的公共政策理论,其要义是在政策制定中充分使用学术研究以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方法/过程]本文通过文献回顾和梳理,展示西方国家政策制定中学术研究使用的研究脉络,并探究其对我国循证决策的启示。[结果/结论]西方国家首先运用多种测量工具和方法获知学术研究的使用程度,从中发现研究使用情况存在“研究—政策鸿沟”;其次提出3类理论模型、4个维度的影响因素来解释“研究—政策鸿沟”形成的原因;最后基于程度测量和影响因素研究的结果,设计促进政策制定中使用学术研究的对策。基于西方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从开发和设计我国政策制定中学术研究使用程度的测量量表,构建影响我国政策制定中学术研究使用的解释性框架,制定研究与决策协同的行动框架和具体对策这三方面来开展我国循证决策的研究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