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有、共治与共享:大模型技术的发展之路

大模型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社会,并可能产生出新的弱势群体。大模型技术的发展需要人民民主的价值理念,因为通过人民民主可以让那些新弱势群体在大模型技术发展过程中直接表达其诉求,通过温和谈判来缓和剧烈的利益冲突,同时用人民民主制度来保障大模型技术产生的效益被社会大众所共享。人民民主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人民共同参与政治和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等内容,体现在大模型技术领域就是大模型技术的共有、共治和共享。大模型技术的共有意味着其未来作为智能技术时代的基础设施而存在。为了防止大模型技术被资本吞噬,国家需要以某种方式介入,通过构建统一公共算力平台,并使得创新型企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大模型技术的共治意味着,要形成以积极公民为中心的行动者网络、去商品化的共治逻辑、国家的适度干预,并从新弱势群体中发现新的奇异吸引子。大模型技术的共享意味着,需要更多重视再分配、差别原则和再承认等核心内容。再承认的关键是,要使得那些新弱势群体在能力建设的基础之上获得其第二次降生的机会。

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学用相生”

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都是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修课”。从近年来的文献与实践来看,研究者愈来愈体察到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之间存在交集和并集,且着手论述二者之间的关系。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聚焦全球文化新秩序、国际传播新秩序,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和知识需求。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研究在思想史渊源和实践基础上都有许多共通之处,特别是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自主意识、问题导向、在地经验等属性,为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交叉互鉴提供了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的双重空间。区域国别学是把握“作为个体的对象国”与“作为整体的世界”之间关系的智力活动,与国家战略存在“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关系。国际传播作为当代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的战略性工作,为区域国别学带来新的研究问题和应用场景,而区域国别学也为国际传播提供精准化、战略化的知识基础。二者互鉴共生,为构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提供了知识、实践、伦理方面的支撑。

关于大国兴衰研究的三个问题

近些年来,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大国博弈重新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大国的兴衰”也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论之者众。但与1987年末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引发的热议不同,彼时争论的焦点是美国是否已经衰落,而此时争论的焦点则是中国的崛起。保罗·肯尼迪近期将推出该书的第2版,他就此所作学术报告的题目就是“大国的兴衰(第2版):在一个崛起中的中国阴影之下”。

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新论

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为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也创造了有利于人才成长的良好学术氛围。人才培养与学科内涵及功能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人才培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科内涵形塑的,学科功能则决定了人才培养类型,学科制仍是目前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主导模式。鉴于学科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面对各种可知或未知因素的挑战,故作为一门新学科,区域国别学在学科建设方面要系统谋划,把培养区域国别研究的“通才+专才”视为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概念的知识再造与全球旅行:国际传播视角下的概念地理

作为话语基础性要素的概念,由于带有高度凝练性、抽象性等特点,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锚,也是文化交流的元话语,构成了当下国际传播的底层逻辑。从本质来看,国际传播的过程就是产生自不同地理空间之概念的交流与竞争的过程。中国学界的百年历程,经历了吸纳西方概念、依赖西方概念的过程,但今日逐渐“文化觉醒”,并且重视自身的概念供给。在“概念地理”的视野看来,经历知识再造的中国概念如何出海,成为中国对外传播的核心话语,助力于当下的国际传播实践,将是本文关注的议题所在。

试论区域国别学服务国家战略的方向和途径

近年来,区域国别学在服务国家战略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因而需要在服务方向与主要途径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以国家战略的内涵及其在国家安全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为基础,从国家、领域和学科三个维度,系统分析了区域国别学的建设目标与功能定位。从国家层面来看,区域国别学应充分发挥其特色,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战略咨询、经验总结和发展方案;从领域层面来看,区域国别学应利用专业优势,在教育强国、大国外交和国际传播等关键领域做出贡献;从学科层面来看,区域国别学应重视自主理论建设,明确指导思想,深化理论体系,强化战略思维,并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最后,本文强调,区域国别学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理论创新更好地应对复杂国际局势,助力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中的中国立场与理论体系化建构——以亚洲北方草原跨境跨族际音乐研究为例

伴随区域国别学作为新一级交叉学科的强劲崛起,人们对区域国别音乐研究也逐渐进入学科体系化建设和理论思考。本文拟在对亚洲北方草原跨境跨族际音乐实践研究基础上,探究如何站在中国立场上,与国家战略紧密相连,以整合交融的跨学科理念,明确并提炼区域国别音乐研究的学科体系与概念,以及学科知识的普世性与特殊性,并持中国传统治学的史地综合观,重新审视全球化区域空间和国别音乐跨时空的内质与外延。同时,采用“跨文化”视野和洲际意识,厘清学理内核、音乐秩序、共同体范式和中国问题导向等,树立新的整体论区域国别观,建构区域国别音乐研究的知识论与理论架构基础。

新时代区域国别学的机遇与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的第二届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高峰论坛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第二届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高峰论坛的举办意义尤为重大。论坛以新时代区域国别学的使命为主题,围绕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学科构建、学科内涵、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本硕博贯通学制、学科建设的国际比较、跨学科管理、科研平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模式与路径,以及区域国别学与国际政治语言学、国际传播、国际中文教育、外交话语的关系,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诸多具体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和交流。会议的目的是促成区域国别学在新时代的体系化、系统化发展。

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融通互鉴:目标、挑战和路径

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传播研究的融通互鉴有助于服务国家战略和现实需要,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学科交叉的人才储备和平台建设的不足,对彼此领域内研究成果的生搬硬套和工具化利用,以及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等方面的不平衡性和缺乏精准性等。因此,有必要在推动二者之间的交叉互通时,以二者同为交叉学科的发展共性为背景,互鉴学术成果;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抓手,强化现实需求;以二者各自的典型对象和重大问题为起点,做到有的放矢,并坚守以中国自主学科体系为底色,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由此,二者的融通互鉴才能有“径”可循。

他者之镜: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研究

在政策议程和实践进程的联合驱动下,国际传播工作经历着从简单的“走出去”转向深度的“走进去”的思维转换,进入从形象建构的自我投射到关系建构的间性传播的新阶段,区域国别学为这一转换提供了视野启示和知识资源。探讨区域国别学视野中的国际传播研究,首先要立足二者的学术脉络,厘清区域国别学中的国际传播维度和国际传播研究内的区域国别元素;其次,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区域国别学中借鉴形成对象化的国际传播研究新范式;最后,要以现实问题为基线,实现二者的视域融合,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攻关,构建共通共享的知识体系。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历史渊源与融通互鉴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虽属不同学科领域,但从历史渊源、学理基础、研究问题、研究对象与研究目标来看,有较多共通之处。区域国别研究可以借助学科交叉视角帮助完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和实践创新,助力实现精准国际传播,而国际传播研究能够推动深入了解目标对象国的受众,剖析对象国的媒介效用,进而丰富区域国别研究内容。国际传播要推动理论创新,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强化跨学科融合,借鉴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强化与区域国别研究之间的融通互鉴,构建二者协同作用机制。

天然互补:浅析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的融通互鉴

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是认识世界和沟通世界的两大学科,曾被视为“帝国产儿”与“战争产物”,有着负面性的历史遗产,有必要正本清源。我国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方兴未艾,是出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相互理解良性互动的现实需要,肩负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使命。在应对各自研究挑战时,两者又有着天然的互补性,具有融通互鉴、融合发展的良好条件。

共鉴与互补:论区域国别与国际传播学科建设的“双向奔赴”

国际传播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相似的学科发展背景和契机。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两个学科在“双向奔赴”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互补性,可以实现融合发展。

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框架下的区域国别研究

在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大力开展区域国别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如何统筹高校智库建设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成为亟需回答的问题。本文从我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智库建设的历史和现状入手,分析其在实体化建设、科研能力发展等方面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以及外语院校存在的短板。文章进而提出,需要在探索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范式的过程中,解决好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类智库人才产出这一核心问题,双向推进学科与智库可持续发展;加强智库和媒体的交流合作,协同创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

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设为一级学科后,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建设在学术界迅速兴起。对区域国别政治研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察也摆在学界面前。总的来讲,我国学界对区域国别学进行了如下探讨:一是对区域国别学历史和理论的梳理和研究。牛可副教授对美国区域研究史及美国高等教育中的区域和国际研究进行梳理;秦亚青教授从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成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应包含三种类型的知识,即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二是对当前中国区域国别学存在问题的思考。

区域国别研究中侨智路径探索——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区域国别研究成为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理解特定区域如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东南亚重要国家方面。以区域国别学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印度尼西亚侨智资源的现状、特点,探讨侨智的政治经济影响和社会文化价值及其在促进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交流与合作中的潜在作用,探讨侨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作用机制、实践路径和局限性,提出侨智路径在区域国别研究的独特优势。

“双向奔赴”:国际传播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互鉴

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出来”,从以我为主到兼顾他者视野再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演进逻辑。身处“走进去”的当下,如何依托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体系不断提升国际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精准化水平,如何将媒介与传播逻辑融入区域国别研究,不断增强两个领域的交叉互动,共同创新国际传播的学术议程、拓展国际传播的实践面向,成为当下的重要问题。国际传播学者和区域国别学者的自觉、创新合作将展现出“双向奔赴”的不竭动能。

南南合作的中国实践与贡献——基于“全球南方”的视角

“全球南方”这一术语的定义多种多样,在一定程度上为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增添了难度。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但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说“全球南方”是“发展中国家”的同义词,那么中国就是“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日益凸显。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为推动南南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在涉及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加强技术转移转化,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大力支持联合国为推动南南合作而开展的工作。

“发展中国家”概念何以引发争议?——GATT框架下的概念史考察

“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治理中的一个基础性概念,近年来却成为国际话语场域中的争议性概念。考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框架下“发展中国家”概念的历史,对于厘清相关争议的缘起和进一步理解国际话语竞争具有重要价值。“发展中国家”概念在GATT框架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修订GATT1947第18条为代表的概念孕育阶段,60年代以增加GATT1947第四部分为代表的概念萌芽阶段和70年代以后以普惠制、差别优惠待遇及“毕业原则”等为代表的概念流行阶段。GATT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概念展现出模糊甚至混乱的特征,为日后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争议埋下了隐患。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概念的塑造过程中注入了自身的价值观,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却十分有限,这也为当今的国际话语竞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联合自强是“全球南方”国家解困之道

2024年1月19—21日,不结盟运动第19次峰会和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在乌干达坎帕拉召开,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应邀出席并致辞。中国领导人积极参加发展中国家首脑峰会,既表明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的政治身份,也折射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格局和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分量,更体现出联合自强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