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转型背景下“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和角色作用

当今时代,大国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南方”的战略地位与价值日益凸显。地位和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全球南方”独特的理论价值,其逐渐超越传统以经济属性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概念,成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国际政治新概念,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和路径。全球南方国家均非美西方盟友的核心成员,未处于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地位,具有相似的国际境遇、利益诉求、发展任务和政治主张。在国际秩序重构方面,全球南方国家主张以联合国宪章和原则为宗旨,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实现平等共治、合作共赢。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迫切要求,主张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国际经济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倡导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公平贸易,通过改革与完善国际合作机制应对挑战,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和社会发展,还能为完善现行国际秩序做出重要贡献。

被缚的自主:地缘政治回归下的欧盟安全文化变迁

欧盟安全文化关乎欧盟安全角色,不仅影响到欧盟安全战略的调整和重塑,也关系到欧洲安全架构的建设与重组。欧盟安全文化是欧盟在应对安全威胁和进行安全治理过程中形成的行为逻辑,是长时段实践过程中的演变结果。欧盟安全文化既立足于一体化逻辑的地区安全共同体建设,也基于欧洲化逻辑的外部安全治理。在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回归背景下,欧盟安全文化正在经历重塑,并进一步带来安全战略的调整甚至安全角色的变化。从内部来看,欧盟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通过完善决策规则加强安全共同体建设,朝着更加统一的欧盟安全文化迈进。从外部来看,欧盟推进安全治理,尤其是强化地缘政治属性来重启扩大进程,希望更加有效地治理欧盟周边地区安全乃至应对全球安全秩序变迁。尽管欧盟战略自主诉求上升,尤其是努力提升其在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秩序重构中的自主性,但是地缘政治回归下的欧盟安全文化深受成员国安全战略差异、欧盟与北约安全防务关系的束缚,欧盟安全自主性仍将从属于欧盟成员国为主的安全格局和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

太空弹性:美国太空战略的“进化”及其影响

太空事业发展既是大国地位的象征,更是其战略实力的来源之一。美国企图凭借自身超强的太空实力护持其全球霸权,确保在太空领域的绝对优势。但由于太空系统存在“能力—脆弱性”悖论,美国加快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建军步伐必然招致其他行为体的非对称反制。为此,美国又通过发展太空弹性来实现其太空战略的“进化”,试图以此抵消这些非对称反制,重新确立令对手望而却步的太空威慑。美大肆渲染现有太空威胁,为其太空战略向弹性“进化”制造依据;推出“进化”目标,构建分布式快速重组太空体系,提升太空系统的抗打击和快速恢复能力;提高“进化”效率,构建联盟太空行动能力,增加美国可用的太空资源。然而,由于美太空战略“进化”的实质是依仗其技术优势进行的太空“再威慑”战略,其必然加剧太空军备竞赛,导致太空技术和产业泛安全化,并引发各方在太空领域的不安全感,最终不仅阻滞太空军备控制进程,还可能导致国际冲突乃至战争。因此,美国理性的选择是从根本上放弃以太空谋求霸权,转而与国际社会加强太空国际合作,携手构建太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法国应对欧盟能源危机的双重倾向

2021年夏季以来的能源危机,对欧盟能源安全造成巨大冲击,并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在应对欧盟能源危机过程中,法国通过发挥其技术优势、国际影响力及传统战略思想,配合并推动欧盟能源转型政策落地、扩展欧盟能源外交局面并维护欧盟能源战略自主,体现出明确的“欧洲主义”倾向;同时,法国发挥其国家干预的政治传统、核能优势,坚定维护本国民众利益、国家能源安全及其在欧盟的领导地位,坚持其“民族主义”思想。法国在应对欧盟能源危机中表现出的双重倾向,实则是在具体形势下对戴高乐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信任困境与破解路径

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旨在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可靠、可控和公平,同时促进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健康发展。随着治理主体的多样化、治理对象的扩展化、治理机制的复杂化,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已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议题,治理信任的建构成为破解人工智能安全治理难题的重要路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信任困境主要体现在理性信任、价值信任和环境信任三个方面。在理性信任困境方面,国家利益与政治权谋交织加深信任裂痕、权力竞争与阵营对抗叠加加大信任鸿沟、政策差异与技术理性嫁接动摇信任基础;在价值信任困境方面,理念认知偏差左右治理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异化影响治理共识达成、技术规制矛盾引发治理信任危机;在环境信任困境方面,治理规则碎片化与治理机制缺失、法律体系不完善与监管执行困难、国际组织参与有限与治理模式分散等问题共存。中国可通过强化战略引领、推动多元共治,以确保国家利益与全球治理目标的一致性;秉持人本主义、促进向善合治,以促进多元主义和负责任创新的治理向善理念;推动制度监管、提升技术智治,以建立强大和适应性强的监管实践来增进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信任。

情报职能与软安保:智能化时代国际私营安保公司职能变化及其意义

[研究目的]国际私营安保公司参与后冷战时代全球安全事务的现象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安保公司走向海外也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国际安保公司在智能化时代承载着情报职能,而且这种职能的地位与作用愈加重要。这种变化凸显了国际安保公司从传统的“硬安保”向“软安保”的转变。分析新现象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案例研究和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分析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职能转变,重点结合智能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和安全环境、需求等阐述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情报服务与软安保形成的过程和动力,并探讨其意义。[研究结论]工业革命后的安全环境和安全需求催生了现代私营安保制度;工业革命后期的现代私营安保制度具有“硬安保”的特点;后冷战时代的安全格局(特别是全球反恐战争)为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勃兴提供了动力;信息化条件下,国际私营安保公司的情报职能凸显,从而解开了“软安保”模式的序幕;“软安保”不仅意味着智能化时代更加隐蔽、细密的权力管控,也意味着安全治理的核心理念从恢复转向预防;国际私营安保的“软安保”模式显示了一种保持权力扩张的安全形态。

威胁认知、相互依赖与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的政策差异

随着世界政治极化的加剧,经济问题安全化与政治化趋势显著增强。“一带一路”倡议对恢复全球经济增长、扭转逆全球化趋势意义重大。“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其中包括美国的部分盟国。然而,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存在较大差异。结合“一带一路”的推进状况,美国盟国的政策选择大体分为积极响应、明显反对、谨慎中立和左右摇摆四种类型。为解释美国盟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呈现的差异化回应,本文构建起一个以安全层面的威胁认知和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为自变量的分析框架,并选取泰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以色列作为案例检验对象。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国际失序风险持续增加。美国不断强化“泛安全化”认知,鼓动盟国放弃“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二元平衡战略,逐步转向经济与安全都依赖美国,国际合作严重倒退。为确保“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须平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安全诉求,最大限度地增信释疑,增强中国崛起的认同度。

美国重构关键矿产供应链与“一带一路”关键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

拜登政府试图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关键矿产资源支持其国内战略性产业发展,降低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影响力,削弱中国的工业能力。在针对发展中矿产国重构关键矿产供应链的过程中,美国主要依托三种合作模式:一是通过双边渠道与发展中矿产国直接合作;二是利用盟伴支持其重构发展中矿产国的关键矿产开发格局与矿产流向;三是通过其主导的多边机制影响发展中矿产国的关键矿产政策与项目发展。这会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成本,对中国的供应链地位造成冲击。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对地区矿产国所描绘、承诺的愿景往往缺乏支持能力,将更加凸显“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意义。针对美国的布局,中国在深化“一带一路”关键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须以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以及增加矿产储备的方式,提升中国对全球关键矿产开发与交易市场的影响力;拓展与共建国家的关键矿产园区建设,深化关键矿产合作;以数字与绿色技术赋能共建“一带一路”关键矿产合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关键矿产产业的开放合作格局。

中国乡村文化场景嬗变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文化场景与文化空间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为揭示该转型的内在机制及其对乡村振兴的文化路径影响,构建一个前瞻性分析框架至关重要。该框架围绕乡村文化场景三个核心系统即群落系统、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展开。群落系统是乡村生活的基本单元,对乡村社会进程具有显著影响力。地方群落系统孕育的社会文化主体性,对县域现代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价值系统和符号系统的作用日益凸显。以徽州地区为例,乡村文化场景嬗变与行为组织形态之间展现出同构性,场景的营建者和使用者成为变革的主体,嬗变主题围绕聚落日常生活和土地利用所构成的乡土风俗与习惯,而嬗变成果则通过乡土行为模式得以体现和传承。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阶段的特征、赤字与改革方向

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超出预期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并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入新阶段。已有研究的单一、静态视角难以刻画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全貌,本文从主体、机制双重视角的实践梳理勾勒出其当前进展与特征。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正在经历从多方主体主导向多边主体主导的演化进程,且形成了以原则理念、技术方案、工作项目、平台机构四项核心机制并行的主要特征,但仍然存在三方面治理赤字:由于治理过程开放性和责任性不足而导致的合理性赤字、由于治理成果的结构性失衡而导致的公正性赤字、由于治理效能难执行与错位问题导致的有效性赤字。面对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竞争性合作”理念有助于打开新的改革空间,其要求将“零和博弈”转变为“变和博弈”,强调利益与目标不完全一致但又相互依赖的独立决策主体间的关系策略,能够兼具敏捷性与“硬约束”特征,而这三点有助于回应当前进程中的治理赤字。未来,不仅要关注人工智能本身的动态演化及其引发的治理挑战,更应关注围绕技术演化而动态发展的国际关系,以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良性发展。

延续与变迁: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建构——基于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的分析

官方话语分析对更好地理解一国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1993至2023年俄罗斯官方发布的六个版本《对外政策构想》是其三十余年重返国际舞台和处理对外事务思维观念的缩影,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探索、进取和调整历程。“身份”“国际秩序”“国际安全”“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五大主要话语单元及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演化深刻体现了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延续与变迁。国内国外两个层次、国家与国际社会的空间维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时间维度是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三大构建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指导着话语体系中各主要单元的话语表达强度,通过调整话语表达表明俄罗斯决策层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态度以及对“多极化世界”的诉求,实现对身份认同和国际地位的追求,在延续中体现出发展动态和阶段特征。同时,俄罗斯对外政策话语体系仍然存在概念不清、思想矛盾、目标与能力失衡以及与现实偏离等问题,需要贴近现实并增加思想和内涵的丰富度。对外政策话语体系的延续与变迁直观地反映出俄罗斯看待当前国际秩序的观念、构建对外关系的逻辑以及为突破当下的困局而开展的外交实践,将长期影响俄罗斯的外交趋向。

美国战略学术界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与辩论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战略学术界出现讨论“全球南方”的热潮。其中,“全球南方”概念、使用情境及战略运用成为议论焦点。对于“全球南方”概念的迅速复兴,一些人排斥且强调谨慎对待,另一些人则接受并主张创造性使用。美国战略学术界主要从六个层面探讨“全球南方”的使用情境。在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成为美国拉拢的对象,正逐步获得更多的战略自主权;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南方”是利益受损的集体,但其影响力逐渐增强;在地区秩序层面,“全球南方”被视为中国和印度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竞技场;在全球秩序层面,“全球南方”被看作是中俄与美西方争夺的焦点。在地缘政治经济层面,“全球南方”中的关键摇摆国家代表了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层面,“全球南方”是一个多元化的混合体。研究发现,美国战略学术界的辩论起始于现实政治的迫切性,服务于美国的战略需求;其认知兼具多样性与局限性,具有强烈的地缘政治倾向;其主流观点在美国外交政策实践中获得认可,未来可能会提出更具挑战性的观点和方案。面对美国对“全球南方”采取的新攻势,中国须深化对“全球南方”的认知,避免陷入美方设定的议题陷阱,进一步明确本国的国际定位,并坚定地同“全球南方”站在一起,不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

七十年来的抗战外交研究

学界关于抗战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文章以中国抗战外交发展的线索为依据,重点介绍一些有重大影响并与战时外交发展线索有关联的事件,试图展现抗战外交的全貌。相较于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而言,目前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学界需坚持科学态度,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科学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体来讲,需要继续加大国际法理论的引入,注意历史细节对于历史事件意义的重要性,重视对中外档案的全面仔细梳理和判读,并继续深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2024年美国大选及其世界影响

2024年11月,美国将举行第60届总统选举,其选举结果和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将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国际安全环境等造成深远影响,加速百年变局的历史演进。老人治国、民主倒退、霸权衰落使得美国很难“再次伟大”,其内政和外交都会经历较长的阵痛期。2024年美国大选的选举议题、当前及下一届政府政策都将影响中美关系,其对华竞争战略大概率将相对固化并长期存在。随着美国2024年大选的日益临近,特别是存在特朗普卷土重来的可能,欧美关系将面临新的动荡和艰难重塑。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很难带来美俄关系的根本改善,俄外交将继续坚持“转向东方”的政策,争取摆脱西方围堵的不利处境。日本高度关注2024年美国大选动向,重视预先布局以管理美国政治变动及权力交接对其带来的影响。鉴于此,本刊特邀请6位国际问题研究知名专家撰文,从美国民主的倒退与霸权的未来、2024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欧美关系重塑、美国总统大选背景下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日本对美国大选的认知与应对、美国大选对国际政治经济及安全环境的影响角度,对国际形势及大国关系的变化进行分析和预判。

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国对华算力竞争

算力是推动国家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对国家间竞争态势影响重大。人工智能跃迁潮流之下,全球算力发展水平与规模均出现明显加速,但发展鸿沟扩大、生态安全威胁激增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当前,美国在高端算力芯片研发、数据中心建设等领域保有较大优势,但对中国的网络运载力和超级计算机发展依然保持强烈警惕。为维护美国绝对领先地位,美国加速开展对华算力竞争。一方面,美国对内加强多方协调,加大算力基础设施与未来计算科技投资,积极弥补自身在高端算力芯片制造业和网络运载能力层面的不足;另一方面,美国全面升级对华算力芯片制成品、制造设备、算力服务与技术的封禁措施,并威逼利诱全球盟友合围中国本土算力企业,挤压中国发展算力的机会与空间。美国对华算力竞争对抗性色彩明显,加剧腐蚀中美关系,破坏全球算力产业稳定,造成全球数字鸿沟扩大。但是,美国的规划与实践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本土制造复兴计划并不确定,全球算力产业界看好价值巨大的中国市场并积极寻求对冲之策,加之中国对于全球生态安全治理具有重要话语权,因此美国对华算力竞争前景仍待观察。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全球治理路径与中国方案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与能力显著提升。在全球治理的格局转换阶段,中国具有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意愿,全球治理的中国时刻正在到来。传统的霸权稳定论回避了霸权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负面功能,忽视了新兴大国主动供给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丰富实践,反驳了霸权稳定论与“金德尔伯格陷阱”叙事逻辑,为建构新兴大国的全球治理新路径提供了坚实支撑。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发展模式超越了“南北发展援助”模式的局限,既是对中国自身发展经验的全球提升,也是中国“南南发展合作”的最佳实践,有助于建设性促进国际发展多边机制提质升级。长期以来,多层次、有步骤、凝特色的中国外交实践,诠释了全球发展倡议的普惠包容理念。中国秉承“授人以渔”的内源性发展哲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援助、分享发展模式与经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智慧”致力于寻求最大共识,秉持增量改进原则,以亚投行为依托对全球金融体系进行升级扩容、以全球数字治理为抓手进行模式创新,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力。

美国联盟体系数字治理互操作性提升及其战略效应

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持续提升在数字技术上的互操作性,这一趋势伴随着数字治理工具的普及而愈发显现。数字技术互操作性提升不仅体现为数字工具共享、数字技术标准趋同和数字信息跨国流动,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平台化建设打通了国家之间的治理边界,使得各国从合作推动“数字治理”转向共享“基于数字的治理”。治理互操作性的提升将对联盟的凝聚力形态产生变革性影响,可能改变传统上主要基于外部威胁和有效制度设计的凝聚力形态,凸显基于内部兼容的联盟凝聚力形态。本文将这一过程视作联盟的内向化进程,伴随着数字化以及大模型通用化发展,联盟成员国间的国内议题相互嵌入、治理工具多国共享、治理模式走向趋同,成员国间的互动模式从传统的跨国协调模式转变为算法弥散模式。本文认为美国推动与其盟友技术互操作性的下一阶段,是实现基于国内治理互嵌的治理互操作性,进而使得美国联盟体系成员国凝聚力走向内向化进程,表现为高科技产业链重塑、情报信息实时共享、国内议题框架同质化等趋势,并在联盟内跨国战略协调、楔子战略效用、美国联盟伙伴国扩展以及国际格局阵营化等方面产生相应的战略效应。

人工智能军事化与海洋安全:风险与应对

人工智能作为当前科技变革中的战略性力量,具备“专用性与通用性”“能力—脆弱悖论”“成长性”“军民两用性”的特征,正从海上作战平台侦测信息的智能化分析、增强海战武器装备效能、推动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建立、提高海上后勤保障可持续性等方面赋能海上作战体系,加速海上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为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利益与增强海上军事优势,部分国家与联盟组织也相继出台军用人工智能战略文件或合作协议,各有侧重地将人工智能融入现有军事体系中。在此过程中,美国力求在军用人工智能领域全面发展以护持海上霸权,与盟友协同推进,并高度重视中俄等竞争对手海上的人工智能军事运用。人工智能军事化态势迅疾演进,或将强化全球海洋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表现为加剧新型海上军备竞赛风险、升级海上冲突风险、助长海上非传统安全风险、增加中国海洋维权风险。应对军用人工智能对海洋安全的挑战,必须推动海上军用人工智能运用治理,加强大国双边及多边的海上危机管控对话。于中国而言,针对当前最紧迫的海洋安全风险,应在海洋态势感知、军民融合、涉海虚假信息治理等方面提高应对海上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技术与组织能力。

欧盟“印太战略”的调整与中欧关系

2021年9月,欧盟观望多年后正式出台了欧版“印太战略”,有意将印太事务置于其对外政策的优先位置,实现促进经济复苏与发展转型、扩大外交空间与地缘政治影响、协调成员国立场并加强对外政策自主性这三大关键战略目标。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盟为应对诸多本土与周边挑战投入大量精力与资源,推进“印太战略”内在动能与面临的资源限制进一步增加。然而,欧盟主观上无意削弱上述三大目标,客观上加强与印太接触的经济、政治乃至安全需要实际上还有所上升。受此影响,欧盟调整了“印太战略”的实施方式,呈现出强化价值观色彩并与俄罗斯因素挂钩、更加突出防务安全议题以及对美协调加强的趋势。此外,欧盟还试图将其“印太战略”塑造为“双向”战略,开始要求印太行为体,尤其是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积极参与欧洲事务。在此背景下,欧盟对华政策的失衡性与复杂性进一步增加,进入深度调整时期,中欧关系由此面临新的挑战。尽管如此,危机并未改变欧盟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和自主性的根本逻辑。欧盟仍有意维持对华关系总体稳定,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华预期也渐趋理性。

美国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布局、制约因素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重构印太地区的关键矿产供应链,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以削弱中国的工业能力,并提升美国及其盟国对全球关键矿产市场的利益攫取能力。这一关键矿产供应链重构布局有以下特征:基于双边合作的机制嵌套、基于地缘政治逻辑的遏华倾向,以及美国主导的行业“标准”与规则塑造。美国在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布局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盟伴之间存在利益诉求抵牾、美国对地区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意愿与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不足,以及美国试图动员地区国家协同其对华地缘政治博弈与地区国家寻求战略自主存在矛盾等。美国试图重构印太关键矿产供应链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关键矿产海外供应风险,对中国矿企在地区国家的投资项目以及中国的产业链地位造成负面影响,但中国与地区国家在关键矿产领域的投资合作态势、产业合作效能等因素,也将在减缓此类负面冲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