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安全的认知演进与治道变革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是国家政权、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免受威胁、侵犯、颠覆、破坏的客观状态。在国家疆域内不同地理空间中,政治安全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应的治理之道差异悬殊。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安全因其地理区位、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特殊性与敏感性,成为一个特殊且复杂的治理场域。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安全问题的认知演进及治道变革,政治安全在问题定位、主导价值、安全属性方面认知伴随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其治理之道从“存异”走向“求同”。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边疆民族地区政治安全治理应凸显“人民中心”价值取向,强化边疆民族地区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进而构筑起维护政治安全的坚实屏障。

和平教育学:内涵、对象与方法

和平教育是缓解冲突、促进和平与社会正义的重要途径,它以知识传播、技能培养和价值观转变为核心,通过多维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旨在促进个体和社会层面和平文化建设的综合性教育理念与实践。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和平教育的独有研究对象,但冲突解决教育、民主教育、发展教育等也是和平教育学的研究课题。和平教育学是交叉学科,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促进和平教育学的发展,也可以借鉴和平教育研究领域的观点推进其他学科的研究。

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的人民性探析

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因此,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在于其人民性,即始终以人民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具体表现为:新质生产力的生成逻辑源于对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高度关切;在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取向上,彰显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追求;在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向度上,恪守一切依靠人民的工作导向。

和平语言学视角下探析语言学的和谐之美

和平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学和谐之美,包括语音学的音韵和谐之美、词汇学的形态和谐之美、句法学的构架和谐之美、语义学的意义和谐之美以及语用学的交流和谐之美。语言学的不同分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共同组成了语言的和谐整体,并且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贡献于语言交流的美学,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和美美,进一步证明了语言不仅仅是信息传递的工具,还是一种强大的美学与和谐社会表达的形式。通过探索语言学各分支之间的和谐美,提升了优美和谐的话语在当今社会沟通中的实用性和美感影响力,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并推进世界的和平。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模式的经济学探析

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关键环节。在梳理现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实践基础上,从经济学视角出发,辨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问题在于建立可交易的市场或非市场支付机制。根据市场属性不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典型交易机制有生态商品、市场机制、生态补偿、政府或社会购买等模式。不同生态产品交易模式,导致价值实现程度以及所受困境也不同。最后需要由政府主导,从完善产权制度、规范核算标准、优化供需政策、健全市场交易机制和完善补偿制度等方面,降低交易壁垒解决“市场失灵”,实现生态产品正外部性的内部化。

论列宁社会主义公式的建设思路

列宁社会主义公式,即“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这些建设思路主要包括: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人类先进文明、系统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事业永无止境,为人类社会指明了正确发展方向。该公式所蕴含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为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和实现共产主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从权力虚化、利益失衡到权益均衡的路径选择——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开发权益分配机制研究

在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开发权益分配机制中,《民族区域自治法》建构了一个照顾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数民族利益的制度框架:自治机关享有优先开发利用本地区自然资源的权力;国家根据统一规划和市场需求,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应做出有利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建设的安排,对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然而,这些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应当以改善资源地民众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和归宿,从提升政府的财政能力和民众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两个方面改革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自然资源开发权益的分配机制。

新中国6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研究综述

新中国60年来,民族理论学界和长期从事民族工作的同志就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层面、自治机关自治权问题、自治机关民族化问题、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问题等有关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出版并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观点和建议,对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的制约因素

在政治实践中,制约和影响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分配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行使的因素很多,在宏观上主要有国家权力来源的论证方式、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方式、经济运行体制、财政体制、执政党组织体制和执政方式、国家的法治化程度等。针对这些因素采取应对之策,不仅是保证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有效行使的前提,也是实现民族政治关系治理的关键。

“自治”理论及其中国实践

本文从宪政法理学角度出发探讨自治问题。认为 ,自治首先标示着人之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悟 ,既包含了对历史性的社会学事实的陈述 ,又具有根本性的价值诉求和规范意味。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对分离的历史条件下 ,对于社会个体而言 ,人的自治在宪政制度意义上表征为私人领域的私权自主和公共领域的主权在民两大形态。在现代人的政治实践中 ,政权性的地方自治和民族区域自治、非政权性的社区自治。

自治机关自治权配置的科学化研究

国家机关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自治权配置的科学化是推进国家民族事务、民族区域治理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当前,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自治权配置与其制度设计目标仍存较大差距,尤其表现为自治权边界不清晰、行使不够充分,或虚化、或不具禀赋性、或不具有可操作性。基于权力配置角度,可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立法自治权、财政自治权与行政自治权现状、实践绩效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以探寻自治机关自治权配置科学化的基本目标与路径选择。

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

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利益的整合对整个国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致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内,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爱国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这个调适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并应力求避免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方略。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民族的充分发育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结成一个具有一致利益的共同体,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所要做的是确保族际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及建筑其上的政治合法性,追求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实施途径分析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是一种由国家授予的不完全自治的权力,其落实要求中央及上级国家机关与自治机关之间系统协调、各司其职。因此实施途径为:前者要通过提高观念认识、搞好配套立法和加强监督检查等措施来做到尽职尽责;后者要拿出主动实干精神,做好调研工作,改变陈旧思想,从而更多地采取主动立法形式来行使经济自治权。

民族区域自治的创新与发展

本文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组织保障、自治实现形式、自治机关民族化和自治机关设置、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制度及政策等方面讨论民族区域自治的创新与发展。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及实现形式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更加有利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权利保障和自治权的行使,更好地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村民自治给民族杂居地区村庄带来的影响——云南省孟连县拉嘎村村民自治实施情况调查报告

边疆民族地区的村级治理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村民自治为广大民族杂居地区注入了新的发展生机与活力,改变了边疆民族杂居地区农村基层的政治关系和权力运行机制,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化的进程,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四川民族地区水电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法虽然在指导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部分只有原则性规定的条款缺乏可实际操作的实施细则,在全国统一税收、财政、国家投资和行政区划这种条块分割的经济体制下,民族自治区域如何实现经济“自主”的权利?在四川民族地区的水电资源开发中,事实上存在损害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利益的问题;外来大资本开发民族地区的优质资源,少数民族群众如何参与分享?如何把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关规定落到实处?这些都是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共治”模式破解民族地区发展难题——基于贵州凯佐乡参与式治理的实证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地区主要采取了"统治"、"自治"与"共治"三种治理模式。贵州省凯佐乡的参与式治理实践就是一种"共治"模式,取得了良好的乡村治理绩效。对于民族地区来说,采用参与式治理这种"共治"模式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乡村社会发展,破解地区发展难题,而且还可以在治理过程中吸纳政治参与,缓解或化解因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带来的压力或紧张,既可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又可以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柯尔克孜族自治地方民族关系及问题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是我国惟一一个以柯尔克孜族命名的自治州。在这个柯族自治地方生活着10个民族的居民。维吾尔族人口最多,在农区影响也最大;柯族在牧区占主导地位;汉族则主要在城镇发生影响。各民族和睦共处是主流,充分体现了“谁也离不开谁”。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里也存在着一些妨碍民族团结的因素。

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的内涵及建构

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是民族地区拥有一定社会公共权力的县级政府,为消除民族地区县域社会发展差距,通过承担政府职能的目标和任务,采取制定政策和组织动员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有效治理县域社会所具有的能量和力量的总和。提出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的"七个"角色定位,并针对政府能力的强弱以及政府能力与市场能力、社会能力间的关系作了界定。

论国家结构形式与民族区域自治

国家结构形式是立宪者对立宪之时的政治现实所作的宪法判断,并不存在优劣之分或者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必然过渡的问题。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本质上是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度"的问题。当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上级国家机关权力行使不规范、自治权虚置等问题,完全能够在现行宪政体制即复合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之下得到解决。通过科学合理配置和规范行使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将在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