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陈嘉庚救乡运动对其政治转向的影响

论文以抗战时期《大公报》《救亡日报》等报道以及《南侨回忆录》等记载为资料基础,分析了陈嘉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桂林、香港地区等进步新闻力量帮助下,冲破蒋介石当局层层封锁,在媒体上公开曝光福建暴政,进而团结海外华侨力量广泛参与救乡运动,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历史。研究显示,陈嘉庚回国慰劳考察,尤其是访问延安这一代表性事件后发起的救乡运动,是陈嘉庚政治转向的重要因素。论文认为救乡运动是影响陈嘉庚政治认同的关键事件,对其从认同于国民党转向认同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直接影响。

“乡音”未改:归侨的语言适应与群体认同——以泉州双阳华侨农场为例

论文以福建泉州双阳华侨农场为个案,以调研数据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归侨回国后的语言适应和语言选择状况;语言作为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在归侨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华侨农场作为一种特殊的移民社区,语言生活多言多语并存。共同的侨居地生活和归国经历以及相同的侨居地语言,构建了归侨的群体认同。侨二代大多仍能熟练掌握父辈的侨居地语言,但工作和学习常用语以普通话和当地方言为主;侨三代的祖辈侨居地语言和方言水平则明显衰退,普通话是他们的常用语。归侨社区呈现“侨居地语言→本地方言→国家通用语言”的代际语言转移趋势。华侨农场的多元语言文化生态,是侨乡文化的特殊标签和宝贵资源。深入开展华侨农场语言生活调查,做好归侨社区语言规划、保护与传承侨乡语言资源,有利于深入挖掘侨乡特色语言文化,助推侨乡振兴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成为“网红”:饮食经济与归侨文化社区构建——福州华塑小区的个案研究

论文基于对福州市华塑小区的实地考察,探讨了政策性归侨安置社区在饮食经济的影响下成为文化社区的建构过程和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大众饮食消费需求是促使归侨自发建构文化社区的诱因,而带有典型归侨文化特色的饮食经营则是文化社区的外在表达。具体的建构机制包括三个方面:第一,自我导向的饮食浪漫伦理给华塑小区归侨带来了商机;第二,被大众饮食消费推向前台的华塑小区成为了“归侨文化”的展示地;第三,食客对美食背后文化意义的消费乐趣引起了华塑小区归侨身份认同的重塑。研究认为,华塑小区这个“地点”的空间,与“南洋”美食文化街区这个“社会”的空间之交叠,提供了文化社区建构的“形”“神”基础。而归侨饮食聚集、文化景观营造、文化展演与身份认同的相互作用,共同建构了一个区别于周遭社会的归侨文化社区。

回归移民侨居国认同变迁研究——以广东P华侨农场为例

论文以广东P华侨农场为例,探讨了归侨群体在侨居国认同方面呈现出的淡化现象。研究显示,随着国家意识的构建、地方政策的安置、农场体制的改革以及个人观念的转变,归侨群体对于侨居国的认同逐渐淡化。通过针对来自印尼、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等多国归侨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论文探讨他们在交往、婚姻、家乡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通过分散安置和吸纳劳力等方式,P华侨农场的归侨群体形成了新的社区人际关系,从而淡化了侨居国认同。归侨群体在择偶时不再局限于同一侨居国,而是更多地考量年龄和情感等因素,与本地居民和外省人结婚的现象日益增多。此外,归侨群体对祖籍地和侨居国的认同逐渐模糊,转而将华侨农场及其周边地区视为新的家乡。本研究不但揭示了当下华侨农场归侨群体在身份认同方面的转变,同时也反映了全国华侨农场的发展趋向,对于理解归侨群体的社会融入具有重要意义。

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环境感知——基于混合研究方法的调查与分析

论文采用扎根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50个回国创业者的田野调查以及325份有效问卷进行了分析,调查了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时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环境、商业环境和政策环境的感知水平及其适应和发展情况;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发现这三种环境感知对其在中国市场适应和发展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作用存在一些差异。基于上述调查研究结果,论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家”、流动性与共同体:对印尼归侨社团的人类学考察

论文通过对印尼归侨社团成立、扩展和维系过程的研究,展现了归侨是如何在流动中创建安放内心的共同体,为流动所带来的分离搭建社会联结。他们在“居住”与“行旅”之间通过建“家”、扩“家”、持“家”不断重塑社会联结,以祖籍国和侨居国为圆心,生成了关于“家”的情感的平行共同体,进一步在涵盖祖籍国和侨居国的基础上甚至形成了多圆心共同体。流动性使两个或者多个共同体同时存在。一方面,正是在成员和“家”的流变中,归侨社团成为归侨走向公共空间、联结世界的通道。另一方面,流动性所带来的多圆心共同体使得社团内部凝聚力下降。因此,只有当汇聚成同心圆共同体时,具有地方感的“家”才化身为一种粘合剂,以增强共同体凝聚力。

归国科技人员群体构成及其贡献述论(1949-1956)

1949—1956年,16个国家的1300余名高科技人才,先后冲破美国等国阻挠政策毅然回国。论文对这期间归国科技人员的数量、国别、教育背景和学术地位等进行统计,特别是对这一群体归国后对于国家科研院所机制建设、学科建设以及高校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开拓性意义予以总结。通过对这一群体特征的数据分析可知,归国科技人员都接受了系统的专业教育,专业涉及军工、化学、生物、数学等多个科技领域,学术水准多具有世界前沿水平。这一批人才的归国,为新中国科技布局、专业提升及相关人才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奠定了中国科技的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的根基,推动了中国科技水平的巨大进步。

关于华侨农场的研究成果综述

华侨农场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我国安置归难侨的主要模式,为归难侨安定生活、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华侨农场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成果,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回顾我国接待和安置归难侨过程及华侨农场变迁历程;关注政策体制,希冀寻找破局之路;以多学科视角审视归难侨群体,开启以“人”为核心的研究。但是,当前归难侨群体间的对照研究尚显薄弱,代际研究尚未展开,今后应在这些方面深化拓展。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差异研究

政党制度是国家通过政党开展政治活动的方式、状态,属于民主政治的体现形式,并且受到国家历史、国情现实的深刻影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不同国家所采取的政党制度各不相同,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的特点,且任何一种政党制度也均不具备普遍适用性。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形成与我国的历史传统、当下国情密切相关,具有自身的特点,与西方的竞争型政党制度之间存有较大的差异性,和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相比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着十分明确的优势性,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实现了对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超越。通过对中国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差异性分析,能够彰显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与价值。

国内华侨农场研究述评

华侨农场是中国特定时期为安置回国归难侨成立的国家组织和社区。从研究现状看,华侨农场研究集中于华侨农场的建立、管理、改革政策研究,华侨农场的转型实证研究,华侨农场的文化研究,以及华侨农场中归难侨的身份认同研究。从研究不足看,缺乏对华侨农场的持续关注,忽略了归难侨侨眷群体。从研究展望看,在华侨农场和归难侨的生存前景,华侨农场的文化多样性,第二、三代侨眷的社会生活等领域,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海外华侨回乡参政分析——以浙江省青田县华侨村官为例

论文依据对青田县方山、船寮等地华侨村官以及所管辖的村民进行田野调查的结果,分析了华侨村官群体出现的原因、作用和特点,剖析了华侨村官工作中存在的阻碍和不足,以及工作中"水土不服"现象和阻碍的因素,旨在为地方政府研究制订华侨参政长效机制提供参考,并以期社会对华侨参政这一新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变化——以潮汕和五邑为例

近代广东侨乡社会受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其社会生活方式与风俗文化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首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出现了渐趋“洋化”的生活方式;其次,在风俗文化上出现了传统习俗基础上结合“出洋”的怪异习俗;最后,在社会风气上,一方面出现了奢靡腐化的现象,另一方面新的文明之风突起。本文以潮汕、五邑为例,探讨海外华侨华人对近代广东侨乡生活方式与社会风俗的影响。

“侨乡社会资本”解读: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

本文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研究实例, 提出并梳理“侨乡社会资本”命题的理论意义, 力图赋予侨乡文化以新的理论视角。本文提出: 跨国民间网络是侨乡社会资本的基本载体, 跨国互惠期望是侨乡社会资本的运作机制, 跨国链接增殖是侨乡社会资本的效益特性。侨乡通过已定居移民、信息网络和人情互惠提高移民操作的成功率及获益率的能力, 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资本有望转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乃至政治资本, 但这种转化只有在如愿跨境输出人力资源的条件下才能实现。侨乡社会资本的特殊性体现在它与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链接, 其效益通过其投资对象———“移民”进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而实现转换与增值。当移民作为一种投资途径并且存在有效运作空间时, 移民行为必然生生不息, 而侨乡社会资本正是通过一次次诸如此类的跨国运作不断增殖。

归侨认同意识的形成及其动态——以广东粤海湾华侨农场为例

基于田野调查的内容,选择粤海湾华侨农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社区"概念,以归侨群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为理论视角,从多元社区的形成、归侨文化与认同意识的形成、归侨认同意识的动态等方面考察和分析了归侨社区内部高度复合性的群体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内部传统调适和整合机制。

海归学者的跨国资本本土化及其效果评价研究

论文围绕海归学者的跨国资本本土化问题,从跨国资本本土化的过程和结果出发,提出了跨国资本本土化效果的"移植——扩散——增值"评价框架,包括跨国资本的移植程度评价、扩散效果评价和增值作用评价三个方面。在评价过程中,应坚持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并充分考虑海归学者的学科差异和引进前后的个体差异。论文认为,在海外经历中积累的跨国资本是海归人才区别于本土人才的价值所在。海外学者回国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克服"逆向文化冲击",实现跨国资本的本土化。跨国资本本土化是海归学者通过跨国资本的移植和扩散,实现自身及国内相关者人力资本增值的过程。

华侨回国定居权保障制度研究

回国定居是华侨的基本权利,保障华侨回国定居权的实现是国家的法律义务。但由于长期受权力本位观念的影响,侨务政策僵化,侨务立法数量不足而且位阶偏低,我国华侨回国定居权保障制度存在政策与法律相互矛盾、法律规定模糊不清、申请条件严苛、权利救济不力等问题。笔者建议树立管理与服务并重的理念,坚持平等保护与适当照顾原则,制定华侨权益保护法,重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全面放宽华侨回国定居申请条件,完善难侨回国定居制度,发挥侨联在华侨权利救济方面的作用,实现对华侨回国定居权的有效保护。

归侨在中国大陆的文化适应(1949～1998)——对北京印尼归侨群体的调查分析

背景在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中，祖籍北京者为数不多。但是，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吸引着大批海外儿女投入其怀抱。１９４９年夏，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北京的归侨有数百人。①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３日，新中国第一个省级归侨、侨...

试论涉侨文化的当代价值——以闽粤侨乡为案例的研究

论文利用粤东及闽南地区的文化现象和人文景观,阐述了华侨文化、侨乡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和区别,以及涉侨文化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华侨文化与侨乡文化概称为涉侨文化,其作为与地方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重要文化形态,在促进闽粤侨乡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社会和谐上产生了潜在的积极影响。由于地方党政部门重视和善于打造各种平台,涉侨文化为当代侨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奉献良多,并在维系海内外中华儿女民族文化认同和促进中外关系发展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毋庸讳言,在当前涉侨文化的研究、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应当引起各方重视。比如侨乡文化的完整理论体系亟待构建、侨乡文化遗产保护和整理迫在眉睫,而鉴于涉侨文化与当代中国侨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各级党政部门、侨务部门和高校科研院所应当重视对所在区域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工作的支持力度。

华侨村官与侨乡社会治理资源的跨国动员——以福建省明溪县为例

论文以明溪县的华侨村官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华侨回国担任村官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个人因素。认为中国农村选举制度的普及是该群体产生的社会制度性因素,地方政府的动员推动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个体对家乡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传统的"衣锦还乡"追求,则是华侨村官参与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在动力。华侨担任村官后,运用自己曾在国外务工经商的经历优势,对国内与国外的资源进行动员,在侨乡的建设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华侨村官对侨乡的社会治理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种特殊类型,对中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借鉴作用。不过,随着在侨乡成长的第一代移民的老去,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对家乡日益陌生,乡村回流人口必然随之减少,侨乡社会治理模式的未来走向还有待观察。

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松坪归侨社会地域认同的实证剖析

本文选择华侨农场和生活在农场里的归侨作为研究对象 ,运用社会记忆的相关理论 ,通过参与观察及口述访谈 ,剖析社会记忆如何作用于归侨的认同建构。本文提出 ,在对国家或地方的认同建构上 ,“归侨意识”始终贯串着归侨的集体记忆 ,认同建构是情景性的 ,流动的 ,是一个交织着多重利益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本文希望通过实证研究 ,达到反思移民安置与地方融入这一社会现象的目的。对移民的安置不但是提供物质性安排 ,更重要的是营建一个和谐宽容的社会心理环境 ,使移民与安置地尽快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