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业委会创新实践、困境及进路

红色业委会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广大城市住宅小区党建的创新性实践。红色业委会的核心特征是业委会中党员人数占绝对优势,为党建引领奠定组织基础。有制度合法性依据、从入口遴选和双向任职双重维度把握人员选择、规范业委会履职方式、合理设计考核标准及其奖惩机制是红色业委会得以推进的四个主要支撑性条件。当前红色业委会的创建虽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但仍面临诸多问题。要进一步深化红色业委会在小区党建中持续有效发挥积极作用,亟待从全面提升小区党员队伍建设水平并注重发掘与培育中青年党员、持续优化红色业委会运行机制以形成组织形式和工作效果同频共振、谨慎推行“一肩多职”以降低小区治理复杂化和一元化风险、有效填补制度罅隙以提升红色业委会的合法性水平、深化研究工作方法与沟通策略以不断提升业主对业委会党建的熟悉度和接纳度等方面着力。

乡村治理共同体视角下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双重样态与实现路径

基层政府、人民法院、乡村自治主体形塑了乡村治理共同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内部理应呈现出的行政行为介入规范自治、司法权力嵌入保障私权、自治主体纠偏回归法治等预设样态,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应然图景。然而,行政行为偏差、司法裁判冲突、自治秩序混乱等治理乱象表明,治理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行政机关权责失衡、司法机关审理规则不明、自治主体落实约束制度缺位,已然成为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面临的现实困境。立足于村民自治与国家法治的融合发展,以细化权责清单、统一司法规则、完善制度保障为依托,厘清行政机关介入农民集体决议事项的权力限度与责任范围、明确司法机关处理农民集体决议纠纷的案由类型与撤销权客体、强化自治主体重作农民集体决议的内部约束与司法约束,是农民集体决议法治化的重要路径。

新乡贤何以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一种理解框架重构的视角

新乡贤何以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当前,学界关于这一问题虽然形成了精英权威、社会资本、双重代理及核心行动者等4种典型解释模型,但其在理解框架层面存在国家与社会对立、嵌入性支配、现成性结果和割裂化分析等问题,需要构建一种私人—共同—公共领域转型互塑的理解框架来重新把握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的问题。在这一新的理解框架下,应坚持整体融合、互塑共生、合作共治等基本原则,增强新乡贤的角色自觉性与自主性,推动多种类型新乡贤形成治理合力,优化完善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治理的机制,健全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的制度规范,构建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的监督反馈体系,从而推动新乡贤促进乡村公共性重建。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内涵、结构与功能

基层治理是全部政治生活的基础,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其核心是基层民主。基层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形式,构筑了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实践的坚实支撑和最广泛基础。基层直接民主的实践是历史的、经验的,也是前瞻的。深化基层直接民主的实践,需要建构起体现引导、规范和激励功能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基层组织框架内各类制度要素根据一定的原则所建构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结构化制度形态,具有导向性、保障性、激励性显著特征。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既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体系的结构性要素,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包括党的基层组织民主体系、基层政权组织民主体系和自治组织的民主体系。前者发挥领导和保障作用,后者是基层民主治理的核心结构。完善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具有塑造秩序和激发活力的功能。理解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的内涵、结构与功能,对于清醒面对基层民主治理面临的挑战,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逻辑中的基层问题,走民主与法治之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转型期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推进策略——基于价值-制度的分析

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复调叙事之一,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构成破解乡村解纷机制碎片化的可能方案。立足转型期乡村社会境遇,从共同体理论切入,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可视为乡村多元解纷行动者以共同认可的制度规范为保障,创设乡村纠纷调解方案,推动乡村纠纷治理有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目标的有机集合体。从逻辑上看,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内嵌着价值意蕴与制度体系相互耦合的作用关系。价值意蕴是核心,侧重阐发从共同体成员个体、组织、社会的多元价值追求,并最终指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目标愿景。制度体系是保障,重在厘清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中差异化解纷行动者的身份边界及其治理结构。价值意蕴对制度体系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导向引领功能,制度体系则是价值意蕴的外显形态和实现凭借,两者及其关联性成为理解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的重要面向。未来持续深入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价值内化机制与制度行动体系,驱动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乡村纠纷治理共同体迈向新高度。

乡村治理如何有为、有效?——全国92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分析与启示

以农业农村部组织遴选并推广的92个乡村治理创新典型案例为主要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引发乡村治理创新实践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家战略引导;二是地方为满足制度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法治建设、经济发展而进行创新,解决发展中的逐项难题。文章从完善治理体制、健全治理体系、创新长效机制、聚焦突出问题四个方面展开案例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治理创新主要表现为:通过党建统领,构建乡村网格化治理模式;通过形成“三治融合”体系,推动乡村治理多主体参与;通过积分制、清单制推动乡村治理实现长效化;通过聚焦乡村主要问题,实现乡村治理变革。基于此,文章认为,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有三大机制,即党建引领—全民参与机制、问题导向—实践需求机制、综合创新—长效运行机制。把握三大机制可以帮助各地区因地制宜探索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乡村治理有效模式。

政策激活自治: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实践路径——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一些村庄在政策的牵引下,动员村庄精英和普通村民积极参与公共品供给的民主实践,从而激活了村庄潜在的治理能力,实现了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这种现象可称之为“政策激活自治”。公共品供给政策的灵活性、以村干部为核心的组织动员能力以及以小组为单位的内生性治理能力构成了政策激活自治的政策、组织和社会基础。基于公共品分类的视角可发现,政策的牵引效应主要作用于与农民关系紧密、投入较少的建设项目上,而对与农民关系松散、投入较多的公共项目作用有限。政策激活自治的存在,启发我们在公共品供给中掌握政策统一性和灵活性的平衡,区分不同项目与农民的利益链接,通过适当的政策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何以可能?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契合了国家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要求。与外源型和内生型社会组织不同,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主要由村庄外部主体动员成立,由村内精英运行,具有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优势,但因缺乏外部资源的持续性输入,导致很多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运行困难。本文以运行较好的一个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陕西省T村老年协会为个案,探讨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机理。研究发现,通过一定的组织行为,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可以形成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各项机制,如与其他治理组织互相嵌入的组织机制,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与用者付费相结合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定期活动串联重塑村庄节奏的链接机制,规范活动程序与采取预防措施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声誉、信任和互惠为关键因素巩固集体行动领导力的领导机制,从而保障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城市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逻辑与实现路向——基于W市M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环境治理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社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境,表现为政府推动力不足、居民参与意愿不高、企业缺乏自主性、主体参与权责不清等。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从“还权—动员—合作—赋能—监督”五个角度构建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创新机制,即建构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基础、激发社区环境合作治理主体的活力、促成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结构的转变、增进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角色的转换。对各主体参与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进行理论分析,以此实现社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治理结构、治理角色的转变,并以W市M社区为例对社区环境合作治理的实现路向进行实践检验分析,通过提升社区环境合作治理能力确保社区环境合作治理成效。

责任型社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

责任型社区融合了责任政治与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双重意蕴,充分体现“自治”的内涵。打造责任型社区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责任型社区突显了党建引领下基层群众在基层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基于D市S社区的个案分析发现,责任型社区的建构逻辑遵从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求,通过人人有责、人人尽责,最后实现人人享有。在“人人有责”的层面上,通过情感治理以及邻里互助机制“找回群众”,使群众树立起自身的责任认知,从而主动承担参与基层治理的责任,由此构建了基层自治的社会基础;在“人人尽责”的层面上,协商民主和责任型社区建设具有高度的适配性。在具体实践中,多元化协商平台搭建了社区群众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载体,使得社区群众有渠道反映问题、有平台商量问题、有路径解决问题。责任型社区建构的核心目标是实现“人人享有”,体现出“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在这个过程中,责任型社区的建构体现出以民主促民生的治理路径,有效治理的本质是解决好人的问题以及盘活基层治理的社会功能。总的来说,让基层群众树立责任意识、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履行责任是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实现基层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

上下借力与中介调适:复杂治理场域中的社区居委会行动机制——基于湖南省Y社区的分析

社区居委会是社区治理的关键主体。在城市社区的复杂治理场域中,找准角色定位,处理好与各主体间关系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通过对湖南省Y社区案例的深描,提炼社区居委会的行动机制:兼具“行政代理人”和“居民利益代表人”角色的社区居委会,运用上下借力策略突破双重角色困局;借助中介地位和信息资源优势,完成对多元主体的资源调适、价值调适和利益调适,最终实现了社区公共服务的有效生产。研究的可能创新在于:关注了复杂治理场景下社区居委会的主体性回归,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平衡“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新思考框架,为新时代社会治理转型和基层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理论视野。

乡村治理中的“户代表”:制度逻辑及其走向

“户代表”是一种在我国乡村治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特殊代表形式,通常指以家户为单位遴选代表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从制度设计上看,户代表制一方面能够保障民众意愿的广泛表达,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提升公共事务治理的运行效率,具有兼顾民主与效率的内在功效。户代表制源于中国悠久历史中形成的家户制传统,并通过国家政策话语嵌入乡村社会当中,具有实践理性的鲜明特色。然而,近年来户代表制在实践过程中日益呈现从“兼顾民主与效率”到“效率优先”的偏好转换,乃至陷入形式化运作的窠臼之中。重新审视和优化户代表制的功能与定位,是实现新时代乡村善治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越剧《梁祝》的剧本改编与爱情建构

比较分析1954、1995、2006年上演的三个越剧《梁祝》剧目在情节设置、人物形象和叙事手段等方面的异同,可以考察越剧《梁祝》剧本改编所建构的爱情观念。1954版越剧《梁祝》的情节框架被新编剧本延续,其一见钟情、殉情模式、爱情至上观念等被进一步渲染。晚近的剧本增加了相爱过程,使梁祝爱情具有具体行动和情感双向交流的细节,建构了一种友谊式的爱情类型。在人物设置方面,新编剧本中的祝父形象更加温和,梁祝爱情的抗争意义被弱化;梁山伯德才兼备、细心关爱的兄长形象,削弱了祝英台的女性自主性,梁祝的性别关系回归传统的“男主动女被动”模式。晚近的改编还通过叙述者干预、意象化等手段,强化宿命论的爱情观。越剧《梁祝》叙事中殉情行为的消极性、宿命论观点的无力感、性别关系的传统模式需要加以反思和突破。

云南边境地区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发展路径——基于三个案例的比较分析

研究基于对云南边境地区社会组织的实地调查,运用“新内源发展理论”,以多个案的形式,从主体性和组织化两个维度分析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结果表明,目前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主要包括自我激发组织内生潜能、资源链接培育本土社会组织以及整合资源赋能乡村社区三种典型路径,这些路径都能够实现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发展。

数字治理赋能社区治理创新:从多元自治到协同共治——基于交易成本分析视角

社区治理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和社会治理创新的主战场和试验田。当前,我国社区治理新模式、新方法等不断涌现,但由于社区治理实践中仍然存在内卷化、碎片化等问题,致使社区治理客观存在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影响了社区治理创新效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治理创新和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数字治理的兴起,为社区治理创新开辟了新的可能与渠道,为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带来了新的机遇。数字技术融入社区治理全过程、各环节,可以凭借其强大的重塑功能,通过重塑社区治理理念、组织结构、体制机制、运行方式和治理手段等,再造社区治理流程,赋能社区治理创新,打破社区治理创新瓶颈,进而降低社区治理的交易成本,从根本上消除社区治理存在的内卷化、碎片化等问题,助力社区治理实现从多元自治到协同共治、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飞跃。

住宅小区“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范畴与实现机制——以小区公共事务为对象

廓清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在住宅小区中的权责边界,是实现政府与居民各司其职、合作共治和构建社区多元治理体系的前提。政府治理和居民自治的共同范畴为住宅小区公共事务,且分别指向小区公序性公共事务和小区生活性公共事务。在生活性公共事务治理上,居民以邻里组织和规约的社会整合实现自治。在公序性公共事务治理上,政府以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调解回应社区居民的公共品配置、公共秩序维护和权利保障等需求,应对社会失灵和市场失灵引发的失序。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范畴维度与实现机制的明晰,有利于为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体系提供了理论参考。

地方政府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行为逻辑——一个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推进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是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和出行条件,解决“悬空老人”、残疾人等群体上下楼难题的重要举措。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加装电梯前期业主之间的利益分歧与矛盾化解的研究,缺少对加装电梯工程审批阶段、建设安装阶段和运营维护阶段相关问题的分析。本文基于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广州市为例,研究地方政府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行为逻辑。研究发现,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组织优势,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破解公共事务治理难题。采用混合治理模式,针对高低层业主,疏解群众利益协调难问题;采用科层治理模式,聚焦政府职能部门,破解规划方案审批难问题;采用市场治理模式,关注业主与电梯厂商、施工单位、物管公司关系,化解工程建设施工难、后续管养维护难问题。

推进民主法治示范连村(社区)建设助推兵团基层治理现代化

中央关于乡村振兴有关文件明确要求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兵团结合自身实际,开展民主法治连村(社区)创建活动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成立了民主法治示范连村(社区)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连队党员干部综合素质得到提升,职工群众法律意识增强,维稳戍边能力得到提升,连队社会公益事业得到发展。虽然民主法治示范连队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职工群众法治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相关法律法规落实需要进一步强化,连队管理方式未完全实现法治化。针对上述短板和弱项,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解决,助推兵团基层治理现代化,即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依法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提高连队管理法治化水平,依法打击各类犯罪,营造和谐社会环境,树立良好的社会主义新风尚,引导职工群众严格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

基层干部智慧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新时代,科学技术与治理体系深度融合正将人类推向“智慧治理”的新阶段,基层干部提升智慧治理能力已成为时代之需。智慧治理将新兴技术贯通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创新政府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精准化。但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干部智慧治理能力提升面临制度、信息、技术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采取相应对策,加快推动基层智慧治理配套体制机制创新、建立完善智慧治理效能评价体系、搭建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打造清新型数字化生态系统,构建以人为主导的智慧治理体系,从而推动形成“善治”与“善智”相结合的现代化智慧治理。

农民组织化再造的内生机制及路径优化——基于鄂南P村的调研经验

乡村振兴的前提是将农民组织起来,而农民组织化程度影响着基层治理的水平。目前农民组织化建设多依赖外部资源和制度规则的输入,但收效甚微。经过实地调研发现,农民内生型的组织化建设机制展现了更为强大的动力,在返乡能人带头下,通过仪式性活动激发了农民的共同体意识,甚至形成了内生性的规则体系。但目前内生型组织化再造仍然面临组织建设的后备人才不足、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存疑以及内生规则的有效性有待确认等问题。为优化农民组织化建设机制,进一步提高农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在充分激活内生性动力的同时,可强化外源性资源的赋能作用,以保障农民组织化再造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