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性路径——居民精英的转译策略

微社区因具有地域相连、利益相关、规模适度特性更利于居民参与自治,是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最佳空间载体,微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最能体现社会治理共同体意涵的共同体形态。微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是高度碎片化的业主围绕解决小区的物业服务、小区管理、自治等公共性问题而形成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互惠合作的治理行动网络的过程,其本质是小区异质行动者由分散走向协同的动态过程。研究内容:运用转译理论的分析框架,剖析居民精英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路径。研究表明,居民精英通过问题的结构化、相关主体的利益界定、多元征召方式、网络的维持和再生产等转译策略促进了微社区治理行动者网络的形成。利益联结、情感流通和价值凝聚是微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内在逻辑。微社区治理共同体将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具体化和生活化,既满足了居民的内生性治理需求,又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成效。基于主体行动网络连接的微社区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基层治理中居民行动者参与社区治理的被动处境,有利于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性活力,使国家资源和市场机制更好地服务于基层治理实践。

资源匮乏型乡村何以激活农民主体性?——基于“价值——制度——组织”分析框架

农民主体性激活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但资源匮乏型乡村却存在外部“输血”模式难以适用、内生“造血”功能发挥有限的问题。广西C市L村立足农村生产方式和生活现实,从农民与外部主体力量互动关系着手,以农民主体性激活为核心,识别与培育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有助于破解其外部资源长期短缺与内部资源不足不活的发展困境,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在激活路径的选择上,以价值引领唤醒乡村价值认同,以制度激励注入强劲动力,以组织推动赋予支撑载体,从意识、动力及行动层面持续激活农民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路径选择下的微观实现机制上,全面盘活乡村沉睡治理要素资源,促进外部主体与农民主体有机双向互动,农民逐渐从乡村建设的“局外人”向“局内人”转变,农民主体性得以充分“活化”,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能力实现有效激活。

有效的社会合作何以可能:一种社区社会组织的尝试

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创新,单一的科层组织体系在社会矛盾化解、危机治理中出现失灵,社会合作的价值愈益凸显。在促进社会合作的有效组织机制中,具有自治性、专业性、灵活性、开放性特征的社区社会组织将社会合作所需要的权威内化,促进组织间边界的开放与交流,塑造个体的社会性,以其自身的文化融合与社会资本优势促进社会共识与信任的内生性培育,促进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各地要处理好政府引导与社区社会组织自治的关系,凸显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合作的平等伙伴地位,实现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三方有机团结与合作,实现“社企”协同驱动效应,实现党与社会组织精英的充分互动,使社区社会合作更加稳固。

新时代党建引领兵团城镇社区治理问题研究

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兵团城镇社区治理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全面加强新时代兵团党的建设要求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组织体系和工作力量直达基层。新时代,党建引领兵团城镇社区治理在面临良好战略机遇期的同时,也面临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城镇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困境。如何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资源优势及服务优势,引领提升兵团城镇社区治理效能,实现党建引领兵团城镇社区治理高质量发展,成为推进兵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党建引领社区“物居业”分层协同共治模式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党建引领社区“物居业”协同共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层治理工作模式的创新。为提高各地创建的工作模式的普适性,文章从黑龙江省实践出发,总结提炼党建引领社区“物居业”分层协同共治模式,形成高层模式“党建引领+物居业”共建共治、中层模式“党建引领+红色物业”、底层模式“党建引领+居业”全覆盖3种代表性模式,并对3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协同共治分层治理模式已基本确立的结论。但分层治理模式还存在治理要素不足问题,为此,文章从加强党员干部激励机制、提升业主居民社会组织共治能力、加强社工队伍建设、打造红色物业、外部要素联动等方面提出完善建议。

构建社区养老共同体的路径探究

创新养老服务体系需从机制上着手,多元主体参与才能有效增进老年人福利。社区作为老年人生活的重要场所,应着力加大对养老事业的支持和服务。社区养老共同体建设将养老服务重心下移,并整合家庭、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养老服务资源。由社区整合各方养老资源,并借助现代化科技,创建社区养老共同体。通过建设适老型社区、开展老年人活动、提供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实现养老服务社会化,为老年人创造更加友好、便利的生活环境,满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养老需求。

社区议事如何在基层共治创新中实现“作用迸发”——基于互动仪式链的双元案例研究

在加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下,社区议事成为基层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关键议题。选择X社区“议事促共治”和Y社区“党群议事院”两个典型社区基层民主协商的共治创新案例,基于互动仪式链的元理论框架研究发现,社区议事的共治创新过程可划分为传统发展期、措施实施期和创新转型期3个时序区间,且不同阶段的互动情境、互动符号和互动情感存在显著差异;异质化的主导制度逻辑和互动要素构成衍生出“居民自发型模式”和“反馈促进型模式”两种差异化的基层共治模式;不同基层共治模式通过识别与调整互动符号、情境和情感,可以经由“社民互动共治跃迁路径”和“双侧并行共治跃迁路径”向更高程度的“互动共治型模式”转型。

缔造型优势治理: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现方式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与优势治理相比,缔造型优势治理注重发挥党建优势和善治导向,能够有力驱动乡村振兴进程。缔造型优势治理促进共同缔造和优势治理的深度融合,基于紧密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构建党领共治的格局,彰显了政府、社会和民众等主体的互动性、互构性并加以整合利用,从而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缔造型优势治理通过条块协同和优势治理的多维互动,调动各主体功能优势和调配乡村发展要素,以治理和服务优化乡村发展环境。缔造型优势治理统筹发展场域的多方力量,构建发展共同体驱动乡村内源式发展,推动乡村社会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更好地促进了农业农村的现代化。

图木舒克市锦绣街道互嵌式社区治理研究

营造互嵌式社区环境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方式。文章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木舒克市锦绣街道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现状,找出互嵌式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互嵌式社区治理的优化策略,以期提升图木舒克市锦绣街道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优化互嵌式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智慧社区共同体的多维建构

智慧社区共同体建构是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综合效能提升的关键,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从工具理性过渡至价值理性,为智慧社区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本研究从和谐社区建设、协调沟通机制、多元协同参与、数字技术赋能等方面剖析智慧社区共同体构建的内在机理,基于智慧社区共同体建构面临的人文理性缺乏、“碎片化”分治、多元参与不够、数字赋能有限等现实困境,提出从重塑人民至上理念的智慧社区共同体、夯实智慧社区共同体建构的信任合作基础、创新智慧社区共同体的多元共治机制、数字赋能智慧社区共同体的创新服务能力等多维度建构智慧社区共同体,进而全面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

共享发展理念下社区治理路径研究——基于成都市书南社区的案例分析

社区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区人口结构分化、异质性增强,产生了“路径依赖”“社区失灵”“碎片化”等问题。以成都市书南社区“微网实格”治理体系为案例,分析发现,以“微网格、大民生、大联动”为核心的责任划分与管理、信息收集与反馈及资源整合与共享的实践模式,有效整合了社区资源,提升了治理的精细化和多元化水平。在共享发展理念下,结合书南社区的具体实践,提出优化社区治理的建议:(一)构建共建共享的治理机制;(二)推进数字赋能的智慧治理;(三)优化网格化的精细治理。

人工智能赋能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及其生态系统优化策略研究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呈现协同演化的发展趋势。这既为人口老龄化下破解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难题带来重大机遇,也给传统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转型升级提出新的挑战。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征,从“技术创新—要素整合—系统优化”过程维度揭示人工智能赋能的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路径,并以生态系统理论为分析框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剖析人工智能赋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面临规范性与引领性政策缺位、参与主体协作网络不紧密、养老服务供给和需求结构性失衡三个障碍。据此,应从宏观层面完善配套政策,加大对人工智能养老服务的支持力度;从中观层面推进数据汇聚与整合,促进多主体协同联动;从微观层面精准识别老年人需求,提升养老服务供给效率与能力。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韧性治理及其行动框架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韧性治理是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重构与升华,为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新方案。数字技术嵌入以优化组织韧性、农村经济发展以强化经济韧性、社会数字赋能以深化社会韧性,推动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韧性治理有效实现。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对浙江建德、江西新余、江苏东台和重庆酉阳四个地区的创新做法进行了效果分析,并以此提炼出了“技术-制度-主体”的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行动框架。其中,数字技术是重要支撑,制度体系是重要保障,农民群众是核心主体,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国家公园和谐社区建设路径——以国家公园社区产业发展为例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发展稳步推进、成效显著。通过组织试点、总结经验、加强顶层设计、整合优化和制定相关标准,到目前为止,基本上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公园体制机制,初步构建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基层应急治理能力提升:类型、梗阻与策略——基于“主体—情境—技术”分析框架

基层应急治理能力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应急治理能力直接彰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主体、情境与技术是基层应急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要素,通过建构“主体—情境—技术”分析框架,将实践案例归结为主体协同型、情境主导型与技术主导型三种基层应急治理实践类型。在基层应急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仍面临“科层—社会”存在张力与应急信任合作机制缺失,常态预防预警能力欠缺与非常态响应机制运转不畅,数据共享链条易被阻断与“技术决定论”思维固化等现实困境。为切实提升基层应急治理能力,需要打造“一核多元”协同应急格局,灵活调适“常态—非常态”应急治理重心,增强基层智慧应急治理实效。

大型城市社区如何实现智慧化治理——基于贵阳市Q社区的调查研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智慧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应然进路,如何实现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引人深思。以DIKW模型中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等四个维度为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以大型社区贵阳市Q社区的智慧化建设为研究对象探索社区治理智慧、效能及共享的新内涵发现,当前我国智慧社区面临着数据管理、技术应用、信息协同、制度保障等四重发展困境,这让智慧社区成为一种“虚拟的美丽”。为此,需要强化智慧社区数据化基础、推进智慧社区综合信息化服务、开展智慧社区知识化应用示范、完善社区治理智慧化效能的制度设计、充分利用智慧社区协同行动价值来优化大型城市社区智慧化建设,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

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当前,与人口老龄化形势和人民群众的养老服务需求相比,我国养老服务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为此,需要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体系,加强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整合医养康养与养老服务资源,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强化部门相互协作,形成高质量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整体合力。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内涵、挑战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依托,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引领,以中国城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基础,探索形成旨在推动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行稳致远的独特新型城市治理模式,既有与全球所有城市相同的治理特征,更具有基于中国国情、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鲜明特色。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城市治理实践在公共服务供给、治理体制运行、城市结构分异、民众公共意识、风险韧性治理、城乡跨域协同等方面面临问题与挑战。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应以推动特大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为引领,着力构建完善以系统化、融合型党建为引领的城市治理新体系,通过政社合作共治和上下结合的社会化评价模式,推动实现包容共富型治理、整体性治理、数字智慧治理以及德法共治的融合治理。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低碳社区建设路径研究

社区作为城市人口生活和工作的基本单元,是人口活动及其碳排放的重要场所。加快构建低碳社区是践行低碳理念、构建低碳生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载体。当前,中国低碳社区建设任重道远,存在规划设计不合理、传统能源占比高、垃圾分类不到位、生态建设严重滞后等诸多难题。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推动低碳社区建设应以低碳发展为理念,加强低碳战略规划;以低碳技术创新为引擎,构建低碳能源结构;以强化垃圾分类与智能设施建设为抓手,推动低碳环境建设;以低碳建筑与园林绿化建设为保障,打造低碳的美丽社区空间。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变迁:历程、逻辑与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既是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好好过日子”文化语境下实现“老有所养”的重要抓手。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发现,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经历了初步探索期、逐步成型期、快速发展期、提质增效期的变迁历程。从演变逻辑来看,制度背景催生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设立,关键节点影响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变迁,路径依赖驱动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政策强化。未来需要通过政策迭代升级,彰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的社会性、公共性与生活性,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