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利用状况分析与建设措施优化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级政府投入大量资源用于提高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目前,已建成的设施利用状况不容乐观。本文在界定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内涵及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参考安德森模型,构建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利用分析框架。通过对17个社区调查资料的描述性统计,发现已建成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尚未得到有效利用。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设施利用状况堪忧的主要原因:设施建设不符应老年人的多样化需要;老年人广义支付能力不足约束对设施的利用;设施供给结构不能激发老年人的支付意愿。建议进一步规范居家社区养老相关术语,更加明确居家养老的社区责任边界,充分发挥市场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的作用。

健康中国背景下医养结合服务政策内容分析与优化建议——基于政策工具与参与主体的二维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作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医养结合的发展既需要公共政策工具驱动,也需要多元主体的积极协同和共同参与。通过整理2013年至2022年7月中央层面出台的医养结合服务政策文本,采用内容分析法,结合政策工具维度和参与主体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对筛选出的50份政策文本进行编码归类以及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医养结合服务政策在工具选择和结构组合上表现出不均衡状态,自愿型工具运用不多;对社区、老年人群体和民间资本的关注不够,激励不足;具体政策呈现碎片化状态,完善而成熟的政策体系尚未建立。未来,应该在此基础上,优化政策工具结构,重视多元主体参与,构建政策工具组合体系。

共享发展红利:老年人信息贫困的现实认知与精准治理

信息贫困已成为我国老年人群体融入信息化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障碍之一,亟待有效治理。基于可行能力视角,以信息需求与信息获取能力双维度划分老年人信息贫困类型,并在N市开展调研来映射老年人信息功能现状、信息需求层次、信息获取渠道及信息贫困影响因素,最终呈现老年人信息贫困现状。为有效治理老年人信息贫困,必须大力推进智慧养老,着力于老年人信息可行能力的提升。通过技术支持+平台建设、氛围营造+需求激发、信息扫盲+个人赋能、信息帮扶+均衡提升等治理路径,分层分类精准施策以助力老年人破解信息贫困困境,共享信息社会之发展红利。

中国式养老:内涵、特征与发展

中国式养老是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特色养老体系,既有其他人口老龄化先行国家的共性,更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特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下,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式养老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实现老年群体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的养老目标和进程,具有人民至上、家庭本位、体系完整、多元参与、层次多样、联结发展的特征。当前,中国式养老一方面在银发经济、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和智慧养老等方面蕴含诸多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在养老保障和服务等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未来需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之下,从制度安排、养老保障、服务建设、产业发展、健康促进、家庭赋能和个体参与不同层面发力,促进中国式养老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养老产业发展“拐点”研判——基于多案例研究的典型事实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我国的养老需求结构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这将为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但当前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仍面临严重的发展困境。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的“拐点”何时到来?为回答好这个问题,本文以案例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框架,首先,以法、德、日、美四国为例,系统梳理其养老产业发展历程,总结归纳出养老产业发展“拐点”出现的共性特征;其次,聚焦日本养老产业发展轨迹,重点关注其介护险实施前后养老产业相关重要指标变化;最后,选取九个养老产业相关指标,基于指数平滑、灰色模型等方法对中国养老产业未来情况进行预测,并与日本可比时期指标情况进行比较,判断中国养老产业“拐点”出现的可能时间。研究发现:养老产业发展“拐点”的出现具有四个共性特征,分别是三支柱养老金体系改革、长护险制度全面实施、多元化服务助推医养结合、代际转换背后的产业增量机会,而中国养老产业发展“拐点”可能出现的窗口期将在2026—2030年间。

完善城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对策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中央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据人口统计局相关统计分析,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将在2030年时达到16.12%,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城乡统一化是大势所趋。城乡分割后的传统社会养老管理体制也必然要进一步打破,通过对差别性统一的调研,充分综合各方实际情况,提出分层次分阶段地实现统一。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智能化研究

文章首先分析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运作目标,然后阐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现状,最后围绕强化政府支持、完善智能化软件与硬件、优化服务内容,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智能化建设措施进行科学探讨。

非正式社会支持: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和剂

在稳步推进健康老龄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十分关键。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检验非正式社会支持对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机制,发现受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政策城市偏向性的影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配置失衡,城乡老年人健康不平等问题突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大幅降低。非正式社会支持作为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社交互动、情感慰藉和经济支持,有效缓解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差距下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失衡。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应消除城乡政策选择偏好,优化城乡医疗资源配置,加强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建设。

智慧养老数据资源治理体系研究:基于活动理论视角

智慧养老产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数据资源,但全国智慧养老数据资源共享程度低、不成体系,呈现出不集成、不统一和不均衡的“三不”问题,导致数据资源价值难以充分发挥,阻碍了各养老服务主体的合作和效益提升,也影响了老年人对养老服务的满意度,因而亟须建立和完善智慧养老数据资源治理体系。尤其是对于治理过程中各个要素如何协同、面向具体场景的治理活动如何展开等难题,利用规范分析方法,基于活动理论提出智慧养老领域数据资源治理体系的整体框架,对其中的治理主体、客体、共同体、规则、工具和分工六大要素展开详细分析,并基于康复场景构建老年人康复活动中的数据资源治理流程。提出基于本体模型并包含“元数据—主数据—参考数据”三个层次的数据资源分类体系,发现智慧养老数据资源的治理模式将经历从无中心引导型的分布式治理到单中心集聚型的集中式治理,再到多中心孤岛型的分布集中式治理,最后形成多中心合作型的网络式治理,在不同阶段可相应构建督促机制、注册机制、协商机制、权责机制、激励机制、监管机制等治理机制。

养老机构服务智慧化转型驱动因素组态与路径识别——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

智慧化转型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创新养老服务模式、重塑养老服务格局的重要战略选择。养老机构服务对象辐射范围广、服务供给形式灵活、运营管理形式多样,在推动养老服务智慧化转型进程中具有先天优势,养老机构服务智慧化转型可引领、带动实现养老服务体系整体优化升级。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索养老机构服务智慧化转型的驱动因素组合,考察技术、组织、环境维度7个前因变量对养老机构服务智慧化转型意愿的联动效应及作用路径。结果显示,任何单一前因变量均不能单独成为养老机构服务智慧化转型的驱动因素,而是以技术—组织—环境驱动型和技术—组织驱动型两种驱动类型下的4种组态形式协同促进高转型意愿生成,且前因条件越完备,养老机构越倾向于提供智慧化服务;感知相对优势是养老机构服务智慧化转型核心驱动要素,技术兼容性和市场拉力可与特定前因条件“等效替代”共同推动养老机构服务智慧化转型。研究结论为激发养老机构服务智慧化转型动力、探索适宜路径、加速体系智慧化升级提供了极具实践价值的改革参考与管理启示。

乡村老年群体的“抖音社交”与“媒介养老”现象——以豫中某乡村为例

中国当下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新媒体迭代的“双重加速”,新媒体使用能否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困境、在精神层面上为“养老”问题提供纾困策略值得讨论。采用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以人口大省也是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豫中某乡村老年群体“抖音”短视频平台使用行为的观察,讨论新媒介使用能否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年群体提供精神慰藉和改善“养老”处境。研究发现,通过拍摄和发布短视频,这里的老年群体形成了看似松散的组织性连接,他们通过“玩抖音”组成了基于“趣缘”的“线上群体”,形成了新媒介环境下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实现了媒介对老年人的虚拟陪伴与精神抚慰、关系拓展和社会参与、群体连接与公共性复苏。这种“抖音社交”和“媒介养老”的方式,丰富了老年群体的精神生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孤独感和改善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开启了他们重新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并客观上促成了“积极老龄化”的实现。

数字技术支持服务增进老年人社会联结的路径

老龄化社会与数字化时代共振,引发各界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关注。文章以南京图书馆老年智能手机培训项目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获取资料,重点探究公共服务部门所提供的数字技术支持服务对促进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进而增进数字化时代老年社会联结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研究发现:公共服务部门为老年人提供数字技术支持服务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从个体层面提高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和数字使用技能,更重要的是以数字技术培训项目为依托,增进老年人与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进而促进老年人的社群联系和社会融入,从个体—社群—社会三个层面增进了老年群体的社会联结。文章为挖掘公共服务部门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中的价值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支撑。

“差序格局”特征社会网络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

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可知,“差序格局”特征社会网络对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结果主要有:在自我与家庭层面,收入水平和子女态度是影响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的核心因素。在社会网络层面,以广场舞、太极拳等集体性文化娱乐活动为代表的弱关系社会参与活动对养老服务消费意愿与行为的积极影响比以亲友关系为代表的强关系社会参与更明显,强关系在涉及日常生活安排和状态改变的养老服务消费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女性、高受教育程度、城市地区人群的养老服务消费意愿转化能力更强;自我层面与社会网络层面对养老服务消费行为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据此,我国在实践中可通过挖掘弱关系社交核心节点带动作用、制定差异化的需求管理策略,带动潜在客群的消费行为。

参与数字经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影响机制——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的巨变改变了老年人信任形成的时空环境,因此,重塑信任不能忽视全新时空秩序下新型经济形态带来的影响。基于2021—2022年开展的实地调查数据,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评估了数字经济参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因果效应,进而揭示了老年人数字信任建构的作用路径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相较于非因果模型的乐观估计,参与数字经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产生的实质积极效用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缩水”;(2)中介模型显示出老年人数字信任建构双通道的“此消彼长”,即“人与物”通道在数字经济参与和数字信任关系间发挥消极中介效应,而“人与人”通道在数字经济参与和数字信任关系间发挥积极效应;(3)进一步比较两个中介效应强弱,可以发现,“人与人”通道的积极效应程度显著大于“人与物”通道;(4)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参与对老年人数字信任的影响效应在不同性别、户籍与年龄的老年人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因此,重构信任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破解信任困境的理论关照,并重视“人+物”双通道指向的信任构建可为路径,构建有助于老年人的数字经济融入政策体系。

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银发消费的中介效应检验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深度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是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以及推动社会适老化转型的重要举措,探究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利用2011年、2013年、2015年、2018年四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从低龄老年人的劳动收入水平出发,探讨再就业对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主要结果发现:再就业可以显著改善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其中对男性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改善作用更显著;对农村低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影响更直接;对不同隔代照料情况下的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一。此外,家庭支持、社会支持以及融入社会有益于提高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再就业能够通过增加低龄老年人的银发消费能力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其生活满意度。总体来看,再就业是影响低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人口政策的制定要聚焦核心群体,继续推进经济社会适老化转型,从“增收入”“缩差距”“减负担”“强赋能”四个方面,提升低龄老年人再就业意愿、缩小城乡老年人资源禀赋差距、减轻老年人隔代照料负担、激发银发消费潜力,最终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金融科技对灵活就业人员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推出丰富了中国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资产配置选择。使用CHFS2021年的调查数据,从金融科技的视角出发探究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改善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金融资产配置情况,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对灵活就业人员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作用在城乡地区、不同健康状况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中存在显著差异。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科技通过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的金融素养水平来优化家庭的养老金融资产配置。研究结论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政策逻辑与内涵特征

现阶段建立基本养老服务制度是在新时期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政府民生治理能力的背景下,进一步划分政府、家庭、市场等养老主体在养老服务中的责任边界,强化政府“兜底线、保基本”的养老保障职责,增强老年人的普遍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制度探索。然而,当前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内容较为薄弱,相关理论研究也较为匮乏,本文以系统梳理基本养老服务发展脉络为出发点,深入挖掘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形成的政策逻辑,详细阐释基本养老服务制度的内涵与特征,为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完善提供思路。

智慧助老场景治理的驱动逻辑与实现路径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改善养老服务质量、打造智慧新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目前,智慧助老主要覆盖安全保障、生活服务、健康支持和精神慰藉四类高频场景。案例文本分析发现:行动主体间角色和功能的动态调整使得智慧助老行动者网络由松散走向紧密,老年人智能技术服务使用从惯习培养走向粘性使用。受多元主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牵引,加之科层制压力传导,以问题呈现设定强制通行点,经过利益赋予、征召动员,智慧助老行动者网络趋于稳态。政府进场和到位加速了智慧助老困境消解,离场后将职能定位于监督指导,着力提升智慧助老服务供需适配性。未来提升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能力和效果,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安排,精准识别助老场景问题;协调各方利益,加快构建激励相容机制;强化动员效果,激发智慧助老内生动力。

农村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认知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荆门D镇的调查

为促进农村参保人更加公平地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本文调查了湖北省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试点地区农村老年人对该政策的认知情况。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144位农村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si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仅有26.4%的农村老年人知晓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且认知程度较低;年龄和失能程度会显著影响农村老年人对长期护理保险政策的认知程度。本文的发现有助于识别重点宣传对象并优化政策宣传工作。建议以尚未失能的准高龄老人为重点宣传对象,制作更加通俗易懂的短视频宣传材料,并加强政务云平台建设以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咨询服务。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养儿防老”观念的影响研究

目的:探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加深对老年群体养老预期的理解。方法:利用CGSS 2018年数据,使用Logistic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究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养儿防老观念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中的异质性和影响机制进行探讨。结果: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养儿防老观念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0.295,P<0.01),经替换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后仍然成立。结论:使用互联网会弱化老年人的养儿防老观念,这种作用效果对中等教育程度、城市地区的老年人更为显著,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丰富老年人精神世界、提升身心健康水平、转变传统思维定势和增进亲属间沟通来对老年人的养儿防老观念产生影响。得到的启示是加快健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养老产品和服务多样化供给,让老人无障碍享受互联网技术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