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参与横琴开发的三重角色嬗变

中国澳门特区政府参与横琴开发是澳门地区特色“一国两制”实践的有机组成,其过程与澳门回归史、“一国两制”下的横琴开发史同频共振,经历了多个历史阶段的变化,其承载的角色也发生相应转型。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横琴开发的特定阶段,鲜少对中国澳门特区政府参与横琴开发的角色嬗变加以历史审视。事实上,回归以来中国澳门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广东省政府、珠海市政府结成了横琴开发共同体,并在“一国两制”下由浅入深地参与横琴开发。立足横向府际合作治理的理论视域,并根据不同时期参与横琴开发的广度、深度、力度和跨度等参与特质的差异,可识别出中国澳门特区政府参与横琴开发的三重角色,即:协商人、协作者和协同方角色。在澳门回归25周年之际,对中国澳门特区政府参与横琴开发的历史过程与角色嬗变进行比较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价值。

齐心协力把中国澳门国际大都市“金名片”擦得更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澳门地区发展,深刻指出“中央将一如既往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不断推进具有澳门地区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以新的发展成果迎接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饱含着对澳门地区、对澳门地区同胞的深情厚爱,为推动澳门地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更好发挥作用、实现更好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回归以来澳门地区社会治理实践分析:治理理论视角

运用治理理论分析回归后澳门地区社会治理实践,可看到特区政府在巩固行政主导政制、深化行政改革发挥元治理角色、推进市场化取向改革进而增强市场治理效果、构建政府与社团良好合作关系并引导社团治理参与、夯实爱国爱澳思想基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方面取得有目共睹的治理绩效。总结澳门地区社会治理经验,必须坚定“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澳”的根本原则,持续巩固完善行政主导体制、发挥政府元治理角色,引导社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

澳门回归十年公共行政的改革与展望

澳门回归10年来,伴随内外环境发生的变化,其公共行政历经了主动求变型改革、被动应变型改革和危机驱动型改革3个发展阶段。相较于澳葡政府时代,澳门特区政府的公共行政系统得到了整体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比照澳门社会的期待和先进地区的经验而言,特区政府的公共行政尚有不少亟待改革的问题。澳门未来公共行政发展的基本路向是,实现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构建有限政府、有效政府、责任政府、回应性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制度体系。

澳门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制度研究

公务员绩效考核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有不同的称谓,澳门一直沿用“评核”这个名称。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公务员管理的重要环节和手段。文章通过对澳门旧的工作评核制度与现行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制度的比较分析,揭示了旧评核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澳门现行公务员工作表现评核制度的改革、发展与完善,为我国公务员绩效评估的有效推进提供了经验借鉴。

公正创造和谐——兼论澳门经济“问题”

一、差异的永恒性和机会的公正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动因,应当同时关注不和谐的积极因素;二、应当从公民社会和开放的大视野去考察澳门博彩业的特点与趋势;三、市场、政府、个人形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三大主体因素;四、公正创造和谐,腐败酝酿动荡,自由形成幸福。

历史上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条约

1557年,葡萄牙人以不正当的手段留居盘踞澳门。但直到1848年,中国仍对澳门拥有领土、行政、司法、海关等主权。1849年,葡萄牙赶走清政府在澳门的官员,并进一步侵略扩张。葡萄牙当局企图用条约的形式将其侵夺的权益固定下来。1862年的《和好贸易章程》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87年签订1888年换文批准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纳入了里斯本中葡《会议草约》的主要内容,使葡萄牙取得了在澳门“永居、管理”的权利,但这与“割让”仍有原则区别。

澳门“一国两制”成功经验与深层规律——基于港澳比较的研究视角

在新时代下澳门已被纳入国家发展大局。与香港经验相比,澳门回归近20年来实践"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包括:有机结合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维护宪法与基本法作为特区的宪制基础、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宪制责任、积极推行国民教育。澳门特区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这个方针也是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基本规律。未来阻碍澳门继续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主要问题还很多,助推澳门同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需要凝聚与培养爱国爱澳力量;加大国民教育、宪法与基本法宣传教育;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依法推进廉政建设,助推澳门廉政政府生成;在合宪性审查时代下助推澳门法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繁荣《澳门基本法》研究与成功推广澳门实践"一国两制"经验之路。

定居内地的澳门长者对医疗援助服务需求研究

通过对定居内地的澳门长者进行调查,系统研究了澳门长者对医疗援助服务的需求情况。结合现有文献,探讨了长者在内地的就医方式、原因与所遇困难,并对长者医疗援助需求进行分析。研究表明:近一半长者需要相应的医疗援助服务,尤其是生活照料与家政服务,以及紧急救助服务;然而,这些服务目前还得不到普及,主要原因在于信息传播不广与经济费用昂贵。通过有序回归模型分析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定居内地的澳门长者医疗援助服务需求的影响,提出了澳门与内地特别是广东在医疗体制和养老服务方面开展合作的政策建议。

澳门私立学校初三学生数学态度与数学焦虑的关系研究——兼与内地中学生的比较分析

调查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私立学校初中三年级学生的数学态度与数学焦虑的现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与内地学生的数学学习情况作比较。结果表明:数学成就荣誉感体验的数学态度比较消极,数学学习压力和担忧的数学焦虑水平过低;数学态度和数学焦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数学焦虑是影响数学态度的重要因素。

试论澳门特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建设——纪念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

澳门特区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仍然面临培养澳门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的任务,这不仅是基于殖民地历史对澳门人国家、民族认同感消极影响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是"一国两制"背景下"两制"共处带来的新问题,同时还与澳门国民教育在时代变迁、经济发展、文化多元、赌权开放背景下面临的困难有关。澳门特区进行国家、民族认同建设既是适应自身政治地位变化的需要,也是妥善处理澳门和内地经济一体化与两地政治制度差别之间矛盾的需要。当前加强澳门特区国家、民族认同建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发展好经济,妥善处理与内地在经济融合中的矛盾;二是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调动澳门人对"一国两制"政治实践的积极参与;三是要大力发展公民教育,塑造和培养澳门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合作主义与澳门公民社会的发展

源远流长的澳门民间社团,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适应澳门的特殊管治需求而不断体制化,进而形成以代表性社团与政府紧密合作为特征的社会治理形态,由此导致以社团为主体的澳门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导向。回归以来,随着居民政治身份及其与政府关系的实质性转变,既有社团对社会成员的吸引力日趋减弱,而在蓬勃发展的公民结社中涌现的新兴社团不但促进了民间社团的分化,而且推动了抗争型社会运动的发展,令以合作为导向的澳门公民社会进入变革与转型的新阶段。

澳门社会保障中政府义务与个人责任的互动——来自一项实证的检视与思考

澳门居民如何看待社会保障中的个人责任和政府义务的关系,对于澳门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影响重大。本研究于2015年6月25-30日运用电话调查(CATI)访问了1045位居民关于社会保障中政府义务与个人责任的认知及态度。研究结果显示,较年长(≧65)、较年轻(<25)、家庭主妇都较高认同个人责任,有大专或以上教育水平却较低认同个人责任;家庭收入较高(≧40,000澳门元)的被访者较高认同政府义务;较年轻(<25)的却较低认同政府义务。居民对政府社会保障义务的落实有较高期望,但仍坚守个人责任,而传统孝道价值观与政府义务和个人责任呈正相关关系,它们启发了澳门社会保障中政府义务和个人责任的合理配置模式。

后回归时代澳门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

澳门回归以来,特区政府的宏观管治环境发生了历史变迁;相应地,澳门的管治模式也由澳葡政府时期的"弱政府—强社会"模式向高度自治下的"强政府—强社会"模式转变。管治模式的制度转型,要求澳门特区政府发展和提升自身的综合管治能力,包括政府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经济调适能力、区际协作能力和中央政策的选择性代理能力。对澳门政府综合管治能力的现状与问题进行全面评估,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就如何提升特区政府的综合管治能力提供若干政策建议。

澳门博彩旅游业高增长预期下的经济失衡分析

本文详尽地分析了目前澳门博彩旅游业高增长背后隐藏的各类失衡与矛盾,并且剖析了这些失衡和矛盾的具体表现与形成原因。本文认为,只有十分清醒地认识上述矛盾,澳门才能真正解决持续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澳门的支柱产业才不至于在高增长中失去调整和深化的机会。

论特别行政区行政主导下的行政权控制与监督——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

行政主导是特别行政区政制的基本特征。这一制度安排既是基于历史的考虑,也是出于现实的要求。但行政主导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对行政权运行监督的不足。由于行政主导体制本身所具有的行政权一权独大的特殊性,使得在实际运行中,在如何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和控制等方面,依然面临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要健全和完善行政主导体制下的行政权控制与监督,应当从完善立法监督机制、依法规范行政权的运作、完善司法审查机制、扩大公民参与,以及充分发挥社会监督功能等方面入手,通过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实现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与监督。保证行政主导体制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有效和规范运行。

理工院校知识产权教育的困境与革新

我国知识产权教育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人才紧缺。高校作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务必积极回应并予以切实解决。而其中的理工院校,不仅在数量上占所有高校比重近半,更重要的是,它具有独特优势,包括理工专长、科技力量雄厚、产学研实践丰富等,适于开展知识产权教育。文章探析理工院校知识产权教育的现状、问题及成因、革新的思路与对策等主要内容。

论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法的几个问题——与内地立法法的比较分析

由于内地与澳门的政治体制不同,决定了立法制度的差异。对行政法规的立法依据究竟是否可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还是必须以法律为立法依据,在内地的立法法中尚有争论,但在澳门立法法中清楚地规定既可依基本法,也可依法律制定行政法规。对行政法规规范的范围,在内地的立法法中行政法规并没有保留的事项,在澳门立法法中行政法规有保留的事项。对行政法规的地位,在内地立法法中法律优先原则是绝对的;在澳门是相对的,需要先服从基本法的优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