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互动、官僚自主与制度结构:中国古代言官谏诤输入的运作逻辑——基于明代万历年间“国本之争”的历史考察

谏诤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和决策制度中的重要环节,言官系统在面对不适宜的中央决策时,往往会采用谏诤输入的模式,以整纲肃纪、匡扶社稷和维护正统。谏诤输入的背后体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政治逻辑和文化底蕴。在政治系统理论、官僚自主理论和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以“变量偏离-自主行动-制度结构”为分析框架,对明朝万历年间“国本之争”中言官谏诤过程进行微观史料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的言官谏诤行为是一个反复而渐进的政治过程,围绕政治系统的决策议题,言官系统、宰辅系统和皇帝系统之间展开了复杂的策略互动。其中“何时输入”取决于干扰刺激造成的“儒家礼法”和“君主正道”等基本变量之于临界范围的偏离程度,“如何输入”体现为“上疏”与“论救”的组织自主、“定义内容”“制造热度”“选择信息”的议题自主、将压力传导给特定政治主体的压力自主,“为何输入”则源于以“祖制”为核心的传统政策、御史及给事中等科道制度以及儒学塑造的谏诤文化观念而形成的制度结构。探讨古代监察系统在履行监督职能促进完善决策方面的运作逻辑,对当今纪检监察机关“促进完善发展”职能的行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启示作用。

宋代监察权威的生成机理及价值意蕴

宋代自上而下形成了中央台谏、外台监司、州级通判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垂直领导监察体制。宋代监察权在运作中呈现出能够有效制衡行政、司法权的权威性特质。宋代监察权威首先源自监察官自身所具备的优秀监察品质;其次,其内生于作为皇帝的“耳目之官”所担负的维护封建“纲纪”的庄严使命;再次,宋代监察官铨选、回避制,从制度上保障了监察权威;最后,宋代监察官是“天下公议”化身的政治话语,从舆论上强化了监察权威的合理性、正当性。宋代监察权威在彰善瘅恶、澄清吏治、整肃“纲纪”、关注民瘼、保持政治清明等方面均起着扛鼎作用,其不仅能够为当代监察权威的构建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启迪,甚或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金初廉政思想探析

金朝廉政思想并非全部源于中原文化的输入,女真传统民族文化中就具有原生的廉政文化因素。从始祖开始,女真社会就已存在爱民重农的仁政思想、知人善任的用人思想、统一条教的法制思想和广延大议的共议思想。这些思想既是女真社会发展变化的客观结果,又是推动生女真部落联盟勃兴壮大、建立国家,并最终亡辽灭宋的重要条件。熙宗改制后,女真传统廉政思想与中原廉政文化糅合,随着廉政制度的逐渐完善继续发挥作用。

清代科举试卷违式问题探析

清代科举制度在承继明代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完善。自顺治二年恢复乡试起,清廷就开始对科场试卷违式问题高度关注,制定了相应的科场条例,并将这种严苛而烦琐的制度坚持至科举制终结。清代科场试卷违式可分为临文敬避、抬写格式与杂项违式三大类。若有违反者,清廷将通过罚科、黜落、革除功名和降调等手段对涉事士子、官员进行处罚。这就要求应试者在各级别、各场次考试中始终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以避免因试卷违式而带来的惩处。故而,平衡乡会试三场考试,而非仅仅“首重头场”,是清代士子在科举考试中的应对策略。

《使琉球录》中的“清廉”

《使琉球录》详尽记录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三次册封琉球的史实。每次册封,面对琉球国王的七场宴会款待和“一宴一酬金”的礼节,中国册封使只参加重要的几场宴会,推辞其余宴请,拒收所有礼金。册封使的却金之举,展现了中华大国风范和使臣的高风亮节,那霸的却金亭见证了中琉友好交往的历史和中国使臣清廉高尚的品格。

清廉山西建设·清官廉吏(五) 裴侠

裴侠(?-559),字嵩和,北朝河东解人(今山西运城)。北魏时曾任义阳郡守、东郡太守、左中郎将,后任西魏拓州刺史、雍州别驾,北周时任户部中大夫、工部中大夫等职。裴侠一生清廉奉公、体恤百姓,被世人称道。《北史·裴侠传》载:“侠躬履俭素,爱人如子,所食唯菽麦盐菜而已,吏人莫不怀之。”“此郡旧制,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裴侠认为“以口腹役人,吾所不为也”,便废除了此项待遇。当时还有“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的规定,然而裴侠“亦不以入私,并收庸为市官马。岁时既积,马遂成群。去职之日,一无所取。”百姓为此传颂他:“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

中国传统腐败治理体系分析

立足于“大历史”视角,中国传统腐败治理体系分析旨在梳理和总结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下腐败治理的核心理念和主要措施。中国传统的腐败治理方案首先是借助德礼教化构筑腐败治理的思想基础,如在选官任吏中注重德行考察并通过强化名节观念树立为官理念;继而借助严密的律法搭建腐败治理的制度框架;然后细化腐败治理的正向引导措施,保证制度的有效运行,如采用优俸制度引导官员自觉抵制贪腐,设计考课制度引导官员勤于政事。中国传统腐败治理中的惩治措施主要是赋予监察机关强大的惩治腐败权力,并以垂直管理的模式保证权力行使。从经验和不足两个角度评析传统视角下的腐败治理,可以为当今的腐败治理提供借鉴。

治河廉洁人物(一)

前言:数千年治水实践孕育创造了底蕴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水文化,凝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利廉洁文化。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部署,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应有之义,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支撑。

御史纠弹:唐代官吏犯罪的侦控程序考辨

御史纠弹是唐朝追诉官吏犯罪的程序。“纠察”为调查程序 ,指御史依职权对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吏的各项职事进行主动监督 ,以发现犯罪并进行调查。“弹奏”为控诉程序 ,指御史将其所发现并已核实的案件事实直接向最高统治者提起弹劾。纠与弹是相互联系的两个阶段 ,前者是手段 ,后者是目的。御史纠弹制度中的一些合理设置 ,可为当今追诉职务犯罪的制度建设提供史鉴.

试论明代官吏考察制度

明代官吏考核制度在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发展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而官吏考察制度又是明代官吏考核制度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考察制度的发展演变、外官考察制度、京官考察制度、考察奖惩制度以及考察救济制度等五个方面对明代官吏考察制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并对其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或见解。

中国古代弹劾制度探析

中国古代弹劾制度是封建监察制度的核心内容 ,弹劾权是御史的最重要权力。其权力运行特点 :在皇帝直接领导下 ,独立行使 ,弹章直达御前 ,皇帝亲自裁决 。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典型形式

人民政协作为我国协商民主的典型形式,拥有其他协商形式所不具有的政治优势。从制度进步的角度观察,现阶段人民政协仍然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之监察

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之劳动法调整范式的缺位,折射出现代劳动法历史使命再续和逻辑延伸之客观需求。家政工人在现代社会语境中所内射出来的诸多"人像"特征,有别于传统私法视域下的"人像"。固守形式平等的私法理念不能回应和规范家政工人这一特殊群体的内在利益诉求。践行实质平等之社会法理念下的家政工人劳动权益监察制度,是国家基于社会本位的思想,对弱势家政工人劳动权益给予倾斜性保护的重要利益干预和调控机制。家政工人劳动权益监察制度是在家政工人劳动权益受劳动法保护模式下的必设性制度。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监察制度与劳动监察制度在制度接轨时必须考量二者之一般性和特殊性。

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的权力地位与监察法

监察是中国古代职官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中国古代监察机关,通过建立遍于全国的监察网络,统一行使监察权,不断提高监察的权威性;同时通过实施立法监察、行政监察、司法监察,不断扩大监察权力,实现了监察对象的全覆盖,形成了扼制官吏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中国古代监察法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和中华法系的重要表征。监察法的发展和监察机关权力的演变是相向的,同时也为后者开展监察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可为当前的监察体制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镜鉴。

清代律例成案的适用——以“强盗”律例为中心

在清王朝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律的不足,此外还有许多相应的法规,与律例并存,起到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其中律、条例、成案的法律效力在学界颇有争议。在通过"强盗"105例,成案195案的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律在法典中处在核心的地位,例在具体量刑方面的效力大于律,而制定法是清代法律渊源的主体,成案所有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有限。

论唐五代藩镇使府内部的监察体制

唐五代时期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除了御史台派御史和皇帝临时遣使分巡各地外,各级地方政府内部亦置有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员,其中在藩镇使府中置有节度判官或观察判官,合称两使判官,此外还置有孔目官,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内部监察体制。两者的分工是:两使判官主要负责监察事务,孔目官主要负责文案的勾稽,从而达到对政务监察的目的。

论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监、检、法关系新构

监察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系统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表明我国反腐机构专门化的发展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方向。但反腐的标本兼治不仅是个反腐机构专门化的问题,还是一个反腐新制度、新机制的建设问题。在刑事诉讼领域,监、检、法关系的确立应当符合宪法精神、法治规律和司法规律。监察委员会职权兼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属性,而现代法治要求监察委员会腐败犯罪调查权应当更加凸显司法权属性。监、检、法关系的新型构建,应当坚持法治原则、"职权等量配置"原则和"兼顾程序"原则,其关系架构应当以"等边三角形"模式为基本形式。"等边三角形"架构有助于:理顺监、检、法权力关系,做好职权分解;划清监、检、法责任界限,加强权力制约;严格监、检、法用权管理,完善权力监督。

传统中国朝议、谏诤和巡视三种监察机制探究及其现代启示——基于内向分权与外向分权的解析

分权是权力监督制约的必要手段,包含了内向分权与外向分权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实施路径。君主制三种监察机制朝议制度、谏诤制度和巡视制度,都是一种君权的个人授权或委托权方式,这是一种功能分权而非结构分权,其内向化的发展趋势导致监察机构自主性较差,其监督制约最高权力即君权的功效较弱。传统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证明: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要共生互补;权力监督的核心是监督领导人或领导层权力,领导层权威要与制度或组织权威相协调。传统监督与现代监督在操作主体、目的、参与主体以及法治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现代监督是传统监督的创造性转化。

论新中国初期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及其实践

新中国初期,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以革命根据地人民监察实践为基础,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到无疾而终的过程。人民监察通讯员揭发各种违法失职与官僚主义行为,宣传监察工作的意义,提出合理化建议,深入群众,反映群众问题。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融于新中国初期各种运动中,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提供了民众监督和干部接受监督的制度实践环境,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于发展新型的民主制度,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和加强执政党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唐代的封驳制度

唐代以封还皇帝诏命为对象的封驳制度渊源于两汉,酝酿于初唐,形成于唐代中后期,主要由门下省官员给事中职掌。封驳的目的在于追救缺失,防患于未然,而封还诏敕并加以驳正则是其最主要的方式。在权力高度集中的封建皇权社会,封驳制度在加强权力监督、抑制皇权膨胀等方面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这种作用也不宜高估,唐代中后期三省制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封驳作用的发挥,而当政者能否接受逆耳之言、给事中能否履行职责也同样决定着封驳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