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小野大”的延续:韩国国会选举与政治外交动向

在韩国第22届国会议员选举中,执政党国民力量党遭遇惨败,第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几乎重演了在2020年国会选举中胜利的一幕。分属保守派和进步派的两个主要政党继续掌控国会,国会两大党制进一步巩固。选举结果显示,“政权审判论”压倒了“在野党审判论”,准联动型比例代表制并没有带来小党的广泛政治参与。从政党博弈与主要政党差异化的政策主张看,新一届国会将继续牵制尹锡悦政府的政策实施,或将推出一系列特检法案对政府施压。在持续的“朝小野大”格局下,韩国可能经历“失去的五年”。

地区视域中的韩国研究

“地区研究”近年来颇受关注,因为地缘与文化方面的密切联系,“中国研究”“日本研究”和“韩国研究”合力构成了“东亚研究”的全貌。本文围绕“东亚研究”所观照的总体性,从“地区视域”的角度出发,探讨“韩国研究”中的问题意识,简谈“地区研究”在当下学界和社会中的意义。

重庆时期韩国临时政府的主权意识演变——以宪政立法和承认外交为中心

1940年韩国临时政府迁址重庆,先后两次修宪并制定《建国纲领》,明确战后建立主权独立国家的奋斗目标和工作重心。重庆时期的韩国临时政府通过宪政立法和集中军权,加强对内主权的重塑和稳固,同时将实现民族独立、获得政府的国际承认和建设武装部队确立为基本外交方针,致力于通过“承认外交”获取对外主权。然而,“临时政府”的特殊身份和“革命宪法”所构建的主权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加之各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和对韩国临时政府地位存疑,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外交”最终以失败告终。

韩国新右派与尹锡悦政府关系

2022年尹锡悦当选总统,韩国保守派势力时隔五年再次执政,韩国政坛和社会日益倾向保守化。尹锡悦政府保守主义色彩根植于韩国新右派的发展,对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新右派在政治层面重视审议民主,经济层面主张自由市场体制。尹锡悦政府作为新右派势力代表,不仅意识形态上继承新右派理念,而且人事安排上也重用新右派核心人物,致力于形成思想统一的政策制定团队。外交政策上,尹锡悦政府着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与所谓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尹锡悦政府的新右派色彩对地缘政治及中韩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其施政效果也受到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制约。

韩国与北约安全合作的深化和升级

韩国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之间的安全合作虽不久远,但发展迅速。特别是近年,随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以及北约不断转向亚太,双方安全合作进一步升级,合作领域不断深化,合作机制得到加强,合作对象日益拓展。双方基于利益需求相互借重,势必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给中韩关系带来冲击。双方安全合作势必推动北约“亚太化”趋势。该趋势促进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间形成更深层次勾连,利于美国推动“两洋战略”联动效应,在欧亚大陆两端形成对中俄的“双压制”态势。双方安全合作同时助推亚太“北约化”,以北约亚太伙伴国为基础,亚太地区可能出现类似于北约的多边安全联盟。

中日韩生育福利支持政策的比较及启示研究

中日韩均面临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挑战。对此,中日韩均调整了生育政策,并为生育提供多方面的支持。经过多年发展,在经济支持方面,中日韩的生育友好个税政策逐渐趋同,但育儿休假现金支付、育儿补贴政策各具特色。在生育医疗保障方面,中日韩通过公共医疗保险为产前检查和住院分娩提供支持,对辅助生殖医疗的规定却有所不同。在育儿休假和儿童保育服务方面,中国主要为家庭提供产假和生育奖励假期支持,儿童保育服务迈入新阶段;日本和韩国则着重发展父育假、育儿假政策,儿童保育日渐成熟。结合中国生育福利支持政策现状,本文提出加大经济支持、扩大生育医疗保障、细化育儿休假设计、丰富儿童保育服务等建议。

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乡村建设的实践启示

韩国“新村运动”为解决乡村贫困问题和促进乡村有序建设开发提供了经验参照,可为我国现有乡村建设提供实践启示。文章基于乡村建设视角,探讨“新村运动”的缘起、内涵及建设变迁,围绕住宅改良、统一稻增产、新村事业指导者和家庭礼仪准则施行等相关举措,系统厘清“新村运动”带来的经验启示。研究发现,韩国“新村运动”改变了其乡村地区长期存在的传统而单一的社会经济结构,更大程度地激发了农民自助精神和市场化转型。其成功经验虽不可复制,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策制度体系”“积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让农村成为美丽宜居的生活家园”“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等共性部分对我国推进乡村建设有一定借鉴启示作用。

城乡交流中的多尺度网络与重构——以韩国的经验为例

韩国作为东亚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通过“压缩式”城镇化道路高速发展,但依然存在城乡发展失衡问题。21世纪以来,多尺度研究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地域社会学等学科中的新兴解释框架。多尺度研究中体现出的尺度社会网络性、尺度行动者主体性、尺度政治过程性等社会属性,为城乡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当今,城乡交流日益成为一个多元、开放、跨地域的多尺度重构的社会过程。二战后,韩国为缓解城乡二元对立关系,大力推行促进城乡交流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社会组织作为跨尺度行动者之一,在中央、地方、乡村等多尺度的博弈合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将其他多尺度行动者编织成一个覆盖城乡的网络领域。韩国的有效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在于:第一,夯实和细化城乡交流的法律保障,拓展提升多元尺度行动者的多重功能;第二,培育跨尺度行动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城乡领域的枢纽性作用;第三,精准划分城乡尺度,积极打造多尺度的城乡交流网络。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对退休决策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使得韩国的公共养老金制度面临日益严峻的支付压力。与此同时,韩国公共养老金制度存在忽视老年雇员养老金待遇问题,为此一些老年雇员想通过延迟退休为更长的退休生活储备足够的资金,但由于年老引起的劳动效率下降又导致老年雇员难以适应竞争性工作环境。经研究发现:首先,与公共养老金制度相关的前瞻性激励措施对退休概率有显著影响;其次,年长男性雇员对延迟退休带来的额外收入和增加的养老金待遇更感兴趣,而非对更多养老金财富带来的经济收益更感兴趣;最后,子女对父母的代际上行收入转移对于父母退休后的生活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低生育率加大了缓解老年贫困和保持养老金稳定的难度。

从尹锡悦总统民调走势分析其执政前景

尹锡悦2022年5月就任韩国总统以来,对外奉行“价值观外交”路线,着力提升韩美同盟关系,积极改善韩日关系,谋求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化,加入美国主导的排他性小圈子。其对朝鲜坚持强硬态度,强调实现“依靠力量的和平”,推动美国战略资产部署在韩国,进一步加剧半岛紧张局势。在内政方面,尹锡悦否定前任政府政策,推行“理念治国”,与在野党关系紧张,加剧社会矛盾,改革举步维艰。其上台后,韩国经济复苏乏力,民生未见起色。正因如此,尹锡悦就任总统第一年的执政评价在韩国历任总统中排名靠后,反映了尹锡悦政府内外政策并未得到多数民众支持,这为2024年4月国会选举埋下了伏笔。尹锡悦执政之路将遇到重重阻力。

老龄化背景下韩国农村社区治理经验及启示——基于CPTED理论的分析

当前农村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使农村地区预防与抵御犯罪的能力不断减弱,由此产生的农村社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以CPTED理论为切入点,通过梳理韩国CPTED的引入背景、制度建设与实践现状等内容,总结出其本土化发展类型。其中以居民为主导的安心村事业是韩国目前大力推进且已开展近10年的安全保障事业。韩国忠清南道老龄化安心村事业建设经验表明:农村CPTED实践除了改善物质空间环境以外,还应从农村独特的空间规划、人口结构、犯罪特征、生产活动、社会关系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加强对社会环境的改善,具体包括完善CPTED条例,辐射农村范围;引导居民参与,构建多元合作模式;预防农产品盗窃,强化群防群控合力;整顿“空废裸闲”地,降低犯罪恐惧感;加强弱势群体援助,共织社区情感纽带等。

开放政府数据隐私风险控制的先导性研究

[目的/意义]引入风险管理思想,从隐私风险控制角度来对政府数据开放进行研究,力图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发展以及政府大数据隐私风险管理工作提供借鉴。[方法/过程]对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控制的概念进行梳理及必要性论证,分析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控制国内外研究动态,从风险管理理论、多元公共行政观理论来探讨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控制的理论基础,提出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控制研究的基本思路。[结果/结论]政府数据开放隐私风险控制的研究应基于隐私风险识别、隐私风险评估、隐私风险控制措施等多维视角的研究。

韩国式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韩国人口危机

从女性的角度看,韩国的人口下降危机是韩国女性长期以来遭受性别压迫的必然产物。一方面,韩国式资本主义产生了压迫女性的特殊机制。韩国财阀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使韩国经济深陷危机,女性首当其冲,而且危机加剧了工人阶级内部的性别对立。在过度积累危机下,财阀垄断资本日益将女性身体作为增殖手段,大众媒体则在宣扬消费文化和审美标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强化了韩国女性的从属地位。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韩国广为流行,其鼓励韩国女性与男性在职场展开竞争,但韩国职业女性仍无法摆脱传统观念赋予自己的社会角色,面临职业和家庭的两难选择。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韩国的人口危机反映了韩国式资本主义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与促进资本持续积累之间存在的冲突,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韩国女性传统角色之间存在的冲突。韩国女性成为这两种冲突下的牺牲品,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成为其面对性别压迫的自然选择。

代际矛盾下韩国的“老人政治”与“青年政治”探析

韩国正面临愈发严重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且老龄化和少子化在不断加剧不同年龄层的矛盾,尤其激化了对分配与再分配政策持有较高敏感度的青年层与老年层的代际矛盾。在韩国社会,代际矛盾主要围绕就业和福利政策展开。在代际矛盾不断反复并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韩国各党派之间持续进行政治斗争,形成偏向特定世代的政策。由此,不同年龄层的政治理念分歧愈发扩大,代际矛盾进一步加剧。由于老龄化现象在韩国愈发普遍,占据更大人口基数的老年一代享有更多话语权,“老人政治”应运而生,老年群体的福利压倒性超过青年群体的福利,针对青年层不平等的分配与再分配政策愈发凸显。在“老人政治”盛行的背景下,青年群体的诉求与利益得不到保障,产生了需要在政治层面解决世代间不平等问题的想法,最终形成了“青年政治”。在韩国,对现状感到不满的青年群体迫切渴望改变韩国政坛,变革韩国固化的社会结构,在政治参与中作出了新的尝试。

韩国社区营造中的政府参与及其启示研究

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十分重要,它关系着社区的健康发展。韩国各地方政府在社区营造中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构建社区营造专项预算体系、组织社区活动,有效推动了社区营造事业的发展。探讨韩国社区营造中的政府角色,对我国社区治理具有现实借鉴意义。在具有强政府传统的中国,其社区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作用仍然不容小觑,政府在顶层设计、法律法规完善、资金投入以及重要活动开展等方面应该更加积极有为,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

韩国后新冠疫情时代的“衣”“食”现象探析

新冠疫情的暴发打破了整个世界和社会原有的秩序。在新冠疫情期间,伴随着社会距离的常态化,居家办公和线上教育逐渐成为新的生活模式,并迫使人们的活动范围从原来的户外和公共场所转变为室内和居家。面对新冠疫情对人们的生活模式和活动场所带来的许多长期性和根本性的影响,“后疫情时代”与此紧密关联的“衣”“食”方面的变化现象自然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其中,韩国因其“韩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带动着韩国时尚和韩国饮食席卷亚洲乃至世界。挖掘韩国后新冠疫情时代中出现的相关新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而对韩国后新冠疫情时代的“衣”“食”现象进行解析,可以为相关产业的革新提供新思路和理论性依据。

韩国的地位焦虑与韩美同盟关系升级悖论

冷战时期,美国在全球建立了庞大的同盟网络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虽然着重加强同日韩两国的双边关系,但美日韩三边同盟关系始终没有形成。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构建围堵中国的“小多边”准同盟,不仅能够使美日韩在某一领域形成满足美国战略需求的三边关系,而且也契合韩国谋求大国地位的需求。长期以来,韩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是,借助美国的力量维护自身安全,以求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然而,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恨”民族心理,持续影响了韩国对外政策的选择,造成韩国追求大国地位的国家目标与韩美同盟升级之间产生矛盾,导致韩国陷入“地位焦虑悖论”的状态。美国东北亚同盟体系从短期来看会有升级趋势;从长期来看面临倒退,甚至有失败的风险。因此,中国需要稳定发展趋势,积极主动出击,巧妙化解危机,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韩国总统制度探析

1945年8月,大韩民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后,立足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政治传统,经美国的支持与帮助,最终确立了被国民认可的总统制度。自总统制度形成以来,一再变更,但本质上皆为当政者维护独裁的工具,国家并未形成稳定的宪政秩序。随着韩国社会形势的变化,韩国的总统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第六共和国民主政治运行体系下的一部分。进入民主社会以后,韩国的总统制度保持了稳定,但由于受到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总统的权力依然偏大,制度在国政运行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因此需进一步探讨韩国总统制度的优化方案,以期更好地维护韩国的民主宪政体制。

论金大中政府关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想

为实现朝鲜半岛的长期稳定与持久和平 ,金大中总统上台后开始构建新的半岛和平机制 ,其主要政策和措施有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巩固韩美军事同盟关系等措施加强军事实力 ,以此作为构建半岛和平机制的基础和后盾 ;二是改善对朝关系 ,实施以“阳光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对朝柔和政策 ,以此作为构建半岛和平机制的主要策略 ;三是加强周边“四强协调外交” ,密切与其关系 。

韩国应急管理体系的演变及其启示

近20年韩国应急管理体系(中央政府层面)演变历程表明,重大灾难事件的推动与政府自上而下权威性引导相结合,是韩国应急管理体系变革的主要动因。韩国完善相应法律法规,建立专门机构和协调机制,实现综合化管理等实践,可以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