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的组织韧性——以“健康扶贫行动”在缅北的生存与发展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在冲突环境下的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合作乃至建设和平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在冲突环境急剧变化、逆境丛生的状况下,为何一些非政府组织呈现出更强的生命力?本文引入“韧性”概念,提出基于“认知—行为—关系”互动的组织韧性进程模型,用以解释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不仅能够反弹恢复生存,甚至实现改进发展的原因。缅北地区长期遭受战乱,社会发展迟滞,民众流离失所,近年来又成为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的“温床”,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地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非政府组织“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致力于一个最贫困与最边缘化的人群享有卫生权利的世界”,进入高风险的缅北地区并持续运营30年,体现出强劲的生存能力和发展势头。无论是在缅甸军政府统治时期,还是在民主化转型时期,抑或是在紧急状态时期,“健康扶贫行动”都能够及时调整自身认知、改变行为模式、构建关系网络,展现出较强的韧性能力,有效应对缅北地区既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其韧性能力也不断进行迭代,最终达到韧性治理的结果。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的WTO《渔业补贴协定》谈判与展望

渔业补贴是各国支持渔业发展的重要工具,但其引发的过度捕捞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各方关切。2022年6月17日,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2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渔业补贴协定》,这是20年来国际渔业补贴谈判的重要成果。作为第一个旨在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WTO多边协定,《渔业补贴协定》通过减少具有破坏性的捕捞补贴,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在未来前景方面,《渔业补贴协定》为全球贸易与环境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模板,WTO成员在推动该协定最终生效的同时,还将对未决问题继续开展谈判。对于中国而言,实施《渔业补贴协定》的机遇大于挑战,有助于我国实现渔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主动参与全球渔业治理、积极参与WTO有关贸易和环境议题的讨论。中国应积极履行协定承诺,并建设性地参与未决事宜的谈判,提出符合自身核心利益的提案。

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目标下中国气候风险管理前景分析

全球气候变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加剧了气候变化风险,未来这种风险将更加复杂且难以管理。早期预警是减轻灾害风险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文章系统回顾了国内外早期预警发展及早期预警技术的全球演变历程,归纳总结了国际早期预警从概念提出到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发展的4个阶段,剖析了气候变化背景下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3方面内涵。结合我国早期预警服务的现状和发展模式,以及新形势下面临的气候风险、预警需求和技术差距,提出了在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目标下,我国在气候风险管理方面的3个优先方向。一是加强对复合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发展机理和预报预警的科学研究,以及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中潜在临界要素的研究,评估极端事件和临界要素引爆后的潜在级联影响和规模,提高灾害风险认知能力,拓深、拓广已有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提升防范新型气候灾害风险能力;二是识别气候变化对行业、领域和区域绿色低碳转型可能造成的产业风险,加快构建面向气候和气候变化尺度的国家级气候安全早期预警平台,提升全社会应对气候风险的能力;三是开展多灾种早期预警国际合作,帮助尚无早期预警系统或早期预警系统效力不足的国家建立和完善早期预警系统,重点是厘清区域和国家存在的主要气候灾害风险和等级,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紧迫需求,提供多品类气象防灾减灾公共产品,提高国际影响力。

“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特色国际组织外交的转型和创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深刻变化。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组织外交是推动构建中国与外部世界新型关系的重要路径。中国特色国际组织外交正经历从加入和适应到主导和引领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从加入到创立国际组织、从学习和引进到分享和示范、从接受援助到主动捐助、中国籍国际组织官员和职员的突破和增长等多方面。在“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特色国际组织外交应积极推动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国际组织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落实“三大全球倡议”,吸引更多的国际组织机构落户中国、加强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推送,走出一条变革、共建和引领的创新之路。

全球发展倡议赋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系列公共产品之一,既有理念的倡导,又有行动的指向,具有共同性、合作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强化发展理念、明确发展原则、聚焦发展行动,助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发展倡议可视为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国方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则为推广、践行全球发展倡议提供国际平台。对接、共建和示范,是全球发展倡议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赋能的主要路径。

管理层结构对国际组织决策偏好的影响——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本文收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力资源数据,分析管理层员工结构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管理层员工结构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偏好产生正向影响。借款国国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中层管理人员越多,担任总裁办公室主任和地区部门主任的管理岗位的国民越多,担任执行董事和副执行董事人数越多,在欧洲和西半球地区部门任职管理人员越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更偏好于该国。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借款国与美国外交立场一致,获得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援助越多,借款国国民担任管理人员越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决策会更偏好于该国。中国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时,常处于劣势地位。本文从人力资源视角提供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新思路和新路径,以期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

莫迪治下印度气候政治叙事:一种“印度式现代化”的诠释

莫迪政府执政以来,通过一系列战略发展规划,使印度现代化驶入快车道。其间,《巴黎协定》诞生以来印度气候政治衍生出国际、国内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在国际层次,印度的气候外交更为积极灵活、国际气候合作双多边成就瞩目、对外气候援助增强;反观国内层次,能源发展状况与实现脱碳目标两难、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引发环境争议和生态失衡、农业现代化造成污染严重、政府对环保组织施压。综合来看,叙事根源在于:在长期执政的基本政治诉求下,追求“印度式现代化”,气候治理让位于“印度式现代化”短期经济目标,并借气候议题实现印度的“领导性强国”战略目标。印度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如果不能调和“发展vs.治理”的矛盾,恐将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亦不利于“印度式现代化”之长远发展。

美国科技体制沿革及其驱动因素

二战以来,美国科技体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历史沿革,分别呈现出“战争威胁呼唤科技发展”“全球化驱动技术预见和创新”“大国竞争促使‘全政府’‘全社会’动员”的基本特征。科技体制变革的背后反映了不同时期美国为适应外部环境所形成的竞争性行为逻辑,集中体现为权力竞争与安全竞争两个方面,即维持优势主导地位与克服威胁挑战是科技体制变革的核心目标,而美国决策精英对外部环境的认知是影响美国科技体制变迁行动逻辑的根本原因。美国科技体制沿革背后的竞争逻辑投射到对华竞争战略上,就是对华实施科技遏制与围堵。同时,美国科技体制的演进也可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经验参考。

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近年来,日本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2022年12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并首次将经济安全纳入这一安保领域的最高级别文件,这也标志着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初步确立。该战略以确保日本“战略自律性”“战略不可或缺性”以及突出国际秩序的维护能力为口号,以提升供应链韧性、确保重要基础设施安全、支持尖端技术开发以及加强特定保密制度为抓手,以期达到维护日本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在战略实施阶段,日本通过出台法律、完善管理制度与执行机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一系列举措,形成了一整套维护经济安全的顶层设计。在对外合作上,构建起以日美“经济安全同盟”为中心、日欧协作为侧翼,辅以发展中国家支持的战略实施体系。日本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构建与实施将给亚太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以及中日关系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热带雨林保护相关国际组织的基本特征、工作方式与启示

热带雨林的保护具有紧迫性和全球重要性,长期以来,国际组织在热带雨林保护工作中贡献了力量,能够为我国热带雨林保护工作提供启示,但目前缺少系统的研究。首先,基于《国际组织年鉴》的检索结果,以文献检索作为补充,整理得到128个热带雨林保护相关的国际组织(TR-IOs)。在此基础上,从TR-IOs的组织规模、组织性质、设立目标的演变三个方面,总结TR-IOs的基本特征。随后,以TR-IOs发布的文件及其开展的活动为依据,参考相关研究,将TR-IOs的工作方式总结为四类,并进一步分析了工作方式和三个基本特征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基于对TR-IOs的全面认识和我国热带雨林保护工作现状,从两方面提出对我国的启示。研究表明,(1)TR-IOs按照组织规模,可分为国际型组织、洲际型组织、地区型组织、其他组织、面向国际的国家型组织;按照组织性质,可分为科研团体、政府间组织、行业协会和基金会;按照组织设立目标的演变,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侧重科研的保护价值认知阶段、侧重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和实践阶段、侧重气候变化应对和新型方法的探索和实践阶段。(2)TR-IOs的工作方式包括科研监测、协议倡议、标准认证、实践示范四类,组织规模、组织性质、组织设立目标的演变,与工作方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3)研究得到两方面启示,一方面,我国应当加入有影响力、规模大的TR-IOs,提升保护管理能力;成立研究机构和行业协会,加强区域领导力;在政府的主导下,完善与TR-IOs的合作,建立实践示范。另一方面,建议完善科研合作机制,促进科研成果与实践成果之间的相互转化;发起热带雨林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倡议;完善热带雨林相关认证体系;建立实践示范,协调热带雨林保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后发大国视域下的国际组织创设逻辑——从反思和改造西方国际组织创设理论展开

20世纪西方学界在国际组织创设逻辑上先后推出了社会需求决定说和国家意志决定说,并在论争中统一了二者。这种叙事能够解释国家创设国际组织的原因,却无法回答国际组织为什么在特定时间、地域、领域、以特定形式产生等关键问题。理论解释力的局限源于本体论的缺陷。20世纪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争鸣中形成的“系统—结构—行动者”三层次本体论奠定了既有国际组织创设理论的根基,但它囿于个体主义传统和着眼国家间对象性关系的学科任务,未能完整阐述国家间多边关系组织化的原理,也缺乏对非西方后发大国立场的观照,无法有效指导21世纪的国际组织创设和改革。国际组织创设理论的革新需要从非西方后发大国的知识需求出发,改造“系统—结构—行动者”三层次的变量关系,从个体主义视角、双边关系本位转向结构主义视角和多边关系本位,基于互动场域、权力结构、集群角色等中心概念来实现合作共识、制度选择、组织方案等重要事项的可论证性。修正后的理论叙事将呈现国际组织创设中的关键节点,同时观照后发大国引领多边合作所面临的特殊现实和挑战。

韩国涉核舆论与政策动向探析

近年来,韩国在涉核问题上的一些新动向值得关注和警惕。一方面,韩国政界、学界和舆论界突破此前的政治禁忌,大力鼓吹韩国应“自主拥核”或引入美国战术核武器。另一方面,韩国政府持续加强美韩“延伸威慑”“核共享”等形式的核合作,并持续谋求弹道导弹、铀浓缩和乏燃料再处理等潜在核能力。当前韩国核议题日趋活跃与大国竞争加剧、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松动及其“中等强国”抱负密切相关。韩国谋求所谓“自主拥核”受到国际核不扩散公约、美国约束等因素影响,短期内难以实现(或无实现的可能),但其强化对美核合作与发展自身潜在核能力的做法则取得较大进展,并因其隐蔽性而易被外界忽视。韩国在涉核问题上的做法正在冲击东北亚地区安全秩序和核不扩散体系,对此应予以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

The Centre for China and Globalisation(CCG)Attends the 60th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MSC)and Hosts Side Event

The Centre for China and Globalisation(CCG)hosted a side event on February 17 titled"China,Europe,and the United States:Climate Cooperation in an Era of Great Power Politics"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MSC)2024,which was convened from February 16 to 18,2024 in Munich,Germany.

高校国际组织人才语言能力培养问题研究——以吉林大学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培训班为例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形势充满不确定性,国际治理面临重大挑战。国际组织作为非主权国家外的又一国际社会重要参与者,其不仅对国家间的交流、协调、合作起到重大作用,也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领域展现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愈发重视通过国际组织来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以此提升国际地位,扩大国际影响力。而向国际组织输送高质量人才,对于增强我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传达中国理念、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维护国家利益具有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吉林大学国剧组织与全球治理培训班(后简称为IO班)的研究,围绕课程设置、教学成果等进行问卷调查,IO班120名成员对问卷做出回答,体现了现存的优势与不足,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提供样本,进而助力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高素质人才,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发展。

中日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动因、前景及路径探析

第三方市场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创新性的国际合作模式,深刻诠释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后疫情时代,在碳中和目标下,以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将成为两国拓展新兴领域、深化互利合作,共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以减碳工程和固碳工程作为主要路径,以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智造和绿色金融为核心框架,以氢能产业为战略优先发展方向,以新能源电池产业为发展重点的中日绿色低碳第三方市场合作前景广阔。对接第三方国家绿色发展规划,充分发挥中日两国以及第三方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构筑“三赢模式”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也符合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存亡危机”及相关事态与日本对台政策取向

自2015年“存亡危机事态”概念的提出,到2021年宣称“台湾有事”会引发“存亡危机事态”,日本从国内立法角度为介入台湾问题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存亡危机事态”作为一个动态化的变量,当其事态尚未达到严重程度时,日本政府将其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当其事态严重时,又将其认定为“武力攻击事态”。针对“台湾有事”,日本政府倾向以“存亡危机事态”“重要影响事态”或“武力攻击事态”予以认定,但受政治右倾化、国家利益导向、日美同盟等因素影响,又往往会出现恣意解释“事态”的倾向,实质是为其武力介入台海寻找最有利的说辞,也是为其借台湾问题随美遏华制造借口。日本通过舆论造势、加强立法、强化日美同盟机制等举措,加大对台湾问题的介入力度,势必会严重冲击中日关系和地区安全。

国际公务员与法学院高质量涉外人才培养——兼论法学院《国际组织和国际公务员》课程因应设计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既是世界对中国的召唤,也是中国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的时机。国际公务员将成为中国法学院高质量涉外人才培养的新风口。法律人才在国际组织既可从事一般事务工作,也可从事具有专业门槛的法律专业性的工作。中国应加大国际公务员中法律人才的输送。但中国学生(包括法科生)对国际组织体系、国际公务员制度、相关文书写作及竞聘流程等缺乏系统性学习,这对高校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或形成障碍。因应高校培养国际公务员的时代之需,文章提出《国际组织和国际公务员》课程设计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国内师资较缺乏国际组织实务经验。为此,文章建议中国政府应强化现有国际组织人才资助体系,将高校教师(特别法学教师队伍)全面纳入国际组织的政府职员借调项目,教师保留现有教职,全职进入国际组织承担中层及以上管理工作,或者非管理的顾问岗位工作,在其回归高校后建立对应的晋升等配套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充实到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教师队伍。

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对联合国维和的影响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对行动所获的资金支持及人员派遣规模均有关键影响。由于五常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方式和程度往往被彼此间外交立场差异左右,那么就维和行动而言,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大还是越小时,维和行动会得到更多支持?当前研究未能很好地回答该问题。从维和行动的供给侧逻辑出发,本研究将五常国对维和行动的供给偏好分为了合作性供给偏好与竞争性供给偏好两个情境。在此基础上,从维和行动本身及维和行动出兵国两个层级出发,本研究认为,在合作性供给情境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小,其对行动的摊款越高,投入的人力总规模越大,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也越高。而在竞争性供给情境下,五常国外交立场差异越大,其对行动的摊款反而越高,投入的人力总规模越大,五常国对行动出兵国的援助也越高。通过数据分析,本研究证实五常国影响维和行动的逻辑服从合作性供给的相应假说。此外,就中美两国对维和行动实施的不同影响进行讨论也是本研究的题中之意。总体而言,本研究不但证实了当前五常国在维和行动中的多边合作趋势,也明确了中国在维和行动中的积极作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人权治理的本质审视

总的来说,现代人权意味着人类社会崇高的道德诉求、政治理想与法律规范。中国提出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权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法理性三个本质维度引领着全球人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诉求,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的共识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理想,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的秩序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法律规范,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强权即公理”到“良法即善治”的机制转向。

全球气候安全问题的演进逻辑、成因分析及出路探究——以联合国为实证

全球气候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既关乎各国的安全与发展,也涉及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通过联合国在全球气候安全领域的实证分析,揭示气候安全议题从“环境冲突”到“气候安全”独立化的演进过程。联合国通过安理会辩论和阿里亚模式会议,逐步将气候安全纳入国际安全议程,推动全球重视和应对气候安全风险。气候安全的复杂性源于各国在立场、经济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气候议题不仅关涉环境,更处于国际政治和经济博弈的最前沿。针对这一挑战,加强法律约束、构建前瞻性的风险评估工具及强化多边合作机制被视为有效的应对路径。同时,中国在全球气候安全治理中展现了独特的策略,主张通过合作共赢和多边主义,推动建立公平、可持续的国际气候治理框架,彰显出重要的建设性作用。